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两尊兽首引发的讨论

短短两个月的时间里，圆明园兽首从不大受人关注到人尽皆知，从20年前价值1500美元到如今拍出1400万欧元天价。

一波多折的戏剧性、圆明园的历史特殊性，以及中国人第一次以法律方式追索100多年前流失的文物，使事情迅速上升为一个引发全球媒体聚焦的热点事件。

中国外交部、文物局相继发出声明，全民热议，人们以对文物空前的热度关注两尊兽首的命运。这似乎已远远超出了其作为圆明园海晏堂一个建筑构件本身的价值。

追索海外流失文物究竟有多难？什么样的途径和方式最有效？为此本刊专访了几位与事件相关、具有一定权威性而又与其保持适度距离的人士，希望在拍卖事件之后，以一种冷静、客观的态度来一起探讨：这件事给予了我们哪些启示?

毕竟，兔首和鼠首或许仅仅是一个新的开始。

圆明园兽首事件回顾：

2008年10月，法国佳士得公司宣布，将拍卖圆明园鼠首和兔首铜像。

2009年1月16日，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律师团在北京成立。

2009年2月24日，法国巴黎大审法院驳回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提出的禁拍诉讼请求。

2009年2月26日，鼠首和兔首进入拍卖程序，中国买家蔡铭超拍得铜像，但称因拍品无法入境而将拒不付款。

张生贵： 物归原主，全人类的公理

作为一位资深律师，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律师团秘书处的成员张生贵说起话来思维缜密而温和有礼。

在北京市西城区黄寺大街，天依律师事务所里安静而忙碌。事务所会议厅的白板上，记录着题为“铸剑行动”的讨论纲要。“我们最近几天都在这里开会。”张生贵告诉记者：“取名‘铸剑行动’，因为法律途径是一条全新的路，没有人走过。这件事，不能纸上谈兵，只有去做，才会有答案。”'

人民画报：当初，怎么想起要成立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律师团？

张生贵：最早，刘洋（追索海外流失文物律师团首席律师）曾在河南做过一个海外壁画的案子，就对这方面十分关注。2008年10月，他发现兽首要在法国拍卖，通常律师打官司都喜欢单兵独战，当时他其实是一个人在战斗。后来，有位在法华人给刘洋打电话，告诉他法国方面知道了他要申诉这件事，打算组织一个律师团抗辩。他就想，一个人的呼声可能不够，或许我们也应仿效西方的惯常做法，组织一个律师团，力量也更大一些。律师团现在有80多名成员，来自于全国20多个省市，都是以志愿的方式加入。说实话，我们完全没有想到，事情会变得这么复杂，大多数人会这么关注。

人民画报：后来，以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的名义在法国法院提出禁拍诉讼请求，许多人说，这是一场注定失败的官司？

张生贵：判断它成功还是失败，要看从什么角度。2月23日，禁拍申请是一种紧急措施，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保护我们的权益时，以这样一种方式“亮红牌”，法律上叫“诉前保全”。有人可能觉得，禁拍请求被驳回，即意味着可以拍卖，我们败诉了，实际不是这样。

无论国内外，审理案件都要求主体（原告）、证据、被告、管辖地四个条件同时具备，才能形成“诉”。这个案件，当初我们在这里开会，刘洋决定去法国时，诉讼条件已经不成立，因为没有合适的原告。法国法院其实仅仅审理了第一步，认为主体（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不具备起诉资格，和两个兽首没有归属关系，就驳回了。但是，并未审理佳士得是不是有权拍卖，两件物品究竟归属谁，后面可以走的路还很长，案件并未画上句号。

人民画报：那么，谁可能是比较合适的原告？

张生贵：原告不太好找，理论上是圆明园。2月，就在北京下第一场雪的那天，我亲自去了圆明园。前后谈了三次，圆明园管理处的陈志明主任和我们谈得非常融洽。但是，法律上有个观念：地位对等才能有平等的语言。圆明园作为中国国家单位，很难出面去诉讼作为流失文物持有者的一个外国自然人。而且，如果败诉，就等于我们政府的主权被外国的法院裁决了一下，不合适也不利于问题的解决。刘洋去法国后，找到欧洲保护中华艺术联合会作为申请人，更多的是要声张我们的权益，发出我们的声音。

人民画报：不少人提出，更大的难点恐怕还在于，作为跨境诉讼，目前仅可依据的两个国际公约，法国并未签字加入？

张生贵：法国属于罗马法系，中国是大陆法系，但无论是什么法系，物归原主，拿了不该拿的别人的东西要归还，主张公平正义，这是全人类共通的公理。作为跨境诉讼，联合国和国际司法统一协会拟制的公约相当于合同范本，谁如果愿意都可以参照它去签订合同。那么，如果没有合同，没有法律文书，怎么办？找国际公约里渗透出的法理精神，它代表了全人类处理这件事的基本理念。法律通常是滞后的，“法官不得因没有法律而拒绝裁决”，有时候没有法律的官司更好打，因为有法理精神。当然，跨境诉讼也要看一个国家的国力，当一个国家的经济飞速发展，国际地位不断提高，才能拥有更多话语权。

人民画报：但是，100多年前遗失的文物，有没有诉讼时效的问题？

张生贵：首先，在签订两个国际公约时，中国对因战争等非法方式流失的文物，永远保留一直追究的权利。另外，诉讼时效应该是指自诉讼条件成立之日起，即从兽首被公开拍卖，我们重新发现它的时间算起，而不应该是当年丢失之日。

人民画报：现在有什么打算，律师团的工作会一直继续下去吗？

张生贵：会继续关注，但我们的关注点已经从目标转移到了方法上。其实，如果拿回来了，没有引起反思，它也仅仅就是拿回来而已。现在，就算不一定拿回来，更重要的是，引起了大家的思考。我们希望通过探路的方式，找出一个成熟的模式。事情发展到现在，每一步都有意外，没有想到蔡先生会拍，更没有想到他会拍而不买。当然，他的心情可以理解，但做法可能欠考虑。现在事情还未完结，刘洋回来以后，我们会随时根据具体的形势再不断调整方案。

人民画报：通过法律方式追回海外流失文物，在未来有成功的可能吗？

张生贵：我个人对这件事还是抱有很大信心。最重要的是培养人们的一种意识，一方面是国人热爱和保护文物的意识，另一方面是外国人对中国那段历史的认识。刘洋刚去法国时很伤心，因为虽然国内是一边倒的群情激昂，但在那边却几乎无人知晓。短短两个月，通过诉讼和媒体关注，现在，不仅法国人，连许多欧洲人都知道了那段历史，而刘洋碰到的法国人，几乎没有一个说不该归还中国的。我相信，随着世界上每个国家都在进步，正义的理念和呼声将越来越高。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再去裁决，情况也许就大不一样。

“片儿白”： 无论在哪儿，它仍然姓“中”

白明今年51岁，喜欢穿中式服装，说起话来眉飞色舞，是个性情中人。他有许多头衔——作家、学者、收藏爱好者、瓷器鉴赏家、博物馆馆主、出版社副总编辑，不过，他最闻名遐迩的还是那个颇具特色的雅号：“片儿白”。

作为北京老宅门白家的子孙，他出身古玩世家，玩瓷片儿玩出了一个博物馆。十余年来，“片儿白”一直在想方设法收集“海外遗珍”的各种资料。接受记者采访的最后，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意味深长地说：“中国人哪，一定要知我家珍，爱我家珍，护我家珍，传我家珍！”

人民画报：作为圈内人，最初听说兔首鼠首将在法国拍卖，您是什么样的反应？

白明：非常气愤，毫无疑问。这是继当年抢劫之后的又一次强盗行径，置一个民族的呼声于不顾。当看到中国人第一次派出律师，以法律方式来交涉，来发出我们的呼声，这非常令人振奋，开始有了期待。后来，爆出蔡先生“拍而不买”，这让我非常震憾。从朴素的中华民族的情感来讲，我觉得大舒了一口气：中华民族真有英雄！蔡先生作为当事人，他还是拍卖行VIP，他太清楚这么做意味着什么，相当于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了，他所要承担的压力一定是巨大的。他肯定也是不得已而为之，随着时间流逝，分分钟就要决定东西将要花落谁家时，也许没有时间来给你细致地考虑。

人民画报：那么，冷静之后，现在再看呢？

白明：这件事已经超出了艺术品拍卖的范畴，不仅它的价格无端地被炒作得虚高，我还担心有人因此做文章。蔡先生的做法，我非常理解和钦佩，但是，冷静地反思，有没有更好的方式呢？这次可以说是孤注一掷，但这两个兽首不会是句号，我们还有大量的遗珍在海外。

人民画报：如果以后再遇到类似的事呢，我们该怎么应对？您持什么样的观点？

白明：总之，外国人用非法方式抢去的东西，我们坚决不能再用国家和民间的血汗钱买回来！大约从十多年前起，我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收集中国“海外遗珍”的资料，现在已经有近一万张照片。里面随便拿出一两件珍宝，可能都要比这两个兽首珍贵得多，如果这两个水龙头就要三个亿，那么，我们遗失的那么多文物，恐怕倾国力也未必能买回来，况且我们国家还有这么多基础建设需要做。

人民画报：其实，我们过去确实也曾用回购的方式从国外买回了一些流失文物。

白明：对于文玩的认识，我们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我爷爷就是个收藏家。“文革”时“破四旧”，我曾亲眼看着我们家的大部分东西被砸碎。改革开放之初，香港的亲戚来北京，说看看你们家还有没有点儿遗存，我把一个古玩以一万元卖给了他。说句心里话，当时的心理是，生怕人家反悔。那时候看文玩，脑子里想的可能就是录音机、彩色电视机。回顾这段痛心的历史，我曾说过一句话：“都是穷闹的！”

可喜的是，历史的错误总会以历史的方式来纠正。都说“盛世收藏，乱世黄金”，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开始有了今天的全民收藏热，有不少文物开始回流。很多爱国的有识之士、收藏家，包括我的一些朋友，开始涉足和抢滩国际拍卖市场，比如保利拍回的另外几个兽首，又比如秦公先生拍回的乾隆粉彩六方套瓶，至今仍是首都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今天，我们不但要收和藏，更逐渐开始懂得鉴和赏。而我们的认识也可能有了新的发展和变化。即使两个兽首的拍价并没有比原本的价值贵一百倍，即使价格很“公道”，我们也不能再用血汗钱去买回原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人民画报：您自己有过从海外购买中国文物的经历吗？

白明：我没有直接去海外参加拍卖会，但是，有朋友从海外拍回的东西，遇到我喜欢的，我曾按拍价或者再高一些买过来，现在手里就有一些这样的藏品。每当夜阑人静，把玩它时，你会觉得，它跟周围的其他东西都不一样。有的可能是我爷爷留下来的，有亲情；有的可能是我在北京的胡同里淘换来的，有亲近感；而面对流失到国外又被你买回来的东西，你会觉得特别自豪。用一句北京的土话来说：我很牛！

人民画报：和文玩打了几十年交道，在您的眼中，文物意味什么？

白明：我认为，文物是我们的祖先在人类发展进程之中，有意识地留给后代的标识。中国人的两个肩膀扛得非常清楚，一边是祖先、历史，另一边是子孙、未来，而文物恰恰是连接两者之间的坐标。它让我们看清自己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作为一个收藏爱好者，我没有多少资金，也没有多大权力，我现在所能做的就是把我手里这些海外遗珍的资料照片，想方设法整理成册，给我们中华民族“续家谱”。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道，我们有哪些、有多么精美的珍宝在哪里。即使一时半会儿不在我们身边，但它们仍旧是我们的东西，仍然姓“中”，永远不会姓“法”、“英”、“日”或者其他。

彭卿云：旧伤未愈，别再有新的伤口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原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彭卿云1959年从中山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国家文化部门工作。自1972年到国家文物局任职至今，从事文物工作30余年。

在北京雍和宫东侧的原北京著名古刹之一柏林寺内，现为中国文物学会及国家文物局下属一些机构的办公地点，彭卿云会长接受了本刊记者的专访。他认为，“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保护好我们手头的东西。”

人民画报：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中国有164多万件流失文物被世界47家博物馆收藏，另有1700多万件散落在民间。目前，我国有关于海外流失文物的具体名录吗？

彭卿云：这个数据，我不知道它是怎么统计的，所有的博物馆是否会如实公布它的馆藏，而散落在民间的部分，又如何调查？所以，对这个数据，我表示存疑，因为它真的很难统计。追索抢救海外流失文物，第一件事就是要摸到一个目录。不过，要搞清这个目录，谈何容易。

人民画报：这些文物，通常是通过哪些途径流失到海外？

彭卿云：第一种是战争掠夺，其中1860年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就是最主要的标志性开端，后来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掠走的也不少；第二种是偷盗，以甘肃敦煌、新疆石窟文物为主要标志；第三种是走私盗卖，大部分发生在改革开放后，大量的盗墓和盗窃馆藏文物；第四种是文物买卖，以晚清时期的琉璃厂、民国时的古玩商行和建国后的文玩市场为主要标志。

前三种基本都是以非法、非道德方式流失的，其所有权一律归中国，是我们追索的主要对象。而第四种属于商业活动，要区别对待，建国前后的性质也不太相同，建国前往往是越珍贵的文物越易流出，建国后我们有严格的鉴定等级机制，最珍贵的文物不得出口，但交易的数量仍然非常大。所以，有人说，中国的文物不让出口，搞封闭，这是不符合实情的。

人民画报：不同途径流失的文物，在追索和抢救时，是否也需要区别对待？

彭卿云：有一条必须坚持：凡是非法出境的文物，我们始终对它拥有无可争议的所有权。无论过了多少年，我们永远绝不能放弃。1817年，殖民者将狮身人面像的下额胡须献给英国，自此一直存放在大英博物馆。时隔100多年，埃及政府始终没有放弃，并于1982年最终向英国政府要回了这段胡须。这对我们是很好的借鉴。

凡是非法出境的文物，我们坚决反对他们还拿去拍卖，外交部长杨洁篪讲得好，这真的是“雪上加霜”，“很不道德”。我的东西，你偷盗或者抢走了，只能还给我，我绝对不能再花钱买回来，不然，相当于承认你的抢夺是合法的。

究竟怎么收回，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凡是走私出去的，我们已经跟一些国家签订了保护公约，只要有证据，可以通过国际刑警组织和政府间的谈判、协商追回，我们现在已经有几千件文物通过这个渠道追了回来。因为战争、偷盗等原因被掠夺出去的，由于一些文物流入国尚未参加签署这两个国际公约，可能暂时不太可能有别的强制性办法。有一些友好的外国私人持有人愿意回赠给中国，我们当然非常欢迎。

人民画报：也就是说，要想追回已经流失的文物，可能会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 彭卿云：只能说我们有权追回，并且据理力争，永不放弃。但是，究竟到哪年哪月，不可计时。文物也有等级，一般的或许就不去花力气了，但是，有一些特别珍贵的，可以填补我们历史的缺口，对一些文化研究或者民族尊严、国家主权的回归十分重要的，这一部分就绝不能让步，要不懈努力把它追回来。

另一方面，现在最要紧的是，我们无论如何要吸取过去的教训，保护好我们手头的东西。旧的伤疤还未痊愈，绝不能再让它有新的伤口。要坚决打击盗墓、馆藏文物的偷盗和走私等犯罪活动，确保文物安全；要加强文物信息和资料的收集整理，一旦出问题，才可以更好地有据可依；还有，值得引起重视的是法人犯罪，比如一些地方的领导，只看到经济价值，随便乱拆乱改，实施建设性破坏，危害也非常大。

所以，归根到底，要提高人们对文物价值的正确认识，不能把它看成摇钱树。一些法律和制度需要进一步完善，专业人才的培养也很重要和紧迫。

文：本刊记者 李舒亚 供稿：《人民画报》(2009年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