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岁成为一名摄影记者的他，18岁前往青海参加土地改革，为土改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图像资料。 20世纪70年代，他作为《人民画报》的摄影记者，先后倡议和参加了黄河、长江源头的摄影采访，是我国最早到达人迹罕至的江河源头的摄影记者之一。这是他在将近半个世纪的记者生涯中的又一个“闪光点”，用他自己的话来说，真是此生有幸！ 他虽已离休多年，但“离而未休”。近年，他与一些热心朋友筹建了中国知名摄影家作品档案网，以保存和传播中国摄影家们的优秀作品。

“真没想到，一干就是一辈子”

我是1949年西安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开始在新华社西北总分社工作，由于工作需要，短短的几个月我先后做过誊写员、生活干事、编辑和文字记者。那时我还不满17岁，文化水平较低（初中毕业），社会经验更是谈不上，加之我那时又瘦又小，一副未成年的孩子相，作为文字记者外出采访确有困难，连我自已也缺乏信心。恰好这时西北总分社总编辑林朗从北京开会回来，带回东北总分社送的战争时期缴获的日本老式相机和两台苏联相机。林朗高兴地说，有了相机我们也要搞新闻摄影了。就这样西北总分社摄影科应运而生。

那时候只有编辑部的秘书黄修一搞过摄影，他便被委派为摄影科科长。摄影科成立了，自然要招兵买马，我动了学习摄影的念头，便鼓着勇气找总编辑林朗，谈了我希望学习摄影的想法。林朗很痛快地答应了，两三分钟的谈话就决定了我在事业上的“终身大事”,真没想到，一干就是一辈子！

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我调到北京，在人民画报社担任摄影记者一直工作到离休，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摄影记者生涯中，经历了时代的风风雨雨，留下一些时代的真实写照。

半个世纪，土改照片重现

前些年我买到一本英国出版的叫做《世纪》的大画册，翻阅的时候忽然看到的一张照片特别眼熟，仔细一看，是我当年在青海拍的一张土地改革的照片！他们是怎样得到的，我不知道，但这张照片引发了我寻找这批土改照片的兴趣。

1951年到1952年上半年，我以土改工作队员和摄影记者的双重身份，在青海先后参加了三期土地改革，作为土改工作队员我从头到尾参加了土改的全过程。那时我天天带着照相机，随时将我认为有价值的镜头和使我激动的场面拍摄下来。那时胶卷来之不易，因此领导上控制很严，我在青海工作了大半年，只用了十来个135胶卷。为了节省胶片，一般一个镜头我只拍一张，就这样我还是拍摄了大量有关土地改革的片子。那时我在西北画报社工作，1954年大行政区撤销，西北画报社也随之撤销，我调到了人民画报社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批照片的下落也弄不清楚了。根据我的回忆，《西北画报》撤销时，部分图片资料有可能移交给当时正在筹建的《民族画报》，但时间已过去半个多世纪，现在还有没有人知道这批片子的下落？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托民族画报社的朋友代为打听，不久我得到朋友肯定的答复，这批片子还在。当我在民族画报社的资料室，看到历经半个多世纪的沧桑，仍然保存完好无损的一本本资料册和底片夹时，触景生情，感慨万千。

这些重见天日的老照片传递的历史信息，引起了人们的兴趣。2006年大众影廊以“曾经的岁月”展出了这批老照片，随后《大众摄影》和《中国摄影家》杂志分别作了专题介绍。这些真实记录当年土地改革的老照片之所以重新引起人们的兴趣，我想是因为这些老照片传递的历史信息，会引起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们对土地改革的回顾和思考，也有助未经历过那个时代的青年朋友对土地改革的了解和认识。

约古宗列盆地的一泓清泉

1970年末，周恩来总理开始亲自过问人民画报社的工作，使“文革”中画报对外宣传中的极“左”倾向得到一定程度的纠正。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1972年上半年，我提出用专栏连载的形式报道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的设想，得到了领导的支持。既然是连载，我主张要从源头开始。黄河源头究竟在哪里？是什么样子？过去没有报道过，我向领导表示愿意承担探查河源的采访任务。

1972年8月下旬，我和编辑贾玉江一起踏上了前往青海高原，探索黄河源头的征程。

黄河源头地处青海高原，人烟稀少，交通不便。据当时我们所知，除1952年一支由部队组成的河源查勘队到过黄河源头外，此后再没有考察队或勘测队到过。

到达西宁后，一方面在青海省水电局的支持下筹备野外生活的必要装备，一方面我和贾玉江抓紧时间跑图书馆查阅历代有关黄河源头的资料。9月13日，我们这支包括六位藏族民兵的河源采访组，离开黄河最上游的玛多县，骑着马，赶着一群驮着装备和给养的牦牛，进入茫茫的大草原。

那时，我们的装备和给养都十分简单，和现在名目繁多的户外装备是没法比的。举个例子来说，野外生活的燃料靠的就是干牛粪，在草原上要宿营，一是要靠水，有草，这样人畜有水喝，牛马有草吃。但对人来说还有一样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燃料，可要找到立即可以烧的干牛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在牧区有个很好的习俗，藏族牧民在迁移时，一般都要在宿营地留下一些干牛粪，供过路人使用。偶尔我们碰到牧民的帐篷，他们也会送来干牛粪。说起饮食，大部分时间就只有清水煮挂面吃（由于海拔高，还煮不熟）。当然有时我们也想法改善生活，记得有一天下雪，我们躲在帐篷里休息，我用装器材的箱子当案板，用酒瓶当擀面杖，给大家炸过一次油饼，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高原的气候瞬息万变，一会儿晴空万里，强烈的紫外线照得人的皮肤像火烤一样；一会儿又风雪大作，草原变成白茫茫的一片，使人感到大自然的严峻。经过十多天的艰苦行军，我们终于在约古宗列盆地的西南，找到了一泓从地下涌出的清泉，泉眼溢出的水，形成一条小溪，这就是1952年河源勘查队确认的黄河源头！

我望着向东流去的小溪，激动不已，浩浩荡荡，汹涌澎湃的黄河，就始于眼前的涓涓细流。我不顾旅途的劳累和高原反应，立即跳下马来，选好角度，将它摄入镜头。

这组反映河源地区自然风貌和牧民生活的专题报道，以《黄河源头行》为题，作为《大河上下》专栏连载的开篇，发表于1973年第6期《人民画报》。此外，我们还根据这次采访的实际观察和调查的结果，向有关部门写了一份报告，指出过去有些出版物关于黄河发源于雅合拉达合泽的说法是不准确的，雅合拉达合泽山与黄河水系无关；雅合拉达合泽的名称也有误，应该是雅拉达泽；解放后出版的地图将鄂陵湖和扎陵湖的名称也标颠倒了。经有关部门确认，上述几点错误在以后的出版物都作了纠正。

冰塔林立的姜根迪如冰川

在完成黄河源头的采访任务后，我心里又产生另一个梦想，希望有朝一日能重登青海高原，探寻祖国另一条母亲河——长江的发源地。1976年的春天，经与水电部和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长江水利委员会的前身）主管宣传的领导联系沟通，取得他们的大力支持，很快组成了长江源头的联合考察采访组。参加采访的除《人民画报》外，还由长办出面邀请了日文版《人民中国》和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人民画报社决定派我和贾玉江、刘启俊参加长江源头的采访。

由于长江源地处青藏高原的腹地，自然条件恶劣，己不适于人类生存，基本上属于无人区，极少有人到达，更没有实地测绘的资料。过去大都认为长江发源于巴颜喀拉山南麓，后来虽纠正了这一说法，认为长江的发源地在唐古拉山，但具体的位置仍不知晓，更无具体的描绘。1974年兰州军区第六测绘大队，对青藏公路以西广大的“无图区”进行航测和地面作业，但我们去长江源头时尚未出图。江源采访考察组的专业人员，只能根据当时能够找到的资料，比较了各种说法，并参照国外出的卫星地图和卫星影像图，根据“河源唯远”的原则，决定把沱沱河的源头作为我们这次摄影考察的重点目标。

这次采访活动由于有兰州军区和青海军区的支持，采访条件要比1972年去黄河源头好多了。7月21日，我们这支由记者、专业人员和解放军官兵28人组成的采访考察组，分乘3辆吉普车和两辆10轮传动的牵引车离开西宁，经格尔木沿青藏公路西南行，5天后到达沱沱河沿，这里是青藏公路上的一个小镇，采访考察组以沱沱河兵站为依托，沿公路线活动了数日，为进入江源地区进行适应性锻炼。

8月12日，我们从青藏公路100道班处离开了青藏公路，向西进入高原荒漠和高原草甸地区，目标是探寻沱沱河的源头。这里地势高寒，植物的生长季节极短，牧草稀疏，只有在夏季有极少数的藏族牧民来这里游牧。我们一路极少看到放牧的牛羊，但常常可以看到青藏高原特有的藏羚羊和藏野驴。那时还没有盗猎者，这里可以说是高原动物的天堂，它们的存在为荒凉的草原带来生气。

由于没有道路，车子不时陷入沼泽地，车子像蜗牛一样地爬行，有时一天只能行走十几公里。由于高原缺氧，又不断陷车，汽油的消耗要比在公路上跑多好几倍，我们带的汽油有限，如果不马上停止使用汽车，一旦汽油不够了，就有出不来的危险。好在事先作了安排，一部分需要工作的同志骑山外送来的马匹继续向江源进发，其他同志在沱沱河畔安营扎寨留守。我们这支小分队，骑马沿沱沱河向南行走了两天，越过连绵不断的沼泽地，终于在8月23日黄昏，到达朝思暮想的大江之源——唐古拉山主峰各拉丹冬雪峰下的姜根迪如冰川。

晚上，我蜷缩在睡袋里，思绪万千，兴奋、压力，再加上高山反应，使我久久难以入睡。谁知天公不作美，第二天是个大阴天，无奈我只好利用这个时间熟悉周围环境，并选取了一个俯瞰姜根迪如冰川拍摄大场面的理想角度。第三天（8月25日）我钻出帐篷一看，不由得喜出望外，是个万里无云的大晴天，各拉丹冬雪峰和冰塔林立的姜根迪如冰川，在湛蓝的天空映衬下，显得格外壮丽。临近中午，我差不多用了两个多小时才爬到预定的拍摄点。放眼望去，雪山、冰川以及冰川消融形成的辫状小溪，形成一幅十分理想的画面，我急忙架起哈苏相机，用三张接片拍下这个壮丽的画面。1977年第4期《人民画报》在《万里长江》专栏连载的开篇中，用《大江之源》这幅照片作为主题照片，以跨页的篇幅刊出，第一次向国内外读者展现了长江源头壮丽的自然景观。

通过这次对长江源头的探索性采访和考察，并经有关部门确认和批准，《人民画报》在《大江之源》的专题报道中首次公布了长江的发源地在唐古拉山的各拉丹冬，经长办和中科院地理所的精确量算，长江的长度应为6300公里，使长江上升为世界第三大河。

不久前，一位近期到过长江源头的摄影记者告诉我，姜根迪如冰川己经萎缩，现在己看不到我当年拍摄姜根迪如冰川时壮丽的景观了。

文：本刊记者 王 蕾 采访整理  编辑：徐 卫 供稿《人民画报》(2009年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