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十年“文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人积蓄许久的“创富”热情喷涌而出。

改革开放30年，中国最令人瞩目的成就是经济。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7%的经济奇迹，使每个中国人都从中实实在在地受益。创造财富，积累财富渐成一种时代精神，中国人财富观悄然发生了巨变。

80年代：从羞于谈“钱”到“致富光荣”

尽管中国儒家代表人物孔子在春秋时代就曾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但是在中国历史上，“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平均主义财富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儒家道德主义财富观，影响颇深。重农抑商的思想，在历朝历代一直延续了几千年。

1978年，中国历史性的巨变在改革开放中悄然生发。

12月18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宣布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议”上来。邓小平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提出，要“让一部分城市先富起来”。此后，他又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富裕”这个词，在阔别了多年之后，重新正大光明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而它成为社会大众普遍关心并公然讨论的议题和追求，在新（如将此句作为过渡句，则加“新”字更能顺势引出下面所写内容。）中国历史上，这或许是前所未有的第一次。

此前的几十年，中国人先后历经“公私合营”、“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个人财富”几乎成为一个人人避讳的词汇。那时，农民出村或者进村带着的几只鸡鸭可能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割掉”。平均主义“大锅饭”，甚至使全国人民的服装都整齐划一，它在减少乃至消弥了贫富差距的同时，也削减和压制了人们的创造性和积极性。

改革开放之初，尽管人们还心存疑虑，但对“好日子”的渴望还是迅速被释放。

改革肇始于农村。30年前，一个干冷的冬夜，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秘密决定把土地分了，“单干”。这个当时看来“大逆不道”的危险举动，后来被喻为“推动制度变迁的力量”，小岗村一夜成名。随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一项基本国策，不仅带来了口粮的充足，也赋予农民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恢复了“家庭”这个经济细胞的活力。

城市也跃跃欲试。湖北省宜昌市的谢明万曾是一家棉纺厂的工人，月收入仅有18元，一家6口连基本的温饱都成问题。1979年，他离开了工厂，从湖北农村往广州贩运乌龟，第一趟就获利2000元，他用这笔钱又从广州进货贩卖到宜昌，“地摊”前围得水泄不通。“当时的价格都是随口说的。”谢明万成了宜昌第一个“个体户”，也是宜昌第一个“万元户”。

全国千千万万个像谢明万这样的“个体户”和“万元户”涌现出来，他们成为第一批“先富起来的人”。对于“万元户”三个字，人们开始不加掩饰地带着艳羡的目光。不过，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广州的个体户被蔑称为“站街仔”。

1982年，发生了轰动一时的“八大王”事件。浙江乐清的电器大王胡金林、螺丝大王刘大源、矿灯大王程步青、线圈大王郑祥清等8个人，在不同领域创办企业，成为行业佼佼者，但在全国打击经济犯罪的活动中，被以“投机倒把”罪列为重大经济犯罪分子，受到全国通缉追捕。1984年，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认为，“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的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此案的发生与平反，成为中国经济变革历程中观念碰撞与变化的缩影。

设立深圳等五个“经济特区”，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当政府用行动鼓励了第一批“吃螃蟹的人”，掘金者渐渐多了起来。“创业”成为流行词汇，一批新兴“公司”建立和发展，也造就了后来一批著名的企业家，如联想的柳传志、健立宝的李经纬、海尔的张瑞敏等。1984年，被称为“中国公司元年”。

“致富光荣”的口号，激励着人们从长期的“革命”中抽身出来，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经济与社会建设之中。跨越短缺和匮乏，中国人民的生活逐渐从贫困走向温饱，国民经济从濒临崩溃的边缘中复苏。

90年代：躁动的年代

1992年8月10日，深圳发售新股认购抽签表，150万股民涌入特区。“上万人顶着烈日蜷缩在储蓄所门前的水泥地上，矿泉水瓶子、快餐盒子到处都是。”追求个人财富，早已不再遮遮掩掩。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先后成立，“股票”第一次进入中国人的视野，人们获取财富的渠道拓展了。

“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进入20世纪90年代，小平南巡，这个在当时看来相当“大胆”的判断，坚定地回答了社会中关于改革开放“姓资姓社”的讨论，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也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经济发展最快的时期。

中国国务院先后作出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金融体制改革、外贸体制综合配套及医疗、住房市场化等一系列重大决定，虽然其中某些举措至今仍争议不断，但不难看出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一整套现代体系，成为这一时期改革的主要目标。

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中国的城市建设几乎每天都在旧貌换新颜，城镇化水平大幅提高。冰箱、彩电等现代化家电飞入寻常百姓家。随着农村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许多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离开家乡，到大城市中去寻找机遇，一批乡镇企业也蓬勃发展起来，出现了“民工潮”。

不少“知识分子”、政府公务员纷纷投身“商海”，被形象地称作“下海”。其中，不乏现在闻名遐迩的企业家。在国务院研究中心工作的陈东升，辞职创建了“嘉德拍卖”，组建“泰康人寿”，成为中国保险行业的先行者；在内蒙古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郭凡生，来到北京，开始创办慧聪咨询，打造了后来的国内第一家上市的B2B电子商务服务商；曾在国家体改委任职的冯仑南下海南，和潘石屹、易小迪、王功权、王启富、刘军一起成立了“海南万通”，他们被合称为“万通六雄”，后来都是中国房地产界的风云人物；深圳的任正非则靠着华为自主研制的大型交换机，把公司的销售额推进到亿元大关……“企业家”渐成社会明星，也是许多人竞相学习模仿的“偶像”。

“杨百万”横空出世。他名叫杨怀定，1988年以前，在国有企业当工人，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周末偷偷做“星期六工程师”，赚“外快”。1988年4月的一天，《新闻报》上“上海将开放国债交易”的消息引起了他的关注。他发现全国8个城市的国债价格差异很大，于是，通过异地买卖国库券，赚取了个人的“第一桶金”。随后，他又看准机会，成为上海滩第一批证券投资人，买下的第一只股票“电真空”在半年后大涨，他以高出成本价8倍以上的价位抛出，净赚150多万。当时，上海一般工薪阶层的月收入仅为100元左右。伴随着中国第一代股民的诞生，“以钱生钱”的关于资本的概念，开始在人们的意识中滋长。中国人流传了几千年的“勤劳致福”的观念，第一次有了新的延伸。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这一时期，各行各业都千方百计地谋发展，创造和积累财富渐成一种时代精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和逐渐完善。

来到世纪之交，中国人民的生活初步实现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据1996年《求是》杂志的资料，全国拥有100万元以上资产的人口已超过100万人；1995年，《福布斯》开始公布中国富豪榜；1999年，英国人胡润也推出了中国百富榜。财富不再被视为“粪土”，但随着“拜金主义”观念的蔓延，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开始引起人们的担忧和反思。

21世纪：理财成为一种生活方式

2001年，一槌定音，中国结束了长达15年的入世谈判，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融入全球化进程的新篇章。入世，被称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

“几乎你想得到的世界著名服装品牌，都在中国有代工生产。”中国贸促会纺织行业分会常务副会长张延恺如是说。一批中国企业成长起来，“中国制造”走向世界，世界企业也纷纷落地中国，中国成为全球财富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也为全球经济的增长做出了贡献。伴随着互联网的兴起，虚拟的网络世界，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也创造了新的财富神话。搜狐、阿里巴巴、腾迅、网易等一批企业依靠互联网经济迅速发展，在全球竞争中搏击风浪。而伴随着中国城镇化水平的大幅推进，房地产成为另一个重要支柱产业。

经济增长了，道路宽敞了，老百姓的住房也变大了，收入好像一下子有了“跨越式”发展。2006年，全国居民储蓄余额达到161587亿元。人们关于财富的意识也逐渐增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内容写入宪法；2007年10月，《物权法》正式实施；“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写入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

人们更明确地感到，财富的增长，带来了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提高。“财务自由”，成为不少人追求的目标。“你不理财，财不理你”，近两年在中国人中间广为流传。从前，人们对“理财”的认识多限于储蓄，而现在，基金、股票、保险、黄金、汇率等词汇，不再是金融专业人士的专利，也时常在普通人茶余饭后的闲聊中出现。

相当多的中国人开始将兴趣与金钱投入到股票和房地产上，股民人数一度以每天超过30万的速度增长。以储蓄为主、量入为出的老一辈消费观念，在年轻的新一代身上悄然发生变化。随着信用卡、房贷、车贷等的出现，“透支”成为新的时尚消费方式。《富爸爸穷爸爸》等理财书籍热销，银行、保险公司等推出的各种理财产品令人眼花缭乱。

在经历了2006年至2007年的股票“牛市”之后，遭遇2008年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动荡，中国人开始以更加冷静、审视的态度来面对“财富”。一些商人急功近利的行为，遭到社会普遍抨击。同时，国家和社会都开始反思，并深刻意识到，以牺牲环境、资源等为代价的粗放式发展，将难以为继，必须建立起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健康科学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