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有所需 战略关系大转换

    由于澳大利亚参加了朝鲜战争，中澳两军一度成为战场上的对手，使得中澳两国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基本上处于互相敌视的阶段。作为朝鲜问题相关方之一，澳大利亚参加了1954年召开的和平解决朝鲜和印支问题的日内瓦国际会议，当年6月18日，周恩来和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凯西在日内瓦的会晤是新中国建立后与澳大利亚举行的首次双边高级会晤。但由于受澳大利亚在军事上的“前沿防御”战略的影响，加上60年代澳大利亚深深卷入越战以及澳大利亚与台湾1966年的“建交”使两国关系恶化，相互间的敌视也达到了冷战的顶峰。

    60年代末70年代初，世界形势的变化动摇了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基础，促动中澳关系的转变。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外交政策进入了一个令世人震惊的外交政策大转变时期。中国外交从建国初期的“一边倒”（与苏结盟）、20世纪60年代的“反两霸”发展到70年代初的“一条线”（联美抗苏），“三个世界”理论逐步形成。处在中国认定的第二世界（或“中间力量”级）顶端的是戴高乐先生领导的法国，它也是第一个与中国建立完全外交关系的西方大国（1964年），这一事件被称为“亚洲的一次外交核爆炸”。处在第二世界行列中澳大利亚自然就成了当时中国对外关系反对霸权主义（所谓的“第一世界”）的主调中寻求同盟军行动的对象之一，成了中国反霸的“间接同盟者”。

    尽管澳大利亚在中国的这一同盟军队伍中的地位不如法国那么重要，但是，伴随着“三个世界”理论的逐步形成与实践，中国取得了外交上的重大突破，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第二世界一大批西方发达国家正是在这一时期先后与中国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极大地改善了中国的外部环境。中方高度赞赏澳大利亚在与中国建交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果敢行动，与中国建交也提高了澳大利亚在中国对外战略布局中的地位。当然，形成这一局面的突破口是美中国关系的缓和，没有这个突破口，就很难出现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第二世界西方发达国家争相与中国建交的情形。

    澳大利亚是打着遏制中国、抵制共产主义影响的幌子进军越南的，随着70年代中期美国从越南撤军，澳大利亚也不得不跟随美国，从越南撤军，这标志着影响澳大利亚对华政策的关键因素失去作用。另外，这一时期也是中国外交上从结盟转向不结盟的过渡时期，即从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苏联结盟反对美国、与第三世界结盟反对美苏、与美国结盟反对苏联，发展到邓小平时代的不结盟外交。中国的结盟外交一方面是当时冷战大格局下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是中国的决策者试图借与外国结盟来维持中国的独立自主地位，而真正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是从邓小平时期开始的，其核心就是不结盟。虽然当时具有世界意义的不结盟运动正在兴起，但由于受制于70年代初期东西方冷战的大格局，不结盟体系的真正形成尚需时日。

    澳大利亚一直是西方结盟外交的分支之一，从二战前与英国结盟到二战后与美国结盟，于是，反对苏联霸权的现实需要使原先处于敌视状态的中澳两国很快就转化为对方的间接同盟者。

    当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还在封闭当中但又试图摆脱这种孤立的时候，中澳建交就具有了深远的意义。澳大利亚人常常强调其创新意义，前总理基廷就认为澳中建交是一个“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的事件，而按照2002年8月专程到中国参加中澳建交30周年纪念活动的澳中建交奠基人高夫·惠特拉姆的说法，他到中国访问的时候他在与周恩来总理会谈时即承诺一上台执政即与中国建交，由于当时他还是在野的工党领袖，因此要冒很大的风险。然而，风险和收益又是呈正比的，伴随着这个巨大风险而来的收益就是中澳两国在建交问题上体现出来的创新性以及中国对澳大利亚在地区中的特殊地位的承认，“惠特拉姆的中国之行（1971年7月5日）比基辛格秘密的中国之行（7月9日）还要早上数日”也就成了澳大利亚人在论及澳中关系所持的重要资本。

    利益主导 走向理性务实

    当然，两国关系发展到今天也不是一帆风顺的，期间发生了不少曲折。最严重的是1989年中国发生“六·四”事件后澳大利亚追随西方其他国家对中国进行制裁，两国关系的“蜜月”期骤然终止，两国关系急转直下。

    然而，经过10多年改革之后的中国实力已经大大提高，西方各国针对中国的制裁效果不大，因而很快松动。就中澳关系来讲，受到影响的主要是政治关系，这期间双方的经贸、文化与技术合作仍在进行，很快澳大利亚也于1991年2月取消了除军事领域以外的所有官方交流限制。很显然，中国的改革开放形成的巨大市场及其在亚太地区的重要地位，中国保持政治稳定，继续稳妥地推进改革开放的政策，对中澳两国及整个国际社会只会带来利益。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延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最终以苏东剧变结束，雅尔塔格局（两极格局）崩溃，意识形态在各国关系中的作用下降，各国关系更多以利益为取向。这一时期澳大利亚外交战略的基本内容有三个方面：在亚太国际舞台上发挥独特的积极作用；促进区域和平合作；在处理地区以及世界事务中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中国是其面向亚洲战略的重要一环，不与中国接触和进行协调，不取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要实现这些目标是不现实的，而且多年来双方交往的扩大和加深尤其是经贸关系的加深已使中澳关系难以回到相互隔绝的过去。商业贸易上的考虑占了上风，于是自90年代初中澳关系开始进入了理性务实的交往阶段。

    然而，正当中澳关系步入正常化轨道的时候，90年代中期两国关系又蒙上一层阴影。1996年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如在台海危机中澳大利亚率先支持美国航空母舰驶入台湾海峡、探讨向台湾出售铀的可能性、派政府部长访问台湾、签署《美澳21世纪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声明》、允许达赖访澳及霍华德亲自接见等，使这一年的澳大利亚对华政策成为中国舆论批评的主要目标，直到11月份的马尼拉亚太经合组织会议上两国首脑会面才使中澳关系出现转机，自此，中澳关系才真正进入了更为理性化的阶段，两国理性化的政治关系用霍华德总理的概括就是“实用、互惠互利和互相尊重”。

    求同存异 扩大合作

    近几年来，双方频繁的高层互访极大地促进了两国在各方面的合作，尤其是1999年江泽民主席对澳大利亚的访问是两国建交后中国国家元首对澳大利亚的首次访问，宣布建立两国高层的定期会晤制度，并将就共同构筑两国面向二十一世纪的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全面合作关系达成共识，对新世纪两国关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在此之后，尽管中国仍非常关注澳美联盟的走向，关注澳大利亚支持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以及最近澳大利亚因急于反恐而炮制出来的“先发制人”战略，但是中国在对澳关系中求同存异和互利合作的原则不会改变，中国积极融入国际社会与澳大利亚实施的亚太战略有相似之处，因此，两国现今及未来关系的利益决定因素将更加明显。

    首先这是中澳两国经过多年交往合作的自然结果。两国之间签有贸易、投资、征税、文化、科技、教育、领事和民航等一系列协定。在两国政府和工商界的共同努力下，双边经贸关系己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合作范围从单一贸易往来扩大到包括贷款、经济援助、技术合作、双向投资等多种形式、多种渠道的全面经济合作。两国在经济上互补性很强，是长期的合作伙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将为两国提供更多的合作机会。仅从贸易量上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合作已经达到了很深的程度。双方贸易额从20世纪70年代建交初期的1亿美元增加到80年代末期的14亿美元，进而又增加到2001年的将近90亿美元，近10年来双边贸易额的年增长幅度达13%。澳大利亚对中国的投资在2001年第一次超过澳大利亚在美国的投资，同年从中国的进口额第一次超过从美国的进口额。目前，中国已发展成为澳大利亚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和第四大出口国，澳大利亚则是中国的第九大贸易伙伴。

    其次，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使中国的资源尤其是能源短缺问题更加突出，而世界形势的复杂性使澳大利亚成为中国能源进口来源多元化的受益者。2002年11月中澳签订的液化天然气协议，这个项目在未来两国关系中的分量是不言而喻的。澳大利亚将从2005年后的25年内向中国输出总价值达250亿澳元（约合14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被认为是澳大利亚有史以来拿到的最大定单，为两国的长期互利合作注入了强大的动力，未来的中澳关系前景看好。

    （刘樊德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新南太平洋研究中心）

    中国网 2002年12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