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后的三年“春晚”我和黄宏连续合作。1991年是《手拉手》，1992年是《小保姆与小木匠》，1993年是《秧歌情》。

记得大年三十儿我演完《秧歌情》回到家，快夜里12点了。儿子高烧39.9℃。我抱起他就奔医院，孩子病得那么重，我为了“春晚”好多天也没照顾他，我内疚极了。

他昏昏沉沉倚在我肩上，滚烫的小脸儿贴着我的脖子。我用颤抖的声音对坐在那儿正在写着什么的女大夫说：“大夫，我儿子快40℃了，麻烦您给看看。”

她抬起头，突然发现是我，随即笑起来：“宋丹丹，你演的老太太真好！”

“我儿子快40℃了。”我重复了一遍。

“你的豁牙是怎么弄的？真像！”她依然笑着，“你先告诉我，然后我才给你看，不告诉我不给看！”她依然呵呵笑着。

我的眼泪一下子掉下来，我想骂人。我觉得委屈，我太恨她了，但我又不敢流露，因为我指望着她救我的儿子。我把眼泪擦了一下，然后告诉她我牙上染了黑颜色。

从那以后我连续4年没上“春晚”。我很厌恶人家见我就笑，厌恶被人称为“女笑星”。我不愿意离自己心中的“大艺术家”目标越走越远。这样下去我永远也别想让人觉得我“有分量”和“有思想”了。

黄宏说他那4年像个离了婚的单身汉那么“飘零”。他不停地更换着搭档，当然，那些小品也不错。

直到1997年底，我与现在的先生新婚不久，他说：“妮儿，往年都是我在电视里看你上春晚，你是明星大腕儿，现在你是我老婆了，你也让我尝尝这滋味儿。等年三十儿，我们全家围着电视看我媳妇儿给全国人民演节目，等你回来吃饺子。”

我心里一暖，很快给黄宏打了个电话：“黄宏，今年我跟你上！”

我们一起编排了一个小品《回家》，黄宏在戏里也管我叫“妮儿”。那是我献给先生的新年礼物。

第二年，我们还想合作，天天在一起研究弄什么内容。他每出一个题目，我就反驳，我不大赞同他编小品过于追求“立意”。我认为小品只要能把人逗笑了就算成功，当然，最难的就是把人逗笑。最后，他想出一个点子，演一个修自行车的，帮别人给车打气儿，“气不足就得打点气儿，气太足就得放点气儿”。我觉得还是同样的问题——寓意太深，他却对这创意充满了信心。于是我对他说：

“黄宏，这样吧，如果你坚持用这个点子，你就和别人演，看能不能通过。如果通过了呢，你们就上，如果通不过，你再回来找我，咱们俩接着琢磨。”

当然，这个小品很顺利地通过了，他和句号演的，叫《打气》。我终于放弃了上“春晚”的念头。

大概离春节还有十几天的时候，本山打给我一个电话，希望跟我合作。他把“楔子”大概给我讲了讲，我拍手叫绝。老头儿老太参加《实话实说》是个好点子，不拘泥于故事，特定的规定情境，有什么包袱就问什么问题，而且可以充分展现人物性格。

很快，《昨天，今天，明天》诞生了。一经亮相，戏惊四座，谁看了都说好。但我笑不起来，因为我发现黄宏不理我了。

如果说那4年我们俩像“离婚”，那我跟本山的合作在他看来，大概像眼瞅着自己的老婆嫁给了自己的朋友，并且人人都夸人家俩过得好。

虽然我并不觉得做错了什么，但心里还是有些内疚。毕竟快10年了，太多的记忆，太多的情感，我们俩情同手足，常常形影不离。

但是很快，我的内疚随着他一次次对我的“视而不见”消失得无影无踪。再很快，我的歉意就被怨恨代替了。

“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常常想，“我又没卖给你。”

“是你先和别人演的，凭什么我不能和其他人合作？”

我越想越气，也开始用“冷酷”回敬他。

到了年三十儿晚上，所有演员都在演播室二楼的咖啡厅等着上场。工作人员通知我节目快到了，我就顺着楼梯往下走，正好迎面撞上黄宏沿楼梯上来。

在这之前，有很多次我们俩“狭路相逢”，就像陌生人一样擦肩而过，所以这次我也没打算搭理他，面无表情地只盯着脚底下的台阶。黄宏却突然站住了。

“嘿，你过来一下。”他朝我勾勾手指。

“什么事？”我冷淡极了。

“过来，我跟你说点事儿。”他指自己的耳朵，意思是悄悄话。

我没好气儿地走过去，不耐烦地说：“干吗啊？有什么事儿不能大声说啊？”

“再近点儿，特重要！”他说。

我把耳朵凑过去，“说吧！赶紧的！”

哪知他冷不防“啵儿”地在我脸上亲了一下。

“去！讨厌吧你！我发现你这人特没劲，我特恨你！你小心眼儿！”我推了他一把，哈哈笑起来。再看黄宏，那大嘴咧的，那眼睛眯的，满脸都是开花褶子！

后来这些年我们还真的没再有机会合作过。但无论他有什么事，需要我帮什么忙，我都一定不会推辞。我们有什么痛苦或彷徨，都可以向对方尽情地倾诉。他为我总结出16个字的“高度评价”：极其聪明，极其懒惰，极其善良，极其多变。他知道我如何遭遇生活的低谷又是如何走了出来。这份情谊已经随着某一段历史一起被定格，永远不会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