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明之一，人口最为众多的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为年轻的文明之一，经济上最为强大的国家。这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对于两国人民，对于世界的未来都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然而，这两个国家之间的摩擦不断，关系时好时坏。人们不禁要问，中美关系的走向倒底会怎么样？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先分析一下中美两国之间的异同，主宰中美关系的诸种因素。

    主宰中美关系的诸因素中最为关键的是经济因素。经济利益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中美之间的年经贸额截止2001年年底已达804亿美元， 比前一年增长8.1%。据美国报纸统计，中国40%出口是输往美国的。中国巨大的市场潜力成为吸引美国资本的主要动力。美国已成为中国第一大投资国，去年投资48.58 亿美元， 累计投资355.48亿美元。在华投资的美国企业不少是跨国公司。在中美经济关系中发生任何波动都有可能影响全球的贸易与金融体制，有可能影响两国的政治与外交决策。两国在作出其政治与外交抉择时，其最关键的、决定性的力量仍然是经济利益，也即国家利益。

    所谓的美国霸权也是以其经济实力为基础的。正因为美国的经济实力由占世界的23%上升至30%，正因为其在世界各地有其经济利益，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看，它必然会成为世界警察，一再声言要领导世界。就此而言，它往世界许多地区派遣侦察机进行军事侦察，就是这种霸权政策的自然的延伸和反映。

    除了经济因素之外，还有战略因素的考虑。中美两国在战略上有共同的利益。美国在处理美朝关系中，在防扩散的问题上，需要中国的帮助和影响力。在台湾问题上，中国要求美国恪守中美之间的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也即只承认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神圣领土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最近，虽然布什政策拒绝向台湾销售“宇斯盾”，美国宣布将向台湾出售包括4艘“基德”级驱逐舰、8艘柴油动力潜艇和12架P-3C“猎户座”反潜巡逻机在内的价值70亿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这次向台售武在美国的政策上是一个升级，也即从销售“防御性”武器向“进攻性”武器的升级。美国的这一做法增加了台湾军事上的实力，加强了其与大陆海军抗衡的能力，助长了“台独”势力分裂中国的气焰。这是对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挑衅，自然引起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据美国政治家报道，布什共和党政府之所以在售台武器上跨出了一大步，是对中国处理4月1日美国侦察机和中国喷气战斗相撞事件的一个强硬的回应。

    中美之间在相互外交政策中的重心的不同，也是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之一。布什政府公开表示，中国在美国外交政策中不具有重要地位。它关注的是欧洲，中东，日本和拉美。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竞争对手，美国的主要对手是中国第一，俄罗斯第二，美国的亚太政策，不能把中国摆在核心位置。而对于中国来说，无论是从经济上或战略上来看，美国都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特别台湾问题，美国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影响台湾海峡两岸的关系。由于中美在相互外交政策中的这种不平衡，造成在处理相互关系的过程中的间离性。这是造成中美之间误解与困难的原因之一。

    在中美关系中，近期存在着极好的改善的契机。中国加入WTO，表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和国际惯例的决心，表明中国义无反顾地向世界市场开放的决心。中国领导人在作出这样的决心时表现了他们不同寻常的政治勇气。中国加入WTO标志着中国对外改革开放进入了另一个重要的时期，中国必将更加开放，更加融入国际社会，这必将给中国社会带来一系列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思想的与文化的变化。

    同时，由于9·11之后的政治变化，美国国内两党政治发生显著变化。共和党和民主党停止了相互攻讦，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空前一致。美国国家利益和反对恐怖主义压倒其他一切问题。在国会与白宫之间也出现了空前的一致。而小布什一直赢得90%左右的支持率。其权限已经相当于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罗塞福总统。在这种情况下，小布什在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上，在国内将遇到较小的阻力，有更大的回旋的空间。

    美国在9·11事件之后，在国内政治方面出现反思。美国政治家至少认识了以下几点：

    1. 美国输出民主往往不能奏效。阿根廷近年来实行的完全是美国的经济模式，结果其金融走向了崩溃的边缘。国际政治学家把这种民主称作“非自由主义的民主”。

    2. 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开始对贫弱国家更多地关注，认识到社会政治动乱和经济贫困是产生宗教极端主义的温床。而宗教极端主义的矛头往往针对的就是在全球化过程中尽得天机的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

    3. 美国国内政治趋势向保守主义，总统的权力扩大，个人自由受到一定的限制。

    在美国的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斗争中，它需要建立最广泛的合作体系(coalition)。在反恐的问题上，中美之间有共同点。这是两国合作的基础之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一贯主张发展是第一位的，国家只有发展，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定，才有民主政治的基础，才有开拓人权的可能。否则只能是理想主义的，只能是画饼充饥。中国的这一观点对美国不无启示。

    在影响中美关系中的因素中，文化因素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文化因素说到底就是意识形态因素。中国奉行的是社会主义路线，而美国从历史上一直对社会主义不怀好感，视为洪水猛兽。这种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使美国始终把中国看成是一个敌人，而不是合作伙伴和朋友。这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在美国“中国威胁论”有这么广泛的市场。与其说美国把中国看成朋友，还不如说美国把中国看成敌人，看成对手。而中国对美国确实存在“西化、分化”的疑虑。中美之间意识形态差异的因素也决定了中美之间不可能成为真正的战略伙伴。而对于中国来说，了解美国的文化渊源与精神，对于处理与美国的政治与外交关系是十分重要的。

    国内政治对两国之间的关系有不可忽视的影响。近十年来，多元文化主义在美国勃兴起来。它的宗旨就是为少数种裔，如黑人、拉丁裔、亚裔等争取在政治、社会与文化生活中与盎格罗—撒克逊清教徒后裔（WASP）同等的地位。而多元文化主义产生的动力与少数种裔人数在美国人口中的比例的激增是有关联的。据统计，多元文化主义的挑战因为移民潮的冲击而更加剧了，在1960年，美国人口88.6%为白种人，而到1990年，白种人仅占75.6%。在30年中，下降了13个百分点，自1985年以来，美国每年接收至少50万移民，有970万人获绿卡。截至1996年10月，在美非法移民达5百万，比1992年上升275000人。在非法移民中，墨西哥人270万，占非法移民总数的54%。据估计，到2020年，白种人可能仅占全国人口的61%，在15岁以下的儿童中，少数民族有可能变为多数，而在2030年，少数种族就有可能超过白人总数。在小布什的班子里黑人出身的鲍威尔成为国务卿，黑人出身的赖斯成为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这在5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在美国政坛之所以出现这样的现象，与近年来美国思想界对多元的追求、少数种裔在美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得到加强不无关联。

    但在美国国内也有反对多元文化主义的。保守的思想家希望强化美国主流的也即WASP价值的教育以抵制多元文化的势头。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多元文化主义增加了美国国内的声音，增加了白人与有色人种以及有色种族之间的矛盾。

    少数种族人口数的变化，使他们在多元文化主义的旗帜下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增强了所谓Caucus（干部会议）的力量。这种新的政治文化格局有可能影响美国政府的决策和国会议员的观点。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国内政治和利益集团这种变化的影响。中美之间的利益结构也不可避免地受这种变化的影响。

    近年来，亚裔，特别是华裔，在美国计算机业、科技界和教育界兴起。80年代以来，中国的留美学生已超过15万，很大一部分留在美国，成为了绿卡持有者或美国公民。必须看到，华裔的崛起有可能引起美国国内种族主义者、保守主义者和其他少数种族Caucus的嫉恨。他们制造事端，如李文和事件，有可能损害中美关系，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变数。9·11事件后，美国重新审视其开放性，实行较为强硬的移民政策，同时将大量减少其对外国人入境的签证数。这种保守主义的趋向有可能影响中美之间的文化交流。

    从中国国内讲，中国经历了中美建交的蜜月期之后很快就进入了不断的麻烦期。中美关系在磕磕绊绊之中向前发展。中国的知识精英对美国是极为友好的。在一次调查中，中国青年87%认为美国是一个物质生活富裕、国家综合实力强大的国家，74.3%认为美国社会的文化娱乐生活丰富。在1997年9月对北京、上海、广州1500人的调查显示，只有13%的人认为美国与中国处于敌对关系中，27.1%的受访者认为目前美国在国际上是中国的朋友。58%的受调查对象对美国总体上抱有好感。在一次对北京、上海、广州、武汉、哈尔滨五市的调查中，40.4%最多联想是美国的强大、富有和超级大国；7.5%的人联想到美国社会吸毒、失业和无家可归者；5%的人联想到摩托罗拉，可口可乐，IBM，硅谷及其他高新技术和名牌产品。在所有国家，受访者印象最深刻的是美国；在提到强大的、富裕的国家时，美国均列第一。中国人最乐于出访和旅游的国家、最乐于让孩子前往留学的国家中，美国都居首位。

    然而，在经历了中美之间关于知识产权的谈判、MFN谈判、WTO谈判，特别是美国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以及2001年4月1日的美国间谍侦察机与中国战机相撞的事件后，在中国年轻人中滋长了反美的情绪。这种反美情绪带有许多新时代的特色。他们很年轻，刚20出头，思想新潮，穿戴非常西化，喝可口可乐，看好莱坞电影，唱麦当娜的歌，甚至希望到美国留学，然而，他们对美国不满。这是一种新的民族主义。这种新的民族主义，就是由美国的霸权行径催发而生的。这也是对美国对华决策者的一个警告：在对华的关系上，要充分考虑中国人民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感情。中国人是一个重面子的民族，中国文化是一个重面子的文化。中国人非常看重相互尊重，特别在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上。

    要解决好中美关系，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两国必须增进文化上的相互了解和尊重。这是一个往往受到忽略，其实十分关键的问题。

    美国文化的渊源来自清教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和共和主义，这构成了美国文化的价值和诸种特点。美国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进攻性的文化。美国崇尚爱默生式的个人主义，崇尚个人追求幸福的权利。美国文化在经济上的最集中的反映就是美国式的自由资本主义，在政治上的反映就是它的霸权主义。美国的霸权主义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它往往是以其自己的自由、民主、人权的标准为其驱动力的。这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一大特点。美国政治文化中的“美国例外论”是美国人傲慢、霸道、自以为是的文化原因。从移民的清教徒始，美国人认为自己是上帝挑拣的子民，是优越于其他一切民族的。这种例外论可以说融化于美国人的血液之中。同时，美国社会是一个十分开放的、自由放任的社会，它没有传统社会那种严格的舆论一律的制度。因此，在其政治文化的各个领域很难规范一个整齐统一的态度与口径。在美国政治架构中往往会出现不和谐的声音，而这种现象对于中国人就是不可理解的，认为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它却是事实。

    中国文化就其本质而言就是一种亲情文化，注重集体的利益和荣誉。它不能容忍个人脱离集体而恣意妄为。这就决定中国人非常注重面子，注重尊严。任何有损面子的事，有损民族与集体尊严的事是不可饶恕的。而对于这一点，美国文化就不易理解。

    根据近年来对美国社会与文化的研究，我们发现在美国文化中存在断裂的现象。美国文化的断裂反映了美国文化的悖论。在考察美国政治与外交动向中，我们必须注意到这种悖论的因素。如，美国文化的渊源之一是清教主义。由于最早的清教徒是因为在英国受到宗教迫害而来到新大陆的，清教主义特别重视个人主义，个人追求幸福的自由。它关注人权，对人权有一种几乎宗教般的热情。这是问题的一面。问题的另一面是在美国种族迫害和隔离长期存在，种族分校，分医，分乘公共交通工具，禁止种族间通婚。美国长期拖延批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和《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只是在50、60年代民权运动以后，才发生变化。但从本质上说，在美国，白人与有色人种之间的隔阂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这种悖论不能不是对美国追求普遍人权的一种讽刺。美国国内这种文化悖论的存在不能不会对其对华关系产生影响。其影响表现在美国对自己与对中国的人权标准的分裂。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在人权问题上采取双重标准的深层次的文化根源。

    中美文化从本质上说，是相悖的。一个有200多年的历史，一个有5000年的传统，一个是进攻性的，一个是内向的，一个以个人主义为其社会与文化的基石，一个以集体主义为其文化思想的主脉，一个以自由主义为其政治的出发点，一个十分注重文化上的共识，个人要服从这种共识。中美文化之间有内在矛盾存在。这种矛盾的存在，是中美摩擦的主要原因，而中美在经济上有相互补充的利益。这种利益又将两国吸引在一起，它们必须为文化上的歧异作出妥协。

    要解决中 美之间的关系，根本这就是要正视这种文化差异，并作出理性的判断。既不能将中国文化完全顺应美国文化的诉求，又不能一味粗鲁地蛮干。

    基于上面的分析，综观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们可以说，在未来的时日，中美关系在一系列问题上会产生摩擦与不和，同时，我们也可以说，这种摩擦与不和不会影响中美之间长期的关系。经济利益是影响中美关系的核心因素。从长期来说，只要上面所列诸因素不发生实质性变化，中美关系仍将会处于小吵大和的局面。

    根据中美之间在近期中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中美两国需要建立文化互补的机制，相互信任的机制和危机管理机制。在中美关系中，要充分考虑中国文化与美国文化的不同的特点，以及美国文化本身存在的悖论。两国的文化应该相互开放，在开放的架构下，互相吸收其需要的有益的互补成份。两国文化相互开放，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必须指出，尽管中美在经济上、战略上和反恐问题上互有需要，但这无法改变中美之间根本性的政治与文化的差异，时不时在两国关系中出现危机是必然的。特别现在美国垄断了对恐怖主义定义的阐释，在未来国际关系中对这一政治言语的阐释上还有可能产生分歧，这就需要在两国之间建立危机管理机制，或者说制度化交往机制，首先要求双方建立相互信任的关系。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使双方相互了解，对事件作一个实事求是的、冷静的、非情绪化的、理性的分析。

    这种分析是基于对中美文化歧异而造成的分歧的承认。只有这样，即使中美关系出现危机，甚至很大的危机，也能将其控制在有利于双方利益的范围之内。

    （朱世达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 ）

    中国网2002年2月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