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点一：科技发展有了制度保障

    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的领导人那样对于科学技术的重要性有着如此鲜明的认识和强烈的关注，也没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像中国的领导人那样对于科学技术发展寄予了如此的厚望。

    尽管如此，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并没有一项科学技术基本法。只是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政府才陆续颁布实施了一系列重要的科学技术相关立法，并且在20世纪90年代大大加快了科技立法的步伐。

    其中，1993年7月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堪称中国的科学技术基本法，它比较全面地规定了中国科技发展的目标、作用、资金来源、科技奖励制度等，是指导中国今后相当长时间科学技术发展的基本法典，从而使科学技术活动在中国纳入了法制化的轨道。

    在随后的几年中，无论是中央政府的财政科技拨款，还是全国的科技经费筹集额与实际支出额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1993年，中央政府的财政科技拨款225.61亿人民币，1999年增加到543.9亿元人民币，同期中国的科技经费筹集额和实际支出额也分别从675.5亿元人民币和622.8亿元人民币分别增加到1460.6亿元人民币和1284.9亿元人民币，均翻了一番以上。

    全国的R&D（研究开发）经费从1995年的348.69亿元增加到1999年的678.9亿元人民币，其占GDP（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也从0.6%增加到0.83%。

    虽然这个比例低于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以及韩国和印度等国的水平，但按R&D支出规模计算，中国研究开发支出为印度的两倍以上，接近俄罗斯的两倍，略低于韩国的研究开发支出规模。研究开发人员人均研究开发经费从1995年的4.64万元增加到1999年的8.26万元，持续增加的科学技术支出为中国科技活动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2000年，全社会 R&D经费总支出实现历史性突破，占当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

    焦点二：科技人力资源爆炸性增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刚成立时，全国只有700余名科技人员，但到1960年即增加到6.2万人，1966年更迅速增加到29.2万人。此后10年，中国的科技人才培养陷入了停滞状态，科技人力资源基本上处于维持或者萎缩之中。

    1978年以后，中国科技人力资源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尤其如此。以2000年为例，中国共有各种普通高等学校1041所，毕业大学生94.9万人，研究生30.1万人，其中理工农医类毕业生57.2万人。中国科技人员人数从1978年的50.6万人猛增到1985年的129万人和1995年的250万人，1997年又进一步增加到275万人，1999年为291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从1991年的132万人增加到1995年的155万人和1999年的159万人。

    按平均每万名职工拥有的专业技术人员数来计算，中国在1985年时只有869.5人，1990年增加到1044.7人，1995年增加到1746.6人，2000年进一步增加到2748.3人。

    不仅如此，大批青年才俊还跨出国门，到国外学习西方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有资料表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先后有40余万名青年学生远涉重洋，到欧美发达国家留学进修，其中有10余万人先后归国，成为中国各科技领域的骨干。

    在他们当中，有以自己的鲜血进行人工血微血栓形成与抑制试验的修瑞娟博士，有在1984年5月培育成世界上第一只试管羔羊——“中日”的旭日干博士以及获得诸多国际奖项的北京大学副校长陈章良教授等。改革开放以来20年的留学人员派遣规模和强度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就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前所未有的。

    据统计，在中国工程院的院士中，近十几年回国的留学人员占到50%以上；在经过专家的严格评审跻身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计划”的人选中，有2/3以上是近几年学成回国的留学人员；在参与国家人事部等七部委的“百千万人才工程”、团中央的“中国青年科学家奖”、中科院的“百人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优秀中青年专项人才基金”、国家科技部的国家重大科技攻关项目、“863计划”等工程和计划的人员中，近年来学成回国的人员均占到这些工程、项目和计划人数半数以上的比例。

    2001年，国有单位的各类专业技术人员为3053.3万人，平均每万名从业人员中有专业技术人员2734人；科技活动人员317万人，每百名科技活动人员中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人数增加到66人，科技人员队伍的结构进一步优化。

    焦点三：奖励带来精神动力

    中国政府早在1955年就发布了《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的暂行条例》，对重大科技成果进行奖励。根据198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奖励条例 》，中国政府又设立了科学技术进步奖，并成立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标志着我国科技奖励体系基本完成。

    199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又明确规定：“国家建立科学技术奖励制度，对于在科学技术进步活动中做出重要贡献的公民、组织，给予奖励”；1994年，中国政府又设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1999年5月，国务院又发布实施《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规定在国务院下设立：（一）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二）国家自然科学奖；（三）国家技术发明奖；（四）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五）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五个奖级，并规定了具体的评奖条件、评奖程序和颁奖办法等。

    根据这一条例，2001年2月19日，中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了全国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万人景慕的目光下和如雷般的掌声中，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亲自向2000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获得者吴文俊、袁隆平两教授颁发荣誉证书和奖金。

    根据有关资料，仅1979年至1999年，国家即奖励科技成果12582项，其中自然科学奖632项，技术发明奖2973项，国家科技进步奖8977项，先后有6万多科技工作者获得了国家科技奖励，20名外国公民获得了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除了一些政府奖项以外，地方政府与民间机构也设立了单独的科学技术奖项。1992年，珠海市政府以百万元人民币重奖科技人员，成为当年中国科技界十大新闻之一。最近几年中国科技界非常关注的何梁何利科学技术奖、长江学者计划等莫不如此。

    这些科技奖项的突出特点就是针对直接从事科学技术研究活动的个人而不是单位或者是机构提供的科技奖励，因而有助于激发科学家本人的从事科学技术发明创造活动的积极性，从而极大地增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产生和供应。

    从这个角度来看，这种科技奖励制度所产生的效果不仅仅有利于某一个民族和国家，而且有利于整个人类的科学技术知识供应和积累。

    焦点四：攻关计划由跟踪改为超越

    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是通过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计划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的。其中，由邓小平同志亲自批准实施的863计划是中国的第一个高技术研究计划，全称为《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旨在根据“有限目标，突出重点”和“瞄准前沿，目标驱动”的原则，组织科技力量在航天、激光、生物、信息、自动化、能源和新材料（军口两个，民口五个）七个重要领域跟踪世界先进水平，缩小我国同先进国家在这些方面的差距，并力争有所突破。

    有资料表明，从1987年到2000年，中国政府用于863计划的经费投入从125亿元人民币增加到787.51亿元人民币，累计投入经费总额达到5124.91亿元人民币。到1998年，863计划所涵盖的七大技术领域中所选定的2800多个课题，已有1398项（占49%）完成并取得了成果鉴定。其中，550项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495项已进入应用领域，133项已转化为产品。最近，一位科技部负责人宣布，我国高技术发展计划“863计划”的宗旨已经从过去的“跟踪”改为“超越”，而863计划的管理体制也发生了变化，专家委员会替代了过去的首席科学家。

    攻关计划是20世纪中国最大的科研计划，1982年开始实施。其宗旨是面向国民经济建设主战场、解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带有方向性、关键性和综合性问题的科技计划，也是中国国家科技计划中累计投资最大、投入人员最多、在国民经济中影响最大的科技计划，有全国上千个科研院所数万名科研工作者共同参加。

    仅在九五期间，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就在农业、电子信息、能源、交通、材料、资源勘探、环境保护、医疗卫生等领域安排了251个项目，5100多个专题。中央财政支持53亿元，地方配套资金176亿元。组织1000多个科研院所、700多个大学5400多个专业的7万多名科技人员参与其中，共取得成果两万多项，国内外专利1300多项，建立了4500多个试验示范基地，培养了具有生产经验和研究开发能力的人才近２万人，累计创造综合经济效益4300多亿元人民币，直接经济效益950多亿元。

    火炬计划是中国最重要的高技术产业计划，于1988年8月启动。该计划作为国家指导性计划内容包括组织实施一大批具有先进技术水平和国内外市场及经济效益好的高技术产品开发项目；在全国范围内建立一批高技术产业开发区；探索适应高技术产业发展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计划项目重点包括新型材料、生物技术、电子信息、技术机电一体化及新能源与节能技术等新技术领域。

    到1998年底，中国火炬计划共组织实施了国家级项目3536项，地方项目9036项，由于这些项目以银行贷款和自筹款项作为资金来源，完全按市场经济的方式来实施，因而对国家经济的贡献尤大。据统计，仅1998年一年，火炬项目实现产值就达1256亿元，利税达212亿元，出口创汇达17.7亿美元，为创立我国民族高技术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

    焦点五：“市场”成为科技发展的关键

    为进一步推动开发型科研机构进入市场，经国务院批准，科技部、国家经贸委等12部委局于1999年2月联合发布《关于国家经贸委管理的10 个国家局所属科研机构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决定对10个国家局所属的242个科研机构实施管理体制改革，具体方式可以自主选择，包括转变成科研型企业、整体或部分进入企业和转为技术服务与中介机构等。经国家批准继续保留事业单位性质的少数科研机构，也要引进科技型企业运行机制。

    到2000年年底，242家科研院所的转制工作已经完成，有131个院所进入企业(集团)；40个院所转为科技类企业，实行园地化管理；18个院所保留事业单位性质，转制为中介机构；24个院所并入学校、化转其他部门或撤并；12个(涉及29个院所)转为中央直属大型科技企业。10个产业部门所属242个科研机构整体转制。这是我国科研院所体制改革的一项重大举措。2000年，又有国务院11个部委管理的134个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完成企业化转制。

    与此同时，全国2000多家应用型地方科研机构也在2000年年底前完成了向企业化转制工作。在推进技术开发类科研机构向企业化转制的同时，公益类科研机构的改革也在2001年拉开帷幕，涉及36万人的社会公益类科研机构分类改革工作逐步展开，首批4个部门102个科研机构的改革工作已在进行中。在这个过程中，一批研究院不仅顺利完成转制，而且还在此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科字头的上市公司，知识和资本结合得愈加紧密。名片换了，称呼改了，所长变成了董事长或者总经理，“市场”成为决定科技发展的关键性因素。专家们认为，以中央直属242个科研院所全部实现企业化转制为标志，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已经进入到一个从微观到宏观、从机制改革到结构调整、从封闭运行到开放重组的新阶段。

    焦点六：航天工程保障国家安全

    中国有着漫长的海岸线，陆地上与12个国家接壤。在近代中国历史上，中国人民饱受耻辱，有着太多痛苦的回忆——鸦片战争、火烧圆明园、甲午海战、日本侵华等等。因此，强大的国防，对于中国人民有着更为深刻而直接的含义，安全成为中国人民的最大诉求，而强大的国防只能建立在发达的科学技术的基础之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由于国家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国防需要成为科学技术发展的主要动力。为此，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政府投入了相当的人力物力发展国防科学技术，并且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火箭方面，目前中国的长征火箭家族已经发展为9种型号的火箭系列，可以覆盖低轨道、中高轨道和高轨道等太空轨道，运载能力从1.5吨到9.2吨，其中低轨道最高运载能力高达9.2吨，高轨道运载能力最高达到5吨。长征系列火箭标志着中国航天技术具有坚实的基础，基本上具备了发射世界上不同轨道、不同重量卫星的能力，是世界航天发射市场上具有较高知名度和信誉度的高技术产品。

    在人造卫星方面，中国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继1970年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之后，中国又在1972年发射了第二颗科学实验卫星，1975年11月16日发射了第一颗返回式遥感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掌握了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从1970年到1998年，中国已经成功地发射了科学实验卫星、通信卫星和气象卫星三大系列50多颗各种轨道卫星，而且掌握了技术复杂的卫星回收技术和地球同步卫星控制技术。继著名的两弹一星之后，目前中国已经拥有50多颗在轨卫星，并且掌握了复杂的卫星回收技术和地球同步卫星技术。

    在载人航天方面，中国科学家的突出成就同样令世人为之瞩目。载人航天工程包括航天员、飞船应用、载人飞船、运载火箭、航天发射场、着陆场和航天测控与通信七大系统，涉及的学科领域广泛，技术含量密集。中国于1992年开始实施载人航天工程，全国3000多家单位数以万计的工作人员先后参与研制、建设和实验。十年来，工程技术人员继承并发扬中国日益成熟的航天技术，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载人航天发展之路，突破了一大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提升了信息、材料、能源等新兴学科的整体水平，完善了先进性与实用性兼备的载人航天工程设施，培养了一支以青年科学家为主的人才队伍。

    2000年，中国先后两次成功地发射了神舟一号和二号宇宙飞船，在世界上仅次于美俄之后。2002年3月25日，中国又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了“神舟”三号宇宙飞船，并且获得了圆满成功。“神舟”三号飞船的成功发射和返回，表明我国载人航天工程技术日臻成熟，为最终实现载人飞行打下了坚实基础；同时也表明我国利用飞船开展空间科学研究和空间资源开发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对促进我国科学技术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意义。据专家介绍，“神舟”三号无人飞船已经完全符合载人航天的要求。

    焦点七：基因工程也有中国人的贡献

    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被誉为生命“登月计划”，是从1990年开始启动的，由美、英、日、德、法五国科学家共同参与。该计划最实质性的核心内容是DNA序列图的构建，即分析人类基因组的DNA分子组成（核苷酸或碱基序列），从而为建立基因组规模的基因鉴定技术奠定基础。1999年，中国作为唯一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这一计划，负责测定人类基因组全部序列的1%。坐落在北京顺义空港工业园B区的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承担了主要测序任务。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科学家由零起步，高效率、高质量地完成了承担的测序任务。这一成就让全世界为之瞩目。作为人类基因组计划1%项目的主要完成单位之一，中科院基因组生物信息学中心(即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已经成为世界上第6大基因测序中心。在植物基因测序方面，中国科学家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由中国北京、杭州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暨中国科学院基因组信息学中心、中国科学院遗传与发育生物学研究所、中国杂交水稻研发中心以及美国华盛顿大学等12个单位合作完成的《水稻（籼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序列图》被誉为基因研究领域“最重要意义的里程碑性工作”，“永远改变了我们对植物学的研究”，对“新世纪人类的健康与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科学》杂志以长达14页的篇幅介绍了中国专家研究成果的主要内容，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先后556次被有关专家从互联网上下载。

    不仅如此，在开放基因制药和诊疗方面，中国科技人员也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早在1988年，中国科技人员就研制成功了乙型肝炎基因工程疫苗，1992年又研制成功对治疗甲肝和丙肝有特殊疗效的合成人工干扰素等一批基因药物。到目前为止，中国已经有18种基因工程药物与疫苗进入市场。此外，在培养转基因鱼、转基因羊、转基因猪等方面，中国科学家在国际上也处于先进地位，在大熊猫克隆的研究方面也处于世界前沿。

    焦点八：杂交水稻击败饥饿威胁

    1973年，被称为杂交水稻之父的袁隆平教授在世界上首次利用三系杂交法育成籼型杂交水稻，并且在此基础上推出了多个杂交品种。863计划开始以后，国家将利用高技术改良农作物品种、提高农业产量的工作交给袁隆平教授领导的科研小组。1986年，袁隆平提出了杂交水稻三阶段发展战略的袁氏设想。

    经过全国22个单位、数百名科学家的共同协作和10年的艰苦努力，袁隆平终于培育出一种新的“二系法”杂交水稻品种，平均每公顷产量可达11250公斤，是我国目前大面积种植水稻中产量最高的品种。据测算，这种具有超级稻特征的水稻新品种从播种到成熟平均每天每公顷产量可达到100公斤以上。1990年，杂交水稻的第一项农业技术转让给美国，试种结果是比美国的优良品种增产38%，目前世界上已有美国、日本、巴西等20多个国家引种。袁隆平也因此获得了8个国际大奖，被国际上誉为“中国杂交水稻之父”。农业科技的进步和普及，使中国成功地用占世界7%的耕地养活了占世界22%的人口。美国普渡大学汤·巴来伯格在《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一书中这样评价袁隆平：“袁隆平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时间，他增产的粮食实际上使人口增长率下降了，他在农业科学上的成就击败了饥饿的威胁，袁隆平领导着人们走向丰衣足食的世界，同时，他给那些保守者上了一堂很有价值的课，这就是怎样在农业科学事业上去创造功绩，他把西方甩到了后面，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地利用了水稻杂交优势的伟大科学家。”

    不仅如此。杂交水稻还为解决世界范围内的饥饿问题立下了汗马功劳。联合国粮农组织和国际水稻研究所1981年在中国湖南长沙合作建立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共举办了12期国际杂交水稻培训班，培训了来自20个国家的200名左右的农业科技人员。1998年越南种杂交稻达20万多公顷，印度为10万多公顷，一般比当地良种每公顷增产1~2吨。

    焦点九：国际交流带来巨大收益

    1978年的改革开放，标志着中国开始重返国际科技舞台，而且中国的对外开放首先是由科技领域率先进行的。

    这几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对外交往中，十分重视国际科技合作。江泽民主席从1994年以来在4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先后提出了关于召开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简称APEC）科技部长会议、加强APEC科技工业园区合作、制定《走向21世纪的科技产业合作议程》、建立中国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科技产业合作基金等建议，受到与会各国领导人的欢迎。

    1996年11月，江泽民主席在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提出加强APEC成员组织间进行科技工业园区合作的倡议，国务院也先后批准北京、苏州、合肥、西安、烟台、上海、深圳、成都、杨凌、武汉共10个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为对APEC开放的科技工业园区，科技部批准北京、苏州、重庆、天津、武汉、上海、成都、西安8家科技创业服务中心为国际企业孵化器试点，成立网络，以促进国际化。

    1997年10月，江泽民主席访问美国，双方在中美联合声明中肯定了两国科技合作与交流的成果，并指出中美将进一步运用科学技术来解决国家和全球问题。朱镕基总理在第二届亚欧首脑会议上提出加强亚欧科技合作的倡议，科技部与外交部已于1999年10月主办了亚欧科技部长会议，会上通过的《部长公报》和《主席声明》两份文件将对21世纪亚欧经济技术合作产生积极影响。

    根据科技部公布的有关资料，目前与我国进行科技交流的国家和地区已达152个，其中与我国签订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或经济、贸易和科技合作协定的国家有96个。在政府间科技合作协定的框架下，各专业部门也与外国的相应部门签订了部门间科技合作协定。例如，农业部已与100多个国家的农业部门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及其他国际农业组织建立了科技合作与交流关系，与其中20多个国家签订了农业科技合作协议；卫生部与52个国家签署了卫生合作协议或备忘录；国家环保局已与27个国家签订了30多个双边环境保护协议或备忘录；民间科技合作与交流则在更广泛的范围内展开，科研机构之间、高等学校之间、科技学术组织之间、企业之间、城市之间以及科学家个人之间的交流都很活跃。

    例如中国科学院已同6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签署了院级合作协议70多个，所级合作协议700多个。中国科协及其所属全国性学会参加了240多个国际科技组织，有280多人次的科学家先后在国际科技组织中担任理事、执委以上或所属专业委员会的领导职务。

    国际科技合作为中国带来了巨大的收益。HT-7超导托卡马克装置加速了我国的核聚变与高温等离子体物理领域与世界水平接轨；中美合作建设的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在1992年进行的轻子质量的精确测量，被世界公认为近年来国际高能物理方面所取得的最重要的实验结果之一，而且迄今为止这台电子对撞机仍然是世界上同类加速器中亮度最高的一台对撞机。

    焦点十：国际竞争力逐年攀升

    反映一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的指标有许多。从基础研究地位来看，美国《科学引文索引》（SCIENCE CITATION INDEX，简称SCI）可以是一个很好的衡量指标，因为它反映了中国科学家在基础研究领域中研究成果的数量与质量。从这个指标中可以看出，从1993年到1999年五年间，《SCI》收录的我国论文数从9927篇增长到24476篇，增长2.5倍多，占《SCI》收录论文的比重也增长了2.5倍多，论文数量在国际上的排名从第17位上升到第10位。可以预计，未来几年内我国被《SCI》收录的论文数排名极有可能再跃升一至两位。这说明我国基础研究能力有了比较大幅度的提高，基础研究的产出在国际上的地位不断上升，在国际上的影响也在逐步增强。

    从反映一国科学技术综合实力的诸多指标来看，目前国际上有三个刊物涉及到中国的国际科技地位比较。其一是瑞士洛桑管理学院发表的《国际竞争力报告》设立的科技国际竞争力指标，由一国的R&D(研究开发)经费、R&D人员、技术管理、科学环境和知识产权五个方面26项指标综合而成。根据2000年度的《国际竞争力报告》，中国的科技竞争力在参评的47个国家中居第28位。2001年《国际竞争力报告》对其指标做了调整，用科学基础设施指标来对应科学技术指标。据此，则中国科技竞争力的国际排名提高到第26位。其二是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2001年人类发展报告》设立的技术成就指数，反映一国在创造、传播技术以及培养人的技能等方面所达到的水平。在这个排序中，中国的技术成就指标为0.299分，在参评的72个国家（或地区）中居第45位，属于技术的积极采用者。其三是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世界竞争力报告》设立的技术相关指标，包括创新指数、技术转移指数、技术指数和启动指数等，中国在参评的59个经济体中分别居于第34位、43位、48位和47位。综合起来看，中国的科技发展在国际上基本上居于中等水平，但与科技发达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着较大的差距。（段金）

    《北京青年报》2002年8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