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岁的达瓦多杰现在北京西藏中学读高二，是学校的学生会主席，前不久学校开展的庆祝藏历新年活动就是他筹备和主持的。

达瓦多杰出生在西藏林芝地区朗县秀村，村里只有一所小学，小学毕业的时候，作为惟一考入内地西藏班的学生，他离开了依靠土地生活的父母和两个弟弟，来到广东佛山一中。当时一句汉语都不会说的多杰，在汉族老师的帮助下，从洗衣服、打扫卫生、接人待物学起，到文明举止和与人沟通的方法，多杰非常感谢内地的老师，说：“是最初的汉族老师教会了我怎么走路，这是我人生最大的转折点，我至今还与他们保持着联系。”

与多杰不同，格桑卓玛在西藏昌都地区的城市里长大，小学毕业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到天津红光中学的西藏班。刚到内地时，才12岁的卓玛特别想家，老师天天来宿舍与她们聊天，还带着她们买东西。渐渐地，她学会了自己缝补衣服，把被子叠得方方正正，朋友也慢慢多起来了。

特殊的历练

到内地求学，全新的环境和独立的生活，对雪域少年来说是一场特殊的历练。因为要过汉语关，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汉语老师往往要全天候地陪练口语。为了加强理科基础，他们要完成更多的课业。从无菌的高原环境来到内地，他们的免疫能力相对下降，病痛也考验着他们正在成长的身体。有些雪域少年还要承担一部分生活的压力。

回家乡参加中考需要一批路费，而多杰的家里几乎没有收入，于是多杰背着老师，常到学校的垃圾桶里捡易拉罐、到学生宿舍收废纸卖钱，还偶尔从批发市场进一些小型文具卖给其他同学，用三个月挣到了三千多元钱，解决了回林芝参加中考的路费。“第一次用辛苦劳动挣来钱的时候，我感到了身为农民的家人每挣一分钱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把内地的学习方法和知识返哺给家乡的孩子也是他们最乐意做的事情。初中毕业后的假期里，多杰在林芝的八一镇当起了家庭教师，除了自己的学生，还吸引来了这家人亲朋好友的孩子，多杰按照内地学校的做法，一早就带着孩子们做操，然后是早读、上课、布置作业，晚上他还要批改作业。而这一个月的收入成了他来北京的路费和一部分学费。

考取北京西藏中学上高中之后，学校因他的家庭贫困给他减去了三分之二学费。

卓玛考上北京西藏中学以后，青藏铁路通车了，她是坐火车从西藏来到北京的，一两个星期就适应了北京的生活。现在她是年级的生活委员，负责管理宿舍卫生等。卓玛介绍说：“除了日常的学习，学校常常在周末和节假日组织我们去北京周边的名胜古迹景点去游玩，还有参观各种各样的博物馆和展览，让我们增加了很多课堂以外的知识。”奥运会召开期间，学校还组织暑假没有回家的学生一起去看比赛。

难忘恩师

因为学生们来自遥远的西藏，学校就是他们的家，所以西藏中学的老师把学生们视为己出。卓玛的班主任周勇燕老师节假日的时候就把班里的学生带到家里，给他们包饺子，做可口的饭菜，她丈夫也积极帮忙。每次5名，现在全班同学都去过她家了。在一次重要考试的前一天晚上，同学们正在紧张地复习，周老师突然搬着一大箱弥猴桃和香蕉走进了教室，分给学生。寒假期间，她还买了许多葡萄拿到宿舍分给学生。一名男生得胃病住院了，她天天做饭和送饭。而这些都是她自愿的付出。

1987年秋天，北京西藏中学迎来了来自西藏的第一批学生，他们都是年仅十一二岁的预科学生，80%是农牧民的子女。为了让这些孩子尽快听懂、学会汉语，每个老师和二三名学生结成对子，通过日常的交谈和活动辅导学生学习汉语。

这一年的11月，学校设计了一次学生外出活动，让学生通过一天的乘车、吃饭、逛街，近距离地体验北京，锻炼他们的日常汉语能力和应变适应能力。冯秉常老师带着三名藏族孩子来到王府井大街，“我们所到之处人山人海，于是达次在我左边，扎西在我右边，一人拽关我一只胳膊，巴姆在后边拉着我棉大衣的腰带。就是以这样的队形，我们逛了百货大楼、新华书店等。”

由于饮食方面的差异，藏族孩子来到学校遇到的一大难题竟是“吃”，生活老师要指导他们如何“吃”。周连增老师给孩子们上的第一节指导课是吃带鱼。他一边解释一边示范，学生们也学着吃起来，校长高兴地说：“这堂吃带鱼课讲得好！鱼都吃光了！”

回乡工作

多杰最喜欢学英语，他说：“除了与乡亲和内地的老师、朋友交流，还要与其他国家的人们进行交流。”明年他就要考大学了，他的理想是到北京政法大学去学法律或政治，将来回家乡当一名公务员。而卓玛的理想是回家乡当一名会计。

中共西藏自治区教工委书记拉巴介绍说，20多年来，内地西藏班（校）累计招收初中生近3.5万人、高中生近1.5万人、中师生和中专生一万人、高校生1.1万人，为西藏培养输送了1.5万名各级各类建设人才。

多杰至今还与家乡的小学同学保持着联系，他们中的多数人像父辈一样在家乡从事着农牧业，随着与外界接触的增多，少数人开始做一点小生意了，“而且许多人已经结婚了，这件事离我还非常遥远呢。”多杰说。

文：侯瑞丽　 来源《布达拉》(2009年第六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