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一方面是人类精神价值的体现,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生存形态;另一方面也是精神产品生产的庞大的社会部门,是一种特殊的和具有巨大利益的产业。文化发展一方面标志了一个民族的精神状况,另一方面也标志了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文化的发展和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及竞争在冷战后的“全球化”的语境之中更成为了世界不同社会和民族发展的关键课题。
1908年8月,中国现代文化的伟大先驱者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表达了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的期望:“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而这将使中国“屹然独立于天下”。
他的期望在一百年后正在变成现实。
焦点一:文化市场化已成趋势
“新时期”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市场化转型,这种转型最为重要的文化表征就是文化市场化的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种趋势就更加明显。
首先,居民文化消费在总消费中的比例高速增加。我国居民的文教娱乐支出近年开始超过了用品类的消费。这也意味着过去往往由计划经济体制提供的文化娱乐逐渐转变为由个人自己通过消费市场获得。文化消费成为文化市场发展的巨大基础和条件,这当然也显示出经济成长为背景的文化消费化的趋势。原来以生产为导向的文化开始转变为以消费为中心的文化。
其次,文化市场的发展已经成熟。1978年,广州东方宾馆率先开办音乐茶座,开启了文化市场化之门。此后,许多文化单位开始进行市场经营,实行了自负盈亏的企业化管理,文化体制的改革也逐步推进。到了1998年,社会办的文化产业的机构总数就已经达到文化系统的2.7倍,从业人员达到1.5倍。同时,原有的各种文化机构也经历了深刻的市场化转型。如报业的运作,就为了顺应市场化的挑战,进行了一系列报业集团的组建。这种集团化、集约化的新的文化产业机制也在其他文化领域中发展,如各地出版集团、广电集团的组建等都体现了适应市场化运作的努力。就总体而言,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已经由国家自上而下全面地支配和管理转型为市场化条件下的多元形态。由不同文化领域的市场构筑的文化市场的体系业已形成。
这导致了两个结果:一方面,一种以大众文化为中心的文化生产和消费机制已经形成,“大众”的文化消费取向在一定程度上支配文化的趋势;在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了剧烈的雅俗分立的现象,就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争议。而诸如流行音乐、电影 “贺岁片”、时尚性杂志等流行文化形态已经彰显了市场的活力。大众文化的崛起已经成为事实。另一方面,随着市场化带来的社会分层,文化方面的分层也已经出现。各个不同阶层和利益主体的文化趣味也开始在文化中发挥影响和作用。其中,中等收入阶层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而崛起,他们的工作能力和消费能力都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他们的文化品味与取向成为一种重要的文化选择,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他阶层的文化选择。
中国文化的市场化也依然存在着许多问题和挑战。首先,中国文化市场的总体规模仍然太小,文化消费在居民消费性支出中的比例还不足20%,而发达国家的文化消费一般占居民总消费的30%左右,文化消费的潜能和市场化环境下文化发展的空间仍然巨大。中国文化市场的发展还没有能够充分满足人们文化消费的需求。文化市场的发展依然滞后于整个社会的发展。其次,区域和地方之间的文化差距也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向。第三,在文化市场化进程中如何避免盲目迎合市场的媚俗和不良文化趣味的冲击,在进一步开放和扩大文化市场的同时保持文化发展的先进方向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焦点二:电视成为家庭文化生活的中心
十年来,中国人的生活和价值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最为深刻地影响了这种变化的乃是电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电视普及过程,到90年代才真正完成。1990年冬,北京电视艺术中心制作的电视剧《渴望》的播映牵动了亿万人的心。这部以“室内剧”定位的电视剧的巨大成功无疑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化空间,也从此有了中国电视剧制作市场化的可能性。此后电视剧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大众文化形式,其类型丰富,制作水平提高很快,是相当成功的本土艺术类型,具有保持本国市场主流位置的强劲竞争力。1993年5月1日,《东方时空》在中央电视台开播,以晨间节目的形态引导了新闻评论类电视节目改革的潮流。1994 年4月1日,《焦点访谈》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开播。这些新的新闻类电视节目贴近百姓生活,表达民众心声,快速反应新闻焦点,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同时,随着地方电视台通过卫星电视得以覆盖全国,地方电视台突破了原来的地域局限,也进一步激发了活力。如以综艺节目为中心的“湖南卫视”在90年代后期的崛起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它的著名节目《快乐大本营》曾经带动了国内综艺节目普遍的改版转型。电视对于中国日常生活的影响是相当巨大的。电视既作为一个新闻和信息的最为主要的平台在发挥作用,同时又是家庭娱乐和文化的中心,它可以综合各种不同的文化娱乐形式,是当下家庭文化生活的主要来源。
1991年,电视广告首次跃居各种广告传媒榜首,当年收入超过10亿元。2001年,电视广告收入达到400亿元左右。全国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从1990年的79.4%增长到2000年的93.4%。全国有线电视用户达到8000多万户。全国拥有电视台约300多家,中国电视业拥有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视网。电视业无可争议地成为文化产业的龙头。
VCD、DVD等与家庭电视机相关产业的勃兴也是近年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这个巨大的市场一方面带来了影视文化产品的高度丰富和多样化,导致了一种 “看碟文化”作为新的家庭娱乐形式的崛起;另一方面,也由于“盗版”的兴盛而产生了严重的问题。如何加强市场管理和引导,进一步规范庞大的音像市场,乃是我们面临的挑战。
电视业的高速成长也同样带来了问题。如《还珠格格》等剧的流行,无疑显示了青少年亚文化具有的影响力。但也带来了生活价值的混乱,引发了家长和成人社会的忧虑。而青少年的“偶像”迷恋,一方面显示了青少年的巨大的消费能力,另一方面也造成了青少年价值观选择的盲目性。广泛出现的电视剧对于古代历史和经典作品的“戏说”狂潮,也带来了对于文化价值的轻慢。其他如电视节目的水平一直受到批评,“明星”的社会角色等等问题,都让人对于电视文化的影响感到忧虑,给管理和价值选择及行业内部的自律提出了新的课题。
焦点三:新经济创造新文化
互联网的发展提供了文化产业和信息产业结合的巨大前景。中国因特网的发展不过7年时间,但其发展的速度却让人震惊。1995年,中国上网计算机不过400台,上网人数仅仅70 00人。而据2002年7月公布的数字,中国上网计算机总数已经达到1613万台,上网人数已经达到 4580万人。网络已经开始全面地介入和改变我们的生活。虽然新经济在近一两年遭遇了不景气,但因特网的未来仍然相当光明。
网络带来的文化冲击,首先是改变了我们接受信息的方式。网络作为“第四媒体”为人们在第一时间接受各种信息提供了可能。一方面,门户网站如新浪、搜狐、网易等提供的快捷方便的新闻信息服务,已经成为众多网民不可或缺的重要信息来源。另一方面,大批传统媒体都已经介入网络业务,它们利用自己原有的新闻和信息资源优势建立了数千个网站,如“人民网”、“新华网”等都有很高的知名度。同时出现了以地方的各主流媒体共同发起的大型网站,如千龙新闻网(北京)、东方网(上海)、北方网(天津)等等也发挥着重要的影响。目前,许多重要的新闻事件是通过网络第一时间获得传播和报道的。同时,无论是政府网站还是各种专业网站和个人网站都提供了大量各式各样的文化信息,它超越了地域的界限,实现了资源的共享,也将可利用的文化资源扩大到全球范围。
网络为新的文化形式的发展提供了平台。它的快捷、方便、灵活、自由的特点正好可以包容各种文化的新形态。如网络文学的发展和FLASH(动漫)的流行就是典型的例子。雪村的歌曲《东北人都是活雷锋》成为2001年引人注目的文化现象,它就是通过网络中的FLASH不胫而走,广为流传的。网络文学则给许多无名作者的文学才能的展现提供了条件。
另外,网络也改变了人们交流和沟通的方式。E-mail提供了人们之间更加迅速便捷地相互沟通和传递信息的途径。据调查,中国70%以上的网民仍然将E-mail功能视为上网的主要功能。而QQ则提供了网上聊天的新的工具,这一中国本地成长起来的网络工具不仅仅吸收和模仿ICQ的网上聊天的形式,而且为适应中国用户的需求而进行了本土性的再创造,形成了具有当下中国文化特征的交流模式。它带来的在虚拟空间中的语言互动乃是一种超出了传统的交流方式的新的文化形态。它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当代人的复杂微妙的情感表达和交流的愿望,也受到了热烈的欢迎。QQ已经成为年轻一代交流的新方式,在其中流行的独特语言和表达方式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据统计,到2002年6月,QQ的登记总用户达到1亿多,其最高同时在线记录达2493847人。
网络也改变了文化市场的形态。如卓越网以低廉的价格在线销售音像制品和书籍,获得了成功,受到人们的欢迎。而这一实绩正是在互联网行业不景气的“寒冬 ”取得的,是电子商务面临困难时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而“联众”的各种在线互动游戏也成功创造了文化娱乐的新形态,获得了市场的肯定。它们预示了文化市场网络化的潜力,创造了文化消费新形态。今后文化市场的网络化发展将会成为潮流。
网络和任何新的事物一样也存在着困扰人们的问题。网络由于高度的自由,也带来了大量虚假和无用的信息,甚至假新闻和有害信息,造成对人们的误导。如何有效地加强管理,特别是对新闻的发布进行规范是一个相当迫切的问题。网络的知识产权保护也亟待解决和规范。青少年群体对于网络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如何让他们获得更有价值的网络生活,而不是沉溺于不健康的低俗消遣之中,乃是全社会不能回避的挑战。同时,“网吧”作为新兴的文化场所的安全性和规范性也引人注目。
焦点四:文学艺术的全面转型
文学、戏剧、美术、音乐、电影等艺术形式在最近的十年中都有引人注目的变化和发展。原来被国家“包”起来的许多文艺部门,已经历了市场化的挑战。这些艺术类型都面临市场化带来的新形势,以及新媒体及艺术形态的挤压和冲击。同时,如何创造为新时代的受众所认同和接受的文艺作品,保持艺术的创造力和想像力,也是严峻的挑战。因此,这些艺术形式往往出现了“两极化”的发展,通俗的、市场化的艺术形态与前卫的、实验性的形态之间的分流,受众的“细分”都是引人注目的现象。同时,这些艺术也受到了国家的大力扶持。国家无论在评奖机制、政策激励等方面都为促进这些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做了多方面的努力,使这些艺术类型无论在坚持社会主义文化的“主旋律”,还是“多样化”的探索方面都取得了相当的实绩。
以文学为例,目前全国每年出版长篇小说1000部左右。就数量而言是历史上最高的。同时,许多80年代崛起的新时期作家仍然保持旺盛的写作能力。而一批新生代作家也在迅速成长,所谓“70年代出生作家”已经成为文学写作的重要力量。文学书籍的热点始终不断,而实验探索的努力也引人注目。像话剧的小剧场艺术的兴盛,美术领域的艺术品市场的发育和前卫艺术与传统艺术的均衡发展,电影领域的以“贺岁片 ”为代表的市场化的走向、主旋律电影的纵深开掘和“第六代”电影的探索,等等,这些文化亮点都为未来的发展提供了可能。
但这些艺术形式在市场化转型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也相当明显,由于面临加入WTO之后的新的冲击而更趋严峻。如电影的票房近年来一直处于严重的滑坡之中,1999年全国电影观众仅为4.5亿人次。剧团的演出场次也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2000年共有345 个剧团全年无演出,占剧团总数的13.2%。说明市场化的转型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同时,如何实现跨媒体和跨行业的文艺体制的调整和整合,使得本来发展不平衡的不同艺术部门相互合作,共同繁荣,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焦点五: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再创造
文化传统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民族认同的前提。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不仅仅是中国人的精神遗产,也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国家在近十年来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传统文化的保护和研究。1992年以后,国家和地方对于文物保护的经费大幅增加。1992年全国投入文物事业的资金有9亿多元;1997年就达到了25 亿元;1998年投入这一领域的资金已达到63亿元。文物的保护和田野考古发掘以及博物馆的建设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同时,90年代以来,以“国学”的复兴为标志的传统文化的研究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如在“九五”期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就通过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夏商周的综合研究,确定其具体的编年。这一成果对于中国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1993年10月在湖北省荆门市四方铺乡郭店村出土的“郭店楚简”,也是引起学术界重视的重大考古发现。这批竹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0年,共804枚,其中包含了一些重要的中国经典的异文和一些佚文,对于研究道家和儒家的思想发展有重要价值,可以改变我们对于先秦思想的许多观念。对于这些竹简的研究已经成为思想史和文化史研究的热点。
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还包括传统艺术和民间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历时十余年,有1.5万人参加的京剧“音配像”工程,将300余部由京剧重要表演艺术家演出的京剧经典剧目的录音配上图像。这一工程将中国京剧艺术的精华活化,使精彩的唱腔配上年富力强的演员表演,更加能够体现京剧艺术的精髓。2002年启动的“中国民间文化遗产抢救工程”是对民间文化遗产进行全面抢救、普查和整理的工程。它包括宏大的出版计划、多媒体计划和遗产收集保护的计划。这个工程对于在高速的经济发展中越来越濒于消逝的乡土艺术、民间艺术等进行全面的整理和保护,具有巨大的文化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仅仅是对于昨天的承诺,更是对于今天和未来的承诺。发掘历史的记忆是为了今天的创造。与对于传统的研究、继承和再发现相关的,是中国人对于21世纪未来中国文化的展望。如季羡林先生对于“中国文化复兴”的思考,如对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思想的阐发等等就提供了在全球化语境中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强烈期望。虽然这些论点尚有不少争论,也存在许多尚不周密之处,但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带来了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新的关切,则是历史的必然。在这里可以超越固守传统和全盘西化两种极端的观念,获得对传统的新的思考。
焦点六:少数民族文化展现活力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的保存、整理和抢救,一直受到国家的高度重视。从1984年开始,全国民族古籍的收集和整理工作全面展开。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已经抢救、搜集少数民族古籍达12万种,已整理出11万种,出版5000多种。我国成立了三大英雄史诗《格萨尔》(藏族)《江格尔》(蒙古族)和《玛纳斯》(柯尔克孜族)的专门机构,负责史诗的研究、收集、出版工作。2002年是《格萨尔》成书1000年,举行了各种纪念活动。自1997年起,一项跨世纪、国家级的民族文化重点项目《中国少数民族古籍总目提要》正式启动。工程预计在2008年完成。它将全面概括地反映少数民族古代文化的面貌。民族古文字的研究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同时,国家投入了大量资金对大批民族地区的重点文物古迹进行了维修。其中对布达拉宫的维修就投入5300万元和黄金1000公斤。
少数民族文化的现实发展更是引人注目。少数民族艺术创作相当繁荣,创作队伍不断扩大。中国作家协会中的少数民族会员达到600余人。“骏马奖”、“孔雀奖”等都为鼓励少数民族艺术创作起了积极的作用。民族艺术兴旺发达,基础设施也有所加强。一系列大型文化工程陆续展开。如“ 万里边疆文化长廊工程”、“创建文化先进县”、“知识工程”等等,都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少数民族文化的国际交流也发展很快。如2002年为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30周年在日本举行的中国民族古文字书法展览,就是将民族的传统文化由当代人“活化”展示的例子。至于少数民族的服饰、生活展览和传统工艺和绘画展览就更为常见。少数民族的海外艺术演出活动也非常频繁。民族文字和语言的使用也有发展,如民族语言的文字处理系统的开发,少数民族语言词典的编纂等工作都有进展。
中华民族的文化是“多元一体”的文化,是少数民族和汉族共同创造和丰富的。少数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类文明的宝贵财富。在今天“冷战后”的复杂多变的国际格局中,少数民族文化的繁荣发展正是维护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方面,也是展现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的重要方面。中华民族各个民族文化和谐共处、协同发展的状况是世界罕见的,它相对于世界民族冲突频发,民族矛盾激化的状况是一个正面的范例,也是中国独特的文化经验。
焦点七:基层文化的再出发
建国以来,我国基层民众的文化生活有了巨大的改善。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环境下,我国文化发展的不平衡性日益明显,不同阶层和不同地域的文化生活有了明显的差异,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本身相当困难,而原有的一些基层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也在新的环境下不可避免地有所削弱。如何在社会团结的基础上,重构普通人的文化生活,促进基层的文化发展是政府和社会共同需要关注的问题,也必须由国家推动整合各个方面的力量加以实施。
近年来,国家对于基层文化建设加大了投入,也鼓励社会各界参与基层文化的建设。从1996年开始的“三下乡”就是选择每年新年期间,由中宣部、中央文明办及各政府职能机构及社会团体共十二个部门共同发起的向农村送文化、科技、卫生的活动。它针对农村社会缺乏的各种资源,有针对性地提供全面的社会服务。这一活动组织人力、物力,将书籍、表演艺术、电影、医药、科技整合起来投入农村。在这一活动中企业的参与相当活跃。大学生的介入也引人注目:2001年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就由3万名党员大学生组成1600多支“三个代表”实践服务团,宣传“三个代表”思想,活动涉及几百个县,近万个行政村。此外,列入“三下乡”活动的一系列文化扶贫工程,诸如“万村书库”、“手拉手”、“电视扶贫”、“为农村儿童送戏”、“报刊下乡”、“电脑下乡”和贫困地区建立影视文化中心等工程都有实效。如“万村书库” 藏书已经突破5000万册。“电视扶贫”工程建起420座卫星电视接收转播站,使600多万农民看电视的问题得到解决。另外,像文化大集、文化列车、文化演出大篷车等多样的形式都吸引了基层群众的关注。中央电视台“心连心”艺术团的各地巡回演出也成为文化活动的焦点。1998年启动的“百县千乡宣传文化工程”也是一项重要的基层文化建设工程,它采用定点资助的办法,在中西部选择100个无文化站、图书馆或有馆无舍的贫困县建设县级“宣传文化中心”,选择1000个左右的乡镇建设“宣传文化站”。从1998年到2001年,已经建成1212个乡镇宣传文化站和110个宣传文化中心。
同时,城市的社区文化建设也相当活跃。随着市场化进程的发展,人们的社会生活领域逐渐由“单位”转向了“社会”。社区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它既是人们生活的中心,也是人们日常文化活动的中心。社区的文化活动具有将社区变为守望相助、互相扶持的和谐文明的生活空间,而且可以凝聚社会共识,创造精神文明的新形态。各个城市的地方政府普遍加大了对于社区文化建设的投入,力图在区、社区、小区三级构筑社区文化服务的体系,扩大居民对于社区文化的参与和社区认同感的形成。如近三年来,上海市投入2亿多元加强基层文化设施建设。同时各地都开始发展如市民教育、文化广场活动、社区文化阵地建设等活动,也有很好的作用。
基层文化的建设乃是超越目前流行的以中间阶层文化为中心的文化,建立不同阶层、不同利益倾向的人民的共享文化,建立新的社会团结的重要方面。目前还存在着投入不足,设施陈旧,民众参与不足等等问题,值得关注。
焦点八:开放自我与走向世界
2001年6月23日晚,北京申奥活动达到高潮,世界三大男高音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在紫禁城午门广场放歌,为北京的文化生活增添了独特的色彩。在古老东方的宏大背景下,西方的杰出艺术家展示了他们最为精彩的艺术,这无疑显示了中国的开放的新形象。
中国的开放也带来了文化交流和沟通的高速增长。中国与世界的文化联系极大地扩展了中国人的视野,也促进了世界对于中国的理解。而中国经济的高速成长和中国综合国力的扩大其实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奠定了基础,也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条件。
中国文化走向世界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1988年初,《红高粱》获得第38届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这开始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张艺谋、陈凯歌为代表的“第五代”电影国际获奖的浪潮。虽然他们的影片由于过度渲染“民俗”而受到批评,也没有为中国电影产业开辟新的道路,但毕竟打开了中国电影的海外市场,获得了相当的关注。至于其他艺术形式的获奖热潮也已经出现。音乐,舞蹈,电影,美术,杂技,文学,摄影等领域的艺术家,参加高水平的国际艺术比赛,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里既包括中国传统艺术形式的创作和表演,也包括其他艺术形式的创作和表演。1991-1997年,文化部派出参加音乐,舞蹈,杂技,美术国际比赛,就有951人次,获得461个奖项,其中一等奖约占一半。同时,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文化的展览也在全球各个国家和地区举行约1000余次,促进了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的了解。“2000年相约北京”等世界各国人民广泛参与的文化活动也有很好的效果。
1992年,为海外华侨华人和港澳台同胞服务的中央电视台第四套节目开播。2000年9月25日中央电视台第九套节目正式开播,这是24小时全天播出的英语电视频道。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网上广播”也从1997 年起开播。这些现代媒体的支持,无疑为世界了解中国当下的活的文化,克服对于中国的那种片面刻板的偏见提供了基础。
与此同时,中国对世界的开放也达到了新的水平。从1995年起,十部大片的引进,使中国人可以和国际同步地观赏好莱坞电影。《泰坦尼克号》、《指环王》等“大片”都引起了观看的热潮。“大片”的观看已经成为许多城市居民文化生活的一部分。无论是电视节目的引进或一系列优秀海外演出团体的演出都不断激起社会的关注。图书版权贸易也迅速发展,1995年至1999年5年间引进图书19740种。
跨国资本对于中国巨大文化市场的潜力也持续关注,开始了较大规模的投入。2002年3月,默多克新闻集团旗下专为中国观众制造的电视频道——星空卫视开始在广东播出,100多万有线电视用户均可收到。星空卫视是一个全新的综艺频道,以娱乐内容为主,全天24小时普通话播出。这无疑是跨国媒体集团尝试全面进入中国的第一个标志。而跨国公司的文化产品的本地化的努力也在进行,如创造票房佳绩的冯小刚的“贺岁片”《大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由哥伦比亚公司投资,利用原有本地市场“贺岁片”的成功和本地人才制作的作品。
文化市场的开放和文化的交流也有许多严峻的挑战。首先,文化的输出和输入的不平衡非常明显。比较西方文化的输入,中国文化的输出仍然微不足道。让世界了解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其次,开放和西方消费文化的涌入也带来了文化安全和保护民族文化的新课题。这些问题在加入WTO(世贸组织)之后会进一步加剧。
焦点九:文化法规体系逐步建立
改革开放以来,如何在市场环境下规范文化发展是一个新的课题。这当然给政府对文化的管理提出了挑战。政府的文化管理职能也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政府的职能越来越由从原来全面提供文化产品的计划经济模式转向了以文化管理和调控为中心的市场经济模式。在改革开放之后,面对文化管理的一系列新的课题,我国建立和制定了对外文化交流管理、文化娱乐业管理、演出管理、艺术品管理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各种法律法规。《著作权法》以及各种文化行业的管理条例和上百个行政规章及各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种法规都已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文化市场的法制化管理已见成效。文化管理部门和机构也进一步健全。据统计,文化市场管理机构有3372个,文化市场稽查机构有1257个,形成了从中央到省、地(市)、县的管理网络。国家文化事业费在2001年达到70亿。
同时,国家通过深具影响的“五个一工程”等各种文化评奖体系的建构,强调精神产品“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标。推出了许多具有崇高文化价值、代表国家文化发展先进方向的作品。
当然,文化投入不足,文化管理存在的无序化现象仍然值得关注。
焦点十: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化
新世纪的风云变幻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困扰,世界的未来扑朔迷离。但中国的发展却成为了世界的一个亮点。现在,如何在奥运和WTO提供的新平台上展示中国新的文化创造的活力和能量是我们必须努力的。奥运给我们展示自己的机会,把我们的能量和创造力告诉世界,WTO则要求我们回应挑战,按照国际规则塑造我们自己。这一切都要求我们既深刻地变革自身又要顽强地捍卫自己的文化。如何在这样的变化中寻找自己的文化方向,在追求成功的同时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创造做出贡献,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课题。
年的中国奥运会的“人文奥运”的理念可以创造独特的中国“奥运文化”,这首先可以加快中国向世界文化的开放,促进中国的全球化进程。这包括中国人的国际观和全球意识的增强、中国的开放程度和对于人类共同文化精华的参与和接受程度的增强等等。其次,中国“奥运文化”的创生和建构必然为古老中国文化和东方文明在二十一世纪的复兴奠定基础,成为这一复兴的最为明确的生长点。这当然是追求中国古老的人文价值的创造性转化,追求东方的创造性和想象力的再发现。人们经常谈论“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东方文化的复兴”等等话题,谈论中国在二十一世纪的不可阻挡的崛起,那么,这一复兴的最为明确的标志就是奥运及中国“奥运文化”。
进入WTO之后,中国经济在各个领域高速开放会产生许多重要的文化后果。在我们讨论的深刻的经济冲击后面也同样存在着文化的冲击,经济变化会带来文化变化。这种变化当然会进一步造成中国文化的国际化的发展。在一个新的平台上,我们必须在更加深刻地了解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的同时,了解和借鉴不同的文化和价值,了解和借鉴国际文化产业运作的经验和策略,激活自身的文化产业。与此同时不断艰苦地改造自身文化的局限和弊端,使得我们能够以更为开放的心态面对世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与时俱进,而不至于消极落伍。另一方面,它也提出了如何在新的冲击下保持我们的文化特色,发出我们自己文化价值的独特声音,并创造一种具有全球眼光的本土文化的严峻课题。在进入WTO之后的国际环境中凸现自身文化的意义,寻求传统的创造性的转化,使得我们不至于失掉自我。在大众文化的支配力极为巨大的今天,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在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找到新的认识框架和新的运作方式,在挪用国际方式的同时,找到自己的特色,寻求深入中国受众的内心世界,表达他们的愿望和要求。这样才可能在国际化的中国文化市场竞争和自身文化的创造方面不至于丧失方向,随波逐流,而是积极地参与的同时也积极地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进入WTO的更为重要的文化意义在于它要求一种新的民族认同和民族性格的形成。这意味着我们应该改变百年屈辱而悲壮的历史造成的重负,更加自如和从容地面对世界。这种新的民族认同一方面不是消极封闭、狂放自大地“俯视”世界,另一方面也不是放弃自我、卑屈迎合地“仰视”世界。而是寻求与世界的“平视”的关系。(报告撰写人/张颐武 特约编辑/夏舟)
《北京青年报》2002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