变化，从1978年12月18日开始。这一天，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打那以后，经济建设成为中国人的中心工作。 在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调动了农民种地的积极性，亿万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在乡镇，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在城市，各行各业都发生着剧烈变化。经济的发展，同时带来了社会的进步和思想观念的改变。 从1978年到2008年，30年的时光，在农村、乡镇和城市，都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本期辑录了几个小故事，您读下来没准能够看到自己的影子。

我的父亲

文／於 翔

我的家乡在浙江北部的湖州，地处杭嘉湖平原和上海、杭州、南京的中心地带，是自古的“丝绸之府，鱼米之乡”。我的家就坐落在湖州素有“桑林”之称的双林镇的农村，当地的农民家家户户种桑养蚕，种植水稻。我的父亲就出生在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他和他的祖辈们一样，起早贪黑种稻养蚕，吃苦勤劳是他们的秉性。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这股春风吹到我们村的时候，已是1980年。父亲的命运也因此而彻底改变了。 从扫地工到供应科长 父亲感觉到改革开放这股春风的到来将意味着什么。经过一段时间的慎重考虑后，在1980年底，只有小学一年半学习经历的父亲毅然决定辞去生产队队长，于1981年初去乡里的集体企业丝织厂上班。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集体企业，并不缺人，只答应给父亲一个别人不肯干的扫地工工作，父亲不假思索就答应了。他认为，只要能吃苦、肯干，就决不可能永远干扫地这个行当。 扫地其实不是很繁重的工作，只是拣拾机器上掉落的纸张和清理车间内的卫生。厂里都是清一色的青年女工，不少女工怀孕后坚持上班，机器的边上常有妊娠反应的呕吐物，父亲不厌其烦地打扫着辖区的卫生。他那个车间，每月都是卫生先进。终于，在1981年底，父亲等待到他的第一次机会。 父亲所在的丝织企业决定扩大生产规模，需要对外招工，而父亲因扫地工作勤恳，厂领导指定厂里最好的师傅教他。于是父亲由一个临时的扫地工变为正式的技术工人。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厂里的6个生产车间中，我父亲当班的车间是机器出现问题最少、解决问题时间最短的车间。父亲对待机器和对人一样，给它吃饱喂足，总是给机器清理、加油，自然毛病就出现少了。 1983年初，他又一次得到机会。厂领导决定破格提拔父亲为供应科科长，负责生产原料的采购供应工作，父亲没有推脱就上任了，他自信能够完成这个艰巨任务。 当时，丝织企业生产原料靠计划审批，父亲所在企业由湖州市纺织行业部门负责，为了争取到更多计划，父亲几乎将2/3的时间都泡在市里。为了节省开支，他向厂里申请在市里租了一个只能摆下两张单人床和一个办公桌的小房间住宿，另一张床给临时到市里出差的厂里同事住。 刚开始，父亲去和湖州市纺织行业部门领导接洽，他们从没有搭理过父亲。父亲则每天泡在他们单位等候，为他们扫地、打水，甚至看到办公室有人在剥毛豆，他也帮忙去剥。终于一个多星期过去了，部门负责人问父亲：你是来干什么的？父亲回答：我是某某丝织厂的，因生产原料不够，特来申请增加计划的。于是，父亲为企业争取到了足够多的生产原料，甚至还有富余。企业把富余的生产原料倒手，就能为厂里每个月净赚六七千元。在当时，这笔钱可并不是小数目。 拿到3万元承包奖 1985年初，命运再次垂青父亲。由于出色地完成生产原料的供应工作，引起乡工业委员会领导的注意，他们建议厂里提拔父亲为主管经营的副厂长，虽然主管厂长不大愿意。但对于上级的建议还是很重视，很快父亲就成为第七副厂长，其实是个什么都不管的空衔。 这是父亲度过的最“轻松”的一年半。这一年半里，父亲始终在第一线了解生产情况，积累大量第一手材料，对企业的所有情况都了然于胸。一年半后，主管厂长突然因胃癌晚期住进医院。当乡工业委员会领导问谁可以接他的班时，这位曾经和我父亲交情不深的主管厂长不假思索地回答，只有我的父亲能够胜任。于是父亲成为了一个400多人的企业的负责人。 当时乡所属4个丝织企业，数父亲的企业最大。由于无限地扩大生产规模，产品的销售问题已逐渐显露，往往4个企业的经销人员同时跟一个客户商洽，互相压价，最终导致整个乡的丝织企业年亏损达二百多万元。父亲上任后，向乡工业委员会打报告，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将全乡4个丝织企业联合，组建总厂，防止互相压价造成亏损，同时达到规模效应，以降低生产成本；二是充分利用税收政策，成立福利工厂（残疾人工厂），解决乡里残疾人生活困难和增加工厂利润。乡工业委员会同意了父亲的要求，同时要求父亲将组建成立的总厂和福利工厂承包，按年净利润的3%作为承包的奖励，如果继续亏损，只能拿50%的工资。父亲同意了承包的要求，我母亲知道这个消息后，天天以泪洗面。 自1985年盛夏开始，父亲组建了乡丝织总厂和福利工厂。之后，父亲撤消了各厂的经营部门，在总厂成立了新的经营班子，逐步理顺5个企业之间的关系。后来，又将5个企业整合成5个大生产车间，这样，父亲就管理着1300多人的企业。 很快，企业管理出效益了，但也得罪了一大批人。通过一年的运作，连续亏损的帽子摘掉了，还取得103万的净利润。那一年，我父亲按照承包协议的约定，拿到了3万多的奖金。这个数字，在那个年代的农村是不可想象的。1987年初，父亲还被评为湖州市“十大农民企业家”。 小学学历做起外贸生意 命运不会始终垂青一个人，父亲也不例外。1987年年中，在8分钱举报信可以压人一辈子的年代，父亲被人举报了。 当乡工业委员会领导拿着举报信，找到父亲说他存在贪污等违法乱纪的行为时，父亲心脏病突发，不得不离开工作岗位。在离开前，他对乡工业委员会领导说：“如果我贪污1分钱，可以把我处分、定罪。半年后，父亲终于康复出院。同时，清查半年的结果出来了：清清白白。 出院后，父亲却犯“倔”了，提出了辞呈。乡工业委员会领导苦苦挽留，父亲去意已决。直到区分管工业的副区长出面协调，挽留我的父亲。而父亲考虑到家人安全，坚决辞职，因为农村里打击报复常常会殃及家人。 于是，1988年初，父亲决定单干。他拿着自己积累的5万元和借遍了朋友得到的10万元，在村里一个破旧的大礼堂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涯。开始，是一个只有10台织机和全套前导设备的小生产企业。经过一年的积累，1989年年初，扩大到20台；到1990年初，规模已扩张到近百台。那几年父亲的纺织产品是供不应求，甚至有几个客户都是提前把货款打进来，派专人在厂里等着，每天生产多少就发多少，以防止别的客户把货品拿走。这种情况维持1993年底。 1994年初，父亲根据市场情况，觉得化纤布料生产不具备太大利润了，只有生产传统真丝产品才有一定的利润，但是真丝产品的生产比化纤产品复杂得多，而销售也主要是向国外出口。父亲一方面将全部化纤织机改成真丝织机，并组织员工技能培训，另一方面和各省丝绸公司积极联系业务，北到北京，南到广州，最后定单也纷沓而来。最终，他稳定了新加坡、马来西亚两个客户，直接做出口贸易业务，并在海南洋浦开发区收购了一个拥有进出口许可证的公司。只有一年半小学学习经历的父亲，竟然也做起了出口生意，而且最高峰时一年的出口额达2000万美金，当时不敢想象的，父亲连26个英文字母都不认识呀。从1995年到1997年年底，每年都能稳定在这个出口数额，转折发生在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之时。 面对市场冲击 在1997年初，镇领导（已撤乡变镇）向父亲提出让他收购镇上3个丝织企业，最初父亲没有同意，最后镇里以党委的决议，要求父亲进行收购。父亲又一次犯“倔”，收购了镇里濒临破产的3个丝织厂，收购的条件是，将已负债130-150%的企业，除了发给拖欠的3个月工人工资200多万元，并负责偿还所有欠债。这纯粹是个赔本的买卖。 父亲当时是根据定单的情况，自己的企业已不能满足定单的要求，也需要扩大规模，才答应收购的。可是，亚洲金融危机的风险已向他靠近，并带来灭顶之灾。所有定单全部取消，也接不到任何新定单，真丝产品积压在仓库，上千万的库存摆在他的面前。此时，银行又催他还收购企业的贷款近200万元。资金链条瞬时崩塌，企业大批裁员，父亲进入了他一生之中最为黯淡的时期。他把司机也裁了，生产规模缩小到不能再小的程度。 到2002年年中，市场逐步趋于稳定，父亲逐步走出黑暗的时期。他将能出售的企业全部出售，保留了68台丝织机，并将企业搬迁到浙江绍兴（绍兴的税收比湖州低1%左右），终于又开始了他新的创业。但好景不长，2005年年初开始，真丝原材料价格波动很大，一年时间，真丝原材料价格从12万元/吨涨到最高36万元/吨，而后又跌至20万元/吨。由于原材料价格不稳定，给企业的生产经营带来了极大的风险，几乎是赔一单挣一单。挨过了价格急剧波动的一年后，从2006年开始，人民币的持续升值，给出口业务带来了极大困难。父亲的所有利润，被外商利用美元结算，以远期信用证博取人民币升值差价的做法压榨干净，这种情况持续到现在。 我觉得我那操劳半辈子的父亲，是该收手的时候了。父亲这一生，赶上了改革开放的班车，有过辉煌也有过黯淡，拼搏过了，也失败过。 这就是我的父亲。

我的家

文／李 勤

回顾改革开放30年带给我家庭的变化、家乡的变化，我深深地感受到幸福。

靠工分过活的日子 我的家在山西省汾阳市栗家庄村，是一个地道的以农耕为主的农民家庭。爷爷家境比较窘迫，连住的窑洞都是典着人家的。父亲是老大，兄妹7人。我出生于1964年，在家排行老大，下有3个妹妹。 打我记事起，我们家就住在一个一天到晚都见不着太阳的黑窑洞里，不论白天黑夜，老鼠时不常到处乱窜。父亲当时是生产队副队长，每天都是带着大伙耕种、锄草、收割、打场、挖渠、修梯田、抗旱等等，然而，辛苦一年的劳作依然难以在年底分到红。记得我妈曾经讲过，当时家里不欠队里工分就很满足了。 为了能让父母安心地在地里多干些活，我主动承担起了照顾两个妹妹和家务的担子。为了贴补家用，我在窑顶上动手盖起了养兔的窝，不管中午还是晚上，只要一放学就到地里割草，每到交学费时就到供销社去卖兔子。当时学校还组织我们捡麦穗，敲4-6厘米的小石子卖来抵补学费，为此我还砸伤了自己左手大拇指。而父亲为了每天两毛钱，给当时的保健站拉水。有时父亲上地干活赶不回来，母亲就自己去辘轳井里摇水，一桶一桶地摇上来送去，我就跟在后边帮着推车，不论寒冬酷暑。这每天两毛钱的贴补，为支撑这个家起着大作用。就这样，我的家庭和中国其他农民家庭一样，顽强地走进了1978年。 “三妹”带来的好日子 1978年，随着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全国兴起，我家乡深切地感受到了春风的暖意。我父亲辞去生产队队长后，先后在大队、凿井队、农副业基地作过后勤管理、会计等工作，并在农副业基地学会了酿酒、酿醋以及曲种的制作，为以后自己承包经营打下了基础。 1982年，正是我上高一的时候，我父母打泥胚、烧砖，用自己艰辛的劳动和辛勤的汗水耗时近一年盖起了属于自己的5间窑洞，没有粉刷就住了进来。父母用其中三间窑洞开起了酿醋的小作坊。我清晰地记得当时父母亲脸上那灿烂的笑容，一天能进账3块钱。之后，父亲每天都是四五点起床，一年365天从未有过休息，他把小作坊当成创业地，里里外外打扫得一尘不染。 父亲经常讲，以前辛辛苦苦干了一年也挣不下几个工分，稍不注意还要欠下债务，政策好了，就要好好干上一番。当年，邻村上下为了能买上我父亲酿的醋，要提前一个星期排号，窑洞里摆满了写着名字和日期的各种容器。后来，为了能够满足当地人吃上优质醋，父亲先后收了六七个徒弟。当我高中快毕业那年，我们家很荣幸地被评为劳动致富光荣户——万元户。 从此，父亲在当地的信誉越来越好，名气也越来越大。杏花村酒厂、太原酿醋厂都提出聘请他，但考虑到家中土地没有人耕种，我又考上了中专，家里还有4个人需要照应，所以他只是帮着指导指导。就这样，通过几年的辛勤劳动，我家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院子里增添了三间预制板房子，自来水管也接进院子，还打做了一套家具，买了电视机、缝纫机，承包的土地上全部种植了苹果树和核桃树等。 由于奶奶去世早，我的父母亲还为我三叔、四叔、三姑成了家，并还清了爷爷当年欠信用社的债。父亲年纪已大，我又在北京上班，他把酿造手艺传授给了我的妹夫，并把我家的小作坊连院子折给我妹夫，现在父母亲置办了宽敞明亮的新住宅。我母亲常常向我说起：“自从有你三妹之后（1978年出生），咱家的日子就越过越好。”殊不知，这一年正是国家走向改革开放之年。 父母的晚年生活 如今，我们村里，正在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一排排新楼房取代了传统的旧窑洞，一条条柏油路取代了旧日的黄泥路，一盏盏明亮的路灯改变了过去漆黑的面貌。大队的新礼堂、唱戏的新戏台、老年活动中心、街心公园也都红红火火地建了起来。 过去无钱购买的洗衣机、音响、彩电等，早已成为寻常百姓家最普通不过的生活必需品；过去想也不敢想的固定电话几乎家家都有，手机、电脑也陆陆续续亮相寻常老百姓家，邻村上下也都通了公交汽车，还有更方便的出租车。 特达土特产品生产基地、森力啤酒厂等等吸纳了不少村里的年轻人。村里还自发组织村民国内旅游，游览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和名山大川，开阔了视野，陶冶了情操，激发了农民更加致富的愿望，现在，母亲和村里的同龄人组织了秧歌舞蹈队，父亲每天都为村里做着义务劳动，他们正幸福地享受着他们的晚年生活。

餐桌上的变化

文／沈兴大

说起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变化，还得先交待一下我家的那张餐桌。 1967年，我结婚时，单位照例发给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桌和两个小方凳，自己买了一只木箱，这就是我们的全部家当。从中看出，我们的新家尚无餐桌也。 开始，我和妻子仍像单身那样在集体食堂用餐。转年大女儿出世，不得不自家开伙。这下可抓瞎了。我们不会生蜂窝煤炉子，每次被烟火呛得眼泪鼻涕直流，半夜还要起身看看炉子，生怕它灭了。 更犯愁的是做饭。俗话说：“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米”倒是有的，但要限额按比例供应，凭粮本和粮票（缺一不可），在指定的粮店购买。我是全家定量最高的，每月30斤，其中50％白面、30％玉米面、20％大米。副食品几乎也都要凭票或副食本限量购买，记得食油每月每人半斤，猪肉（回民供应牛羊肉）、鸡蛋、豆腐及豆制品每月每户各2斤，粉丝、粉条和芝麻酱每人每月各2两。水产只有过春节时才能凭副食本买到几斤像样的带鱼和黄花鱼。市场上的蔬菜旺季还可以，一到淡季不仅品种单调，而且数量严重不足。记得有一天下班，我骑车跑了6家副食商店，才买到一斤作汤用的香菜，那顿晚饭就炒了一盘香菜。因为油水少，总也觉得吃不饱。 后来，我们又添了小儿子。待他上桌吃饭时，那张兼作餐桌、书桌和课桌的两屉桌显然挤不下了。经向单位申请又领了一张已经用旧了的小方桌，总算是有了名副其实的餐桌。可是，4张嘴的吃喝更难办了。“穷则思变”，我骑车到郊区买来一只陶缸，到冬贮大白菜上市（当然也是限量供应），就渍上一缸酸菜。后来又增加了一只缸，用来腌雪里蕻。靠这两缸菜，我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冬春。星期天要是买5角钱的肉馅包饺子，那就是大大的改善和享受了。当时餐桌上的景况，可想而知。 民以食为天。吃饱肚子，一直是大多数中国人的梦想。1978年由农村揭开序幕的改革开放，终于破解了这个老大难问题。仅仅几年功夫，延用了几十年的粮本、副食本和各种票证取消了。大米、白面敞开自由买卖。粮店变成了主食厨房。副食商店和农贸市场上的鸡鸭鱼肉、瓜果蔬菜琳琅满目，应有尽有。反季节蔬菜更是让淡季不淡。两只劳苦功高的腌菜缸，不知不觉地退休了。 物资极度匮乏的时代，像变魔术似的结束了。13亿人的餐桌上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我这个家庭“煮夫”，每天早晨必定给全家每人煎一个荷包蛋。一到星期天，又是买油条，又是烹炸煎炒，忙得不亦乐乎，吃得满嘴流油。街上的闽粤鲍翅、江浙会馆、山城火锅、渤海渔港、兰州老马家，还有日本料理、韩国烧烤、美国肯德基、意大利比萨等中外特色风味的大小餐馆、快餐店竞相开张，煞是火爆。 正当人们大快朵颐尽享美食美味的时候，发现“情况不妙”：街上跑的小胖墩突然多了起来，听说年纪轻轻的就得了脂肪肝、糖尿病，周围患心血管病的老人也越来越多。我和老伴体检也查出血脂和胆固醇大大超标。这是为什么？原来一些发达国家的“富贵祸”，也向中国人袭来了。于是大家警觉起来，再不能胡吃海吃了，还是“粗茶淡饭”好。儿时赖以充饥的野菜和遭冷落的窝窝头、贴饼子、南瓜等五谷杂粮，重又回到餐桌上。粗细搭配，荤素搭配，限盐少油，不仅要吃饱吃好，更要健康膳食和科学生活。 2007年，国家卫生部向全国颁布了《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北京市人民政府也结合全市市民营养状况和疾病谱，聘请有关专家编写了《首都市民健康膳食指导》，免费发放给全市每个家庭，并赠送了限盐勺和带刻度的油壶。这恐怕是前所未有的。 10年前乔迁新居时，置办了全套枣红色实木家具。共度艰难岁月的老餐桌，与我们依依惜别了。长方中带椭圆形的新餐桌造型美观大方，光可鉴人。同时更新的还有景德镇出品的一套彩釉细瓷餐具。真所谓“为好马配好鞍”，上档次了。

衣食住行的变化

文／君　韵

如果将这30年的变迁作一个回顾的话，也许普通百姓的衣、食、住、行变化更能“一叶知秋” 。 从保暖遮体到展示人体美 30年前，我们的服装仅仅具备了保暖和遮体的基本功能，清一色的款式除了能反映我们审美的高度一致以外就不具有其他意义。即便这样，也并不是人人都能拥有，因为做衣服的布料是需要定量供应的，凭布票买衣就是当年我们穿衣时代的真实写照。 30年后，我们的穿着绝对是今非昔比了。不论是款式还是质地都与国际接轨，发生了根本变化。穿衣，已不是原始意义的保暖与遮体，而是展示人的个性、审美、身份和实力的综合“商标”。我们在清理衣物时总会时不时地抱怨衣柜太小，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衣服太多了。常挂在嘴边的话就是：穿不了的衣服怎么处理呀？ 正因为服装的展示人体美的功能，我们穿衣方面的投入也越发大方，花上百元买件衣服不在话下，花上千元买衣服也顺手拈来……也许是这样的千千万万，成就了中国服装大国和世界工厂的地位。 从吃饱到吃好的转型 30年前，我们对饥饿似乎都不陌生，粮食与副食品都是定量的。对于出生于60年代的人来说，那正是长身体时，对蛋白质的渴望让人觉得如今的大吃大喝是对当年忍饥挨饿的报复。 30年后，我们似乎回归到了以前，又对鸡鸭鱼肉敬而远之了。高营养又带来了 “三高疾病”，粗粮淡饭又成了如今我们的最爱。要不怎么有粗粮比细粮贵呢——吃的人多了呗，供求关系使然。可能对于许多家庭来说，餐桌上的删繁就简已经成为了大势所趋，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吃，不仅仅是为了饱，而是为了健康和长寿。 乔迁之喜与搬家之累 30年前，我还是个小学生时，与母亲住在单位一套30多平米的老房子里，直到结婚都没有一个属于自己小家的空间。那时厨房和卫生间都还是与邻居家共用的，尽管空间不大，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后来赶上了单位的福利的分房，终于有了属于自己小家的天地——一套独门独户的单位房。可是，在我心理有一个梦，想着什么时候能住上一套属于自己的大房子，总觉得这个梦遥遥无期，离我很远很远。 当我进入而立之年的时，我已经前后搬了5次新居了，房子是越住越大，从一居室到二居室，又到复式，再到三室二卫，面积也是从40平米到60平米，再到120平米甚至150平米。其间，乔迁的欣喜总是被一次次搬家的痛苦扫除殚尽。而大房子带来的最大痛苦莫过于清扫的烦恼。 这种搬家之累，虽然弄得人身心疲惫，但毕竟是生活变舒适了，上班也近了，幸福感自然也会增加。 从双轮脚踏到四轮驱动 30年前，我们的出行是靠双脚走出来的。当有了自行车后，可以两个轮子一起跑了。要是去稍远点的地方就要去挤公交车，我记得家住北京柳芳的时候，早晨要送孩子上学，我们俩人就去坐公交车，享受着在人群中钻来挤去的乐趣。那时谁家要是拥有汽车，简直就是一个梦。 这个梦很快就变成现实，开始我开的是一辆二手的老爷级“斯戈达”，尽管时不时地停在马路上“罢工”，但作为代步工具，它比两个轮子的自行车省力快捷。不出半年，我就换了辆新车——奇瑞，这着实让我对国产车的民族情结有了彻底的认识——修车排队。两年后，我又换了红色的雪铁龙。 现如今，有车的烦恼是路不够用了——堵车成了我们必需修练的内功，只能用平常心去化解心情之堵。如今，开车已不是事关个人那么简单的一桩事。我们要面对的功课还远不只这些，类似环保、减排、节能、健康等等话题都需要去面对。 放飞心灵的畅游 30年前，游玩也就是逛公园，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唯一之选。30年后，旅游已经成了我们紧张生活的一种调适，不论是国内的名山大川，还是国门以外的大千世界，都成了我们旅游的目的地。曾几何时，出国离我们普通人是何等的遥远，如今，我已有幸踏上了周边国家——韩国、日本、泰国的土地，曾远洋到过澳大利亚，以及欧洲的法国、瑞士、意大利等，感受着充满异国风情的山山水水和不同国度的文化，同时也增长自己的见识。 这其中，让我们在领略了外面世界的精彩之余，也让我感觉到了西方的人文精神和文明的厚重，留给我们自己需要潜心用功的地方也就不断增多。因为走向了世界，所以我们不再是井底之蛙。 当然，30年的变化远不只是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游，但自己的生活能更直观也更客观地透视社会的大变革。 回首过往的30年，我心怀感恩，面对未来的30年，我充满希望。

服装业的30年巨变

文／薛庆时

我从小生活在上海。解放前，上海的知识阶层、普通职员，一般都有西服，只是不一定经常穿。解放后，生活崇尚俭朴，强调“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在这样的氛围下，大家觉得西服“穿不出去”了。有人不甘心把好好的衣服拿来“压箱底”，于是想办法把西服改成中山装；但改后仍觉得穿“毛料子”不好意思，于是又用毛蓝布做件褂子罩在外面。 除了西服以外，解放前在一定范围流行的还有牛仔裤，解放后也不穿了。当时穿西服被人看作“小开”；穿牛仔裤的被人说成“阿飞”。在此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穿“奇装异服”常常被列为运动反对的重点之一。 1979年春天，著名的法国时装设计师皮尔•卡丹应邀在北京民族文化宫举行了一场服装表演。当时不敢直截了当地称为“时装表演”，而称为“服装观摩会”。参加观摩会的，仅限于外贸界与服装界的官员和技术人员，还必须通过审查，记名对号入座。但当音乐响起，台上衣着多姿多彩的外国模特还是与台下的一片“革命色”形成了鲜明对比，造成了对当时的传统观念的猛烈冲击。1980年11月，当中国大陆第一支时装模特队亮相上海滩的时候，更引起了全国性的轰动。 另一件对传统观念产生冲击的是1984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推出的电影《街上流行红裙子》。影片讲述上海一家棉纺厂一名来自乡下的女工阿香托卖服装的个体户买来一条漂亮的红绸裙。劳模陶星儿很喜欢这件红裙子，悄悄往自己身上比试。阿香发现陶星儿穿起红裙十分漂亮，便把裙子借给她穿并且邀她同去逛公园。车间班长对袒露肩臂的红裙十分看不惯，陶星儿便悄悄为这件红裙加上白领、白袖笼，结果又被女伴们七手八脚扯掉了。在同伴们的怂恿下，陶星儿终于与女工们一起来到公园中。她鼓起勇气，独自走在众目睽睽的人墙间，与五颜六色的各式裙衫大胆比美，感到心神格外舒展。影片对劳模爱美又不敢美的复杂心态刻画得入木三分，在当时大受影迷们的追捧。 1983年年底，随着纺织工业生产的发展，国家取消了延续20多年的布票，为改善人民衣着提供了条件。特别是，中央领导同志洞察民情，顺应潮流，开始重视服装。胡耀邦曾在一次会议上强调：“要抓一下服装，让全国人民穿得整齐一点，干净一点，漂亮一点。”为消除大家的顾虑，他带头穿西服，由此形成了1984年的“全国西服热”；时任中央书记处书记的郝建秀提倡穿西服、两用衫、裙子和旗袍，也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到了80年代末，中国人民的穿着情况有了很大改观。一位访华的波兰记者深有感触地写道：“几年或十几年前，北京是一个灰色的城市，有人甚至称它为‘世界的农村’，人们穿着既单调又一律……如今穿着入时、欧式打扮的姑娘，使北京的街道有了一种令人应接不暇的特殊美感。” 1986年国家制定经济发展第七个五年计划时，提出“把食品工业、服装工业、耐用消费品工业作为重点，带动整个社会消费品工业生产的更好发展”。随着服装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扶摇直上，国家对服装工业的投入大幅度增加。“七五”期间国家拨款、企业自筹13.5亿元人民币，引进了服装计算机辅助设计CAD系统、每分钟5500转的高速平缝机、带电脑控制的各种专用机、多头电脑绣花机、计算机控制的自动裁剪系统、吊挂输送生产线等，使服装行业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观。 服装行业还注意组织企业家和设计人员走出国门，到世界时装之都去观摩、考察和商谈合作，努力树立中国服装在世界市场上的形象。1985年1月，轻工业部组织国内第一个服装设计师考察团到巴黎考察。那时恰逢巴黎女装成衣博览会开幕，他们在展会现场，如同刘姥姥进了大观园，一切都感觉新鲜，看得眼花缭乱。考察团回国后，从1985年9月份开始，就组团参加下一届“巴黎女装成衣博览会”。当时在博览会上，看到印度在展位上搞模特表演，宣传效果很好，而我们没带模特，于是连夜找中国国际航空公司驻巴黎办事处，选了6名空姐临时充当模特。自进军巴黎以后，中国服装行业又先后几十次组织企业家和设计师数百人，前往纽约、东京、米兰、伦敦以及香港等世界服装之都，开展交流、展览、合作。 到1994年，中国服装总产量达到78.16亿件，服装出口额达到237.21亿美元，双双赢得世界第一。 从2001年中国加入WTO以后，改革开放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融入全球化。当年，服装行业提出用高新技术提升传统产业，同时着力培育自主品牌。各企业努力以创新驱动提高科技贡献率和品牌贡献率。经过几年的努力，服装工业又有了新的发展。从2002年-2007年，服装企业从业人数增长40.13%，而工业总产值增长187.63%，利润增长251.98%。涌现了雅戈尔、波司登、红豆、海澜、杉杉等一批服装“巨无霸”。 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已经从缺衣少被的贫穷落后的状况，一跃成为服装业的消费大国、生产大国和出口大国。1978年，中国人均衣着纤维消费为2.88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40%；这一数字在2006年跃升为人均14公斤，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27%。目前，我国正在向服装强国的目标迈进。

电视机的故事

文／郑新生

上世纪50年代中期听从苏联学习归来的同志讲苏联的“电视”。我问：“啥是电视？”他说：“克里姆林宫在开会，几百公里外的工厂就能看见。”我吓了一跳，觉得简直不可思议，这是什么技术，能让人的眼睛看到几十甚至几百公里之外的东西？难道世上真有千里眼吗？整个世界都像在玻璃缸中一样，不管远近相互都能看得清清楚楚，那国家还有什么秘密可保，人还有什么秘密？百思不得其解，“电视”这个天方夜谭似的东西，深深留在我的记忆中。 大约1974-1975年间，电视机开始进入北京的百姓家，那是一个巴掌大小屏幕的黑白9寸，凭票购买。当时我所住的楼四十多户、一百多口人，竟然没有一家“有幸”得到电视机票。 1976年，楼中一个局级干部买到一台12寸日本还是匈牙利进口的黑白电视机，全楼人都兴奋起来，奔走相告。当晚就把他家挤得满满的，连门外楼道上都站满了人。孩子们坐小板凳在前面，老年人坐高凳在中间，年轻人一律站在后边或楼道里。电视打开后，黑白屏上正转播一个话剧，约半个小时后，有人提议：“时间不短了，让电视机歇歇吧！”大家都说：“对，对。”当时这家六七口人，除局长外，其他人都不会也不敢开关电视。主人关掉电视机后，有人上前摸一下说：“电视机发热了！”立即有俩人前去给电视机搧扇子降温，搧了约一刻钟左右。重新打开后，才发现电视机休息时，里头的话剧并没休息，隔过一大段了，但这并没扫大家的兴，仍津津有味地看一会歇一会，搧一会，直到演完。从此，他家每晚都有满满一屋观众，孩子们更是早早搬着小板凳在他家门外排队。 1978年春，我家也弄到一张12寸日本进口的黑白电视机票，价格500多元（当时猪肉0.8元一斤，我月工资62元）。当时我和爱人下决心倾其所有，用我俩加起来五十多年全部积蓄，购买这一空前昂贵的大件财产，以改善生活质量，我这一“前卫”行动，招来左右邻居的惊叹！当时我对孩子们说：“从此咱家晚饭后不许关门！” 上世纪80年代初，有一个电器专业的技术人员去日本回来后，在我们办公室说：他曾在日本的垃圾堆里拣了一台彩色电视机，看左右没人，就搬回住处，鼓捣几下就能看了，颜色真美！我们问：“带回来了吗？”他说：“没有。从人家垃圾堆里拣电视带回国，多丢人呐，我们中国人穷，但有尊严！等着看我们自己生产的彩电吧！” 以后，这二十多年间，由于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中国国产彩电，不论是数量和质量都在世界前列，每个中国家庭几台彩电已成平常。前几年我和老伴回农村老家，住在侄子家里，客厅里是29寸彩电，新结婚的儿媳妇房间，另有一台新买的大彩电，婆婆、儿媳各自拿着遥控器看自己喜欢的节目。我们问：村里家家都有彩电吗？他们笑着说：不光家家都有彩电，冰箱、空调、电脑、摩托车、大小汽车都不稀罕！ 这些年，家庭电视机不知经过了多少次更新换代，从黑白到彩色，从18寸到平面直角21遥控，再到32寸、42寸大屏幕，再到等离子、液晶、高清、数字……中国人电视机拥有量和淘汰量及更新频率，恐怕要算是世界第一。现在群众正呼吁有关部门，赶快规范被淘汰电视机等家用电器的回收，以利于环保和废物利用。

“土老帽”的爸爸

文图／邹锦旗

“‘土老帽’的爸爸”，这是女儿从上小学一直到硕士毕业对我的一贯称呼。这个称呼在她口中有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和高度的“保鲜”系数，其主要原因，用女儿的话解释“因为老爸永远跟不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我出生在东北辽南的一个大山沟里，计划经济时代的农村，家家都很贫穷，我们家兄弟姐妹多，生活更是清苦。穷则思变，18岁那年，母亲毅然决然送我去参军，去了辽西走廊大山沟里当了一名通信兵。其时，距年仅60岁的父亲离世仅半年。参军的第二个年头，正赶上“文革”后恢复高考，在连队担任文书的我，一不留神被西北地区一所军校录取。毕业后，因成绩优异被分配到首都北京。 屈指算来，我来北京快30年了，按说应算是“老北京”了，再者，我从部队班长、排长、连长、营长、团长，一直干到总参谋部师职高级参谋，其间还当过几年教员，有这些经历和阅历，怎么说也算得上个“文化人”吧。但实际并非如此，无论是在思想观念上，还是日常生活中，我总是跟不上潮流，对那些雨后春笋般的新生事物，有时如同刚刚进城的农民工，经常一脸茫然，弄不清子丑寅卯。所以女儿总以“土老帽”拿我开涮，而我呢，不知是悟性太差，还是生性难改，总也甩不掉“土老帽”这顶帽子。 肯德基、麦当劳这“哥俩儿”谁是谁 就从讲话语言来说吧，我一口“这疙瘩”、“那疙瘩”的东北家乡话，比笑星赵本山还土的掉渣，就为这，不知挨了女儿多少剋，说我思想保守，观念落后，没文化，一个字“土！”但我却初衷不改，时常理直气壮地跟她争辩：“怎么啦，说家乡话就土啦？就没文化啦？毛主席那样的伟人还爱吃茶根儿呢，一个人保留点本色有什么不好？”末了，女儿严正声明：“如果再用家乡语言和我说话，我有保持沉默的权利！”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改革开放大门刚刚开启，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老百姓生活得到了空前的改善，西方发达国家的思想、生活、文化，也像海水涨潮一样的涌了进来。就拿饮食来说吧，对扑面而来的“肯德基”、“麦当劳”、“必胜客”这些外国洋快餐，过去别说吃，连名字都叫不上来，以至很长一段时间，我分不清“肯德基”和“麦当劳”它们“哥俩儿”谁是谁，曾几次，女儿硬拽着我走进那屋顶竖立着硕大红色“M”的小店里，试着尝了几口两片面包中间夹块白菜叶子的汉堡，味道酸不酸甜不甜的，真是不习惯，总嚼不出烙饼卷猪头肉的香味儿来。 “迪斯科”、“比基尼”和“美国大片”等所谓的西方文化，我更是接受不了，常以共产党员和思想政治工作者身份，试图以“痛说革命家史”、“忆苦思甜”这些革命传统方式来教育女儿，防止被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所俘虏。但这些都是徒劳的，女儿正经八百地告诉我：“老爸，这叫文化，别老土啦！” “在外人多时别说话，露怯！” 我喜欢清静，平时除了上班，没事在家里听听京剧，练练书法，不爱出门，很少上街。至于街面上流行吃什么、穿什么，以及什么是名牌产品、紧俏商品，一概闹不清楚。第一次进超市真就像《红楼梦》中刘姥姥进大观园一样，看什么都觉得新鲜，看到顾客买东西不付钱，大惑不解，对货架上那些五光十色的小商品，要么瞪着眼睛叫不上名称来，要么就是张冠李戴。对此，女儿时常提醒我：“老爸啊，出门在外人多时最好别说话，露怯！”听听，什么话啊？一个堂堂的陆军大校，师级干部，科班大学高材生，现如今走在大街上却连话都不能讲了？真是岂有此理！不过还别说，不投入到现代社会和生活，有时说话还真就露怯。 一次陪家乡来的客人逛商场，突然看到食品柜台上标有“克力架”三个大字，端详了半天，没弄懂什么意思，就问售货员：“这克力架是个什么东西啊？”“克力架就是饼干嘛！”售货员头都没抬回答我，末了问我一句，“先生不是北京人吧？”当即给我个大红脸，我怎么都弄不明白，这饼干怎么和“克力架”扯到一起了？ 一个时期，我突然发现北京城满大街都是“洗脚城”、“足浴城”，我大惑不解地感叹：现在这人都爱讲究了，洗个脚还要进城里哩！当即遭到女儿的严厉斥责：“说你老土吧，人家那是健身休闲的地方，是时尚！”有一年父亲节，女儿花两千多块钱给我买了一台进口的健身脚踏车放到阳台上，让我每天蹬几圈练练腿，并一脸狡黠地开导我：没钱时在外面骑自行车，有钱时在家里骑自行车；没钱时在家里吃野菜，有钱时到饭店吃野菜，这就叫文化，这就是时尚，懂吗老爸？嘿！您说这叫什么事啊？我无可奈何地摇摇头，自嘲“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世界变化太快”。 “土老帽”的摘帽工程 去年的一天，女儿在饭桌上煞有介事的对我宣布：当前的形势是这样的，改革开放快30年了，我们要与发达国家接轨。“奥运会”在即，咱要给祖国和北京增点面子，为了帮助您老早日摘掉“土老帽”这顶历史遗留下来的帽子，本人准备做出点牺牲，对您进行“全方位立体包装”，让您成为一名真正的“首都人”、“文化人 ”。 果然，第二天就开始行动了：除日常生活中经常提醒我讲普通话、改掉农村旧习惯、出门在外少说话等等以外，双休日给我充当“导游小姐”，领着我实地参观大型购物商场，从“赛特”到“双安”，从“菜百”到“蓝岛”，连“水立方”、“鸟巢”这些奥运比赛场馆也没落下。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问题，对我实施重点指导：去商场见习购物，从地下室的五金、家电，到各楼层的食品、服装、首饰，从商品的名称、品牌到价格、行情，“老师”讲得认真，“学生”听得仔细，半点儿不含糊。晚上睡觉前也不忘给我唠叨一番：“开灯”不要说成“把灯打着”,“关灯”也别说成“吹灯”。现在都解放多少年了，怎么还把“自行车”、“西红柿”叫成“洋车子”、“洋柿子”啊？说轻了，您这是旧习惯，往重了说，您这是典型的崇洋媚外！咦，什么时候她也学会上纲上线了？ 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女儿的精心指导和我的刻苦努力下，不到半年时间，我的“全方位立体包装”水准明显见长，几次“考试”都还过得去，女儿评价“此生可教，士隔三日须刮目相看”。有时，我也偶尔在女儿面前显示一下自己的功力。一天，我一字一句地问她：“‘形象设计所’是干什么的？”不知是问得突然，还是精力不够集中，“这个……好像是什么科研单位吧？”女儿支吾了一句。“不懂别装懂，什么科研单位，”我大声告诉她，“‘形象设计所’，也有叫“人体写真室”的，其实就是原来的照相馆。”“再问你，什么叫‘汽车创伤中心’？”我穷追不舍，女儿一时语塞。“哈哈，这‘汽车创伤中心’，有的地方也叫‘汽车美容院’，其实就是过去咱家门口的汽车修理厂！你这个奥运志愿者可别在外国人面前跌份子啊！”我无不得意地大笑起来…… 先辈曾经告戒我们：学无止境，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后来的情形，便更加验证了这些话的正确性。酷夏的一天晚上，家里闷热得像个大蒸笼。吃完饭放下碗筷，我便一头钻进卫生间冲起凉水澡来，冲着冲着我喊了起来：“闺女，咱家的‘得利斯’放哪啦？”正在房间看书的女儿不禁纳闷地嚷嚷：“你要‘得利斯’干吗?”女儿大声问。“我用‘得利斯’洗洗头！”我的回答一下子把女儿给闹愣了。稍倾，才恍然大悟，捂着肚子笑成一团，最后笑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原来，我要用洗发液洗洗头，但一着急把“海飞丝”洗发液说成“得利斯”，这“得利斯”是我们家早餐吃的火腿肠的牌子，怎能用它来洗头呢？后来，每逢我要洗澡，女儿便忘不了挖苦一句：“嗨！别忘了带上你的‘得利斯’火腿！” 唉！我这个“土老帽”啊，怎么总跟不上时代的步子呢……

30年经典词语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随着这一观念的确立，中国恢复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敢于解放思想，打破各种不利于改革的禁锢。

产到户：小岗村18双长满老茧的大手举起了挑战人民公社僵化体制的大旗，黎明的曙光让8亿农民看到了希望。

万元户：指的是在“先富起来”的政策下最先受益的一部分人。尽管时下万元户已不复荣耀，但在谨慎的年代，它使人们第一次启动了致富的理念。

摸着石头过河：这是“不争论”，重实践的最通俗解读。让老百姓打破“条条框框”， 树立起过河的信心来。

“三个有利于”：观察事物要有标准，有了标准就能识别对错。“三个有利于”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金石，使人们的方向感大大增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市场经济为辅”，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地位。

股份制：它改变了所有制结构，股份制让人们意识到，市场经济不仅有回报，还会有风险。

再就业：下岗工人多了，再就业变成了举国关注的重要工程。需要提醒的是，再就业不仅是下岗职工的迫切需要，更对中国人的能力、勇气和信心提出新要求。

民工潮：成千上万敢于离开祖祖辈辈耕耘的土地，向命运挑战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如浪打浪般地涌向各个城市，渐成民工潮。

发展是硬道理：对于致富的渴望，对于改变落后面貌的期待，快速发展成为最硬的道理。

关注民生：民生就是人民的生计，所谓民生就是让老百姓有活干，有学上，有饭吃，有房住，病有医，老有养。

科学发展观：在发展上不能以长远的悲剧代价换取短期的利益。经济增长是贫富问题，而生态环境则是生死问题。科学发展观是发展理念的根本转变。

供稿《今日中国》（2008年第十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