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中美防扩散领域的恩恩怨怨，总体感觉是美国霸气十足，中国相对处于劣势。由于两国的地位、国力和战略各不相同，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两国在防扩散领域的斗争与合作并存的态势将难有很大改观。作为对世界和平与安全负有重大责任的大国，中美两国应从世界和平、中美关系大局出发，努力寻求两国共同利益的增长点，将中美关系引向健康、良性的发展轨道。

    在50多年里，中美关系经历了对抗、准同盟、非敌非友三个时期。中美防扩散领域的交往作为外交斗争的重要环节，也随着中美外交的主轴波动，成为中美关系的一个缩影。但另一方面，国际军控与裁军作为国际斗争的重要领域，反映了国际力量的对比和斗争现实。

    从新中国成立到冷战结束，中美关系从紧张对抗转向到缓和，但国际军控领域的斗争主要集中于美苏核裁军领域。其间，中国并未处在国际军控的中心，其主要活动是站在中小国家一边，提出有利于世界和平的建议。一方面，多次声明，“毫不犹豫地承担它同意承担的国际义务”。自拥有核武器之日起，保证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决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地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积极支持无核国建立无核区的努力。另一方面要求两个超级大国进行彻底核裁军。1963年7月，提出了全面、彻底、干净、坚决禁止和销毁核武器的建议，其中的许多观点在今天仍有巨大生命力；1972年10月，中国在第27届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两个超级大国应实行率先裁军的原则。这一原则在1979年联合国首届裁军特别大会通过的指导裁军谈判的纲领性“最后文件”中得到充分体现。与此同时，中国在军控领域经历由置身度外及相对超脱发展到逐步加入这一过程。1980年，中国政府首次派代表参加了日内瓦裁军谈判委员会的工作，并开始正式加入一些条约，承诺不搞扩散，不帮助别国发展核武器。1982年6月联合国第二届裁军特别大会中，中国提出一揽子核裁军方案，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从总体来看，由于受军际军控斗争的中心及规律所决定，中美在军控及防扩散方面的直接接触相对较少。

    冷战结束后，国际军控与裁军斗争由过去东西方争夺军事优势和防止核战争转向防止大规模毁灭性武器的扩散。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核门槛不断降低，越来越多的国家拥有研制核生化导等武器及其技术。1998年印巴相继爆炸原子弹、北朝鲜发展卫星，这些事件说明，核俱乐部成员及准成员呈扩散之势，并成为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大威胁。与此同时，美国等西方国家为维持其军事优势，开始把第三世界中出现掌握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尤其是核武器）的敌对国家，当作今后的现实威胁。在这一形势下，国际军备控制斗争在西方国家推动下，越来越注意扩散问题，包括加强核扩散，加强导弹技术扩散和生化武器扩散，及高技术常规武器的出口问题。在新的形势下，中国在国防扩散领域地点开始提升。其原因有：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第三世界大国，在第三世界中具有特别和重要的地位；中国周边许多国家和地区存在诸多热点问题，成为地区安全和国际安全的重大威胁；亚太地区许多国家和地区有谋求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动向，成为继续中东之后扩散最为严重的地区。鉴于以上诸多原因，美国等西方国家越来越注重借助中国之手，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中国在国际反扩散地位得到根本改观。

    一方面，我国加入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禁止生物武器公约》（CWC）、《禁止化学武器公约》（BWC）、〈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CTBT）等一系列国际军控条约，并信守其对不扩散所作的承诺，成为国际防扩散领域举足轻重的重要成员，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尽管美国一手操纵的《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度》（MTCR）有失公正，但1991年底，中国还是决定同意“按现行的MTCR准则及参数办事”，不向其它国家出口导弹及其部件或技术。另一方面，我国在一些地区防扩散方面，作出了其它国家无法替代的作用。如在联合国对伊拉克的核查、冻结北朝鲜核武发展计划及南亚核竞赛问题上，中国都作出了建设性的作用，表现出其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此同时，为加强两国在国际防扩散领域的双边和多边、全球和地区层次合作，两国政府还建立相关机制，就两国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定期磋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南亚核试验后，中美密切合作，推动联合国安理会通过1172号决议，两国元首还发表关于南亚问题的联合作声明，重申对国际防扩散的承诺，并表示为此要加强两国的联系和合作。可以说，冷战后，一系列国际军控条约的达成后面都与中国的重要作用有关，与中美两国的合作相关联。中美合作成为国际防扩散领域的一道亮丽风景，也成为中美加强合作、减少分歧、增进了解、相互沟通的共同利益增长点。

    但中美双方在防扩散领域也存在巨大分歧。中国主张遵循公平、合理、全面、均衡的原则，核大国在核裁军和不对无核国使用核武器方面应承担特殊义务；主张防扩散不得阻碍各国和平利用各类科学技术的正当权益和有关国际合作；奉行不主张、不鼓励、不从事核扩散，不帮助别国发展核武器的政策；在核出口方面，保证只用于和平目的，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保障监督，未经中国同意不得转向第三国。

    与中国防扩散立场相比，美国的防扩散政策却很大程度上被打上强权和霸权的烙印，造成与中国防护散政策冲突的一面。

    一是美国的反扩散政策具有很大的不合理性和不公平性。如MTCR是由美国为首的西方西方七国集团秘密达成的，然后邀请其它国家参加或表示遵守，在制定上不具普遍性，而从内容上看，它只限制导弹系统、不限制高性能飞机；针对第三世界、而西方大国的武器技术转让不受限制。只限制进攻性导弹，不限制防御性系统。

    二是美国的反扩散政策具有多重标准。首先是自己与他国不同。美国要求其它国家停止核扩散，而本身却与英法等国共同研制第三代、第四代核武器，并实行核数据共享。美国还实行拓展核威慑战略，为日本等盟国提供核保护伞。同时，拒绝批准CTBT，数度进行亚临界核试验，并谋求恢复核试验。其次，对盟友与非盟友采取不同标准。如以色列秘密研制核武器，成为不公开的核武器国家，美国百般呵护；日本不断积累核武器用材料钚及开发核及导弹技术，能在极短时间内制造核武器及远程导弹，成为实质性核武器国家，美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另一方面，伊拉克，伊朗、朝鲜等，只要有发展核武器的动向，美国就进行制裁，或进行军事打击。再次，对战略伙伴与非战略伙伴态度不一样。如印度对美国战略意义重大，美国采取底调方式处理印度核试验问题，同样是巴基斯坦，美国却态度蛮横，采取高压制裁政策。

    三是美国防扩散政策有失公正，触犯中国的主权利益。中国一贯信守对国际防扩散体制所作的承诺，未向北朝鲜、巴基斯坦、伊拉克、伊朗等国扩散核武器、导弹技术及其部件，但美方常捕风捉影，动辄以制裁相要挟。另外，美一方面要求中国遵守〈导弹及其技术控制制度〉，另一方面又不断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谋求将台湾纳入其战区导弹防御系统，严重违背中美三个公报精神，恶化了台海两岸关系。最值得特别指出的是，美国为发展攻防兼备的绝对战略优势，坚持发展战略导弹防御系统，为此无视国际社会的一片反对呼声，于去年12月宣布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1972年美苏签定的〈反导条约〉反对建立单方面的战略优势，主张维持核大国的战略平衡，成为全球战略稳定的基石，在国际军控与国际防扩散领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1999年起，联合国大会每年均通过坚决维护ABM条约的决议。美宣布退约将打破全球战略平衡，严重威胁国际军控体制，削弱国际社会在防扩散方面所作的努力。美国为打消中方顾虑，多次宣称其导弹防御系统不针对中俄两国，而只针对北朝鲜、伊拉克等所谓“无赖国家”。但今年1月中情局的报告称，“无赖国家”使用远程导弹攻击美本土的可能性很少，而2015年后，中国将有100枚对准美国的远程导弹。另外，由于俄核武库与美大体持平，美导弹防御系统对其损害不大。从种种现象分析，美方关于其导弹防御系统不针对我国的说法难以令人信服。美国谋求向台湾提供战区导弹防御系统，单方面发展战略导弹防御系统的图谋严重损害了中美两国在防扩散领域业已建立的合作关系。

    在美国追求一超优势战略下，世纪之交，中美两国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出现了收缩趋势，彼此间分歧和指责增多。中美在防扩散领域的合作与矛盾并存的现象是由两国的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引起的。

    中美两国国力、国际地位、战略利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各不相同。冷战后，美国把中国视为其霸权地位的挑战，力图遏制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但美国在国际上常常力不从心，在单边主义和多边主义政策选择上摇摆不定。反映在防扩散领域，一方面需要中国的力量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美构成威胁。另一方面，将防扩散军控作为中美关系的一张牌，谋求遏制中国军备发展，将中国纳入美国等西方的防扩散机制。因此，中美两国有防扩散领域的分歧的背后主要是美国狭隘的国家利益在作怪。

    鉴于今后相当长时期内中美两国的结构性矛盾不会改变，两国在防扩散领域斗争与合作并存的现象也将继续存在。但两国均表示要致力于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双方虽有竞争，但不一定要走向全面对抗。两国在维持世界和地区的总体和平与稳定方面有许多共同利益，在防扩散领域尚有诸多合作潜力可挖。中美两国应认清自己在国际上所负的责任和义务，进一步抛弃分歧，加强协调，积极寻求防扩散领域的利益共同点，努力使双方矛盾降到最低点，进而将中美关系引向一个新的高度。

    中国网 2002年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