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婚后的那个夏天，我要回了巴图的“监护权”。我们娘儿俩在亚运村租了一套公寓住下来，一室一厅，月租高得惊人。白天，我以泪洗面，晚上抱着枕头说话，逢人便哭诉自己的悲惨境遇。听的音乐不是充满宗教色彩，就是“每当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拍拍我的肩我就会听你的安排”，基本上离精神病不远了。

这时候，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两个特别好的朋友：苏小明和张暴默。她们认为我不能一直以这副祥林嫂的形象示人，发誓要帮我一起开创新的生活。

每天，苏小明就在我面前“哗哗”地翻她那本通讯录，边翻边发牢骚：

“怎么他妈没一个未婚的！”她一心给我找一个可靠的男朋友，哪怕暂且不谈婚论嫁。

第一个男朋友用现在的话讲是个“海归”，非技术型人才，外形很各色：体重200多斤，头上系小方巾，开大吉普，敞着天窗。

“这人……身体太好了吧……”他硕大的体型使我不得不望而却步。

“我靠，那你说清楚了，你喜欢身体不好的？”苏小明恨铁不成钢，很快给我介绍了第二个男朋友，此君高瘦儒雅，对我非常体贴入微。我与他约会过两次，除了吃饭和聊天，绝无“越轨”之举。

苏小明知道后急了，一个电话打过去：“我说你怎么回事？有你这样的吗？你得‘扑’啊！（意指主动点儿）” 又回头对我劈头盖脸：“你也得主动点儿知道吗？今儿你跟我说清楚，你到底想找什么样儿的呀？”

我想了想，条件有三。第一，我是非常注重交流的人，他必须跟我说得上话。第二，我不要他特别有钱，我可以养活他。如果我的条件在某一方面比他好一点儿，他可能就不会丢掉我。第三，他最好是丧偶的，于是他懂得珍惜我，知道有一天爱人会离去……

“得了得了，你这忒难了！”苏小明不耐烦地打断我，“还得先把人家老婆弄死！”

如此这般折腾几回，我已经心灰意冷，决意与儿子相依为命了此余生。很久没有人找我拍戏，为了维持生活质量，我打算“出卖隐私”写书赚钱。于是在我家里是这样一幅情景：桌子上、椅子上、床上、地上，铺天盖地全是稿纸，稿纸中间有一个不洗脸、不梳头、面如菜色的女人正在含着眼泪奋笔疾书，旁边是她幼小的儿子，坐在那里寂寞地玩着玩具。

有一天，我正在家里回顾前半生的血泪史，苏小明打来一个电话：

“干吗呢？”

“写东西呢。”

“得了别写了，你今天晚上得出来跟我们一块儿吃饭。”

“不行啊姐姐，你是不是又要给我介绍男朋友啊？”

“你真没劲，我告诉你啊，绝对不会！就我们几个女的。”

尽管她一口咬定只是普通的朋友聚会，我还是隐约觉得“有情况”。

“姐姐你死了这条心吧，我就是一个黄脸婆，还拖着个‘油瓶儿’，人家谁愿意理我呀？”话虽有几分玩笑，内心确是凄凉。

这时候，正坐在床上玩儿的巴图说话了：“我妈妈不是黄脸婆。”小人儿抬脸望着我，表情颇认真。突然间，我的眼泪奔涌而出。电话里苏小明还在做工作：

“哎我说，你在听吗？我跟你说你现在这样儿不行啊，这叫自暴自弃你懂不懂？”

“行，姐姐，你说几点吧，在哪儿。”

“今晚6点，建国饭店。你给我化点妆啊，见我们几个女的也不能拿自己不当人，听见没有！”

当晚5点55分，我再次提前到达建国饭店。之所以说“再次”，是因为我逢约会必提前，永远学不会摆谱儿，特露怯。还好，尽管我再次提前，却是最后一个。

这伙儿人，果然被我猜中了。在座的除了苏小明、张暴默，还有一位英俊儒雅的男士，一眼望去相当赏心悦目。她们软硬兼施地哄我过来，我本有几分怨气，这会儿全打消了，脚下有些飘飘然，不过又立刻警觉起来——这人……肯定是有什么毛病吧？要不能落在我手里？

席间我与这位姓赵的先生比肩而坐，话语十分投机。我记得他问我老家是哪里，我说山东，苏小明为了活跃气氛赶忙举手说她也是山东人，可是人家根本就像没听见，注意力全在我这里。我心里喜忧参半，喜的是今天居然白拣一个大便宜，忧的是天下真有白拣的便宜吗？

趁着我去洗手间的工夫，苏小明和张暴默也“噔噔噔”脚底生风跟了过来：“怎么样怎么样？你看他还行吧？”

“这个人，条件忒好点儿了吧？是不是生理上有问题啊？”我其实特别不愿意这么不浪漫，但又确实不敢把现实想象得过于美好。“他要是没问题，怎么可能留给我啊？”

“没问题，我跟你说，不信咱可以打个赌！”

“多少钱？”

“2万！他要是有问题，我给你2万！”

“成，就这么定了。”

三个女人重新入席，各自心怀鬼胎，玩笑间动辄就提到那个2万的赌。赵先生不明就里，还很真诚地问道：“你们打的什么赌啊？我也下个注好不好？”

那天晚上我没开车，我的车坏了，于是赵先生送我回家。到了楼下他帮我打开车前盖看了看，弄了黑乎乎的两手机油。我说：“上楼洗洗手吧！”他犹豫着这是否合适。我告诉他没什么不合适的。于是我们一起回到我那小得可怜的公寓中。

洗了手，我给他看我正在写的“作品”，他边看边笑。那些文字真是太重要了，尽管最终没有发表，却让他从中读懂了我伤痛而落寞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