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个 阶 段

    三十年的中美关系走过了三个大的阶段。

    第一阶段，艰难的正常化时期。从尼克松访华到1978年底两国关系实现正常化用了将近7年时间。只所以化这么长时间，有四个主要原因：美国对苏政策，美国国内政治，中国国内政治，台湾问题。美国政府把中美关系置于从属于美苏关系的地位，当美苏缓和得势，美苏关系改善时，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进程就受到迟阻；当美苏缓和衰落时，正常化的进程就加速。美国的国内政治最重要的是水门事件，它使尼克松政府未能兑现在第二任期实现正常化的诺言，也使福特政府未能采取大胆的外交行动。中国的国内政治最主要的是极左思潮的影响和四人帮的破坏。台湾问题是阻挠正常化的实质性问题。只是经过十分艰难的谈判，美国才同意按照日本方式解决台湾问题，即与台湾实现断交、撤军和废约。同时，双方也同意在正常化后继续就美国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

    第二阶段，中美关系大发展的时期。从1979年到1989年这十年是中美关系迅速发展的时期。不是说两国关系中没有问题，有人把他们概括成三T（台湾、纺织品、技术即知识产权）、两胡（胡娜、湖广铁路借款），但两国各方面的关系，包括军方之间的交流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主要原因有三。

    第一，中美关系的基础得到了加强。苏联仍在谋求扩张，共同对付苏联扩张这一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战略基础没有受到损害。而正常化的实现使中美关系的内在动力在这一时期开始发挥出来，两国的经贸关系在这一时期急剧增长。一个世纪以来，美国商界一直在梦想开发中国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而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在许多美国实业界人士看来，他们前辈梦寐以求的理想就要实现了。

    第二，在中美关于美国售台武器的第三个公报签订以后的数年中，美国基本上是遵守这个公报的；海峡两岸的关系在这些年中又有了较大改善，台湾问题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再成为中美关系中的突出问题。

    第三，一些美国人对中国的改革开放存在着不切实际的期望，甚至是错觉。一百多年来，许多美国人，不论是外交官还是传教士，在与中国打交道时总有一种理想主义，以为可以把中国基督教化，可以按照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中国。在许多美国人看来，他们憧憬了一个多世纪的改变中国的梦想就要实现了。

    第三阶段，大起大落的阶段。1989年6月以来的中美关系就是这样一种不断起落、而且大起大落的过程。在这十一年多中，中美关系曾经四次遇到危机，这四次危机起因不同，恰恰说明了中美关系的症结所在。第一次是因为1989年6月的北京政治风波。这本来与美国没有关系。但它却使人权成为中美关系的中心问题。第二次是因为1995年李登辉访美。它把中美关系中的台湾问题突出了。第三次是因为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尤其是轰炸我驻南使馆，造成馆舍被毁、人员伤亡的事件。第四次是因为海南撞机。这两次事件情况不同，但都突现了中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美国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两国对对方的战略意图都有疑虑。这些起落使中美关系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

     几 点 教 训

    老话说：“三十而立”。中美关系从解冻以来已到了而立之年。从过去这三十年的发展演变，我们能吸取一些什么样的经验教训呢？

    第一，牢牢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

    共同利益的汇合是两国关系的基础。当初尼克松访华、打开中美关系就是因为中美两国间的共同利益已经不允许中美两国再继续隔绝下去，否则就会严重损害两国的国家利益。冷战刚结束时，一些美国政治家和学者曾经怀疑，中美两国间还有没有共同利益，有多少共同利益。但这十几年的事实证明，在冷战后的时期，中美两国之间仍然存在着广泛和深远的共同利益。两国在维护地区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促进人类的共同繁荣；在发展两国的经济和贸易；在其他地区和全球性问题上，如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打击贩毒、国际有组织的犯罪等方面都有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仍然是互相需要的。这些年来虽然中美关系中危机不断，但没有造成中美关系的破裂，经过一段时间，两国关系又重新恢复，并得到某种发展，就是因为这些共同利益把两国关系连接在一起。

    第二，求同存异。中美两国的国情不同，两国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不同，两国的发展阶段不同，两国之间在一系列双边和国际问题上存在分歧是不奇怪的。这种分歧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中美上海公报是一个求同存异的典范。这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外交文件。其中用了将近一半的篇幅分别阐述两国各自对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的看法，实际上是两国之间的分歧，接下来阐述两国之间在双边和国际问题上的共识。当时两国之间的一些分歧是重大的原则性的分歧，但这些分歧没有阻碍两国关系的发展。现在，中美两国间在一系列问题上仍然存在着分歧，有的还是重大的分歧，比如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两国仍应本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精神，增进共识，妥善地处理分歧。在分歧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仍然要把握两国的共同利益，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而不要让它阻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三，消除冷战思维。冷战结束十年了，但冷战思维依然存在。冷战思维的一个特点是把两国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方面的分歧作为两国关系中的首要因素，起支配作用的因素，认为两国关系从根本上来说是敌对的，不论对方做什么，总是从最坏的方面去思考对方的动机和目的，因此对两国关系从根本上持悲观态度。在美国，所谓的“蓝队”认为，中国已经取代前苏联成了美国利益的最大挑战者，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及国力的增长，这种挑战会越来越大，两国利益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对美国的威胁不但是潜在的，而且是现实的；不但是长远的，而且是眼前的。冷战思维的存在从根本上妨碍了两国之间建立信任关系，对两国关系的发展是极为不利的。

    第四，促进两国之间各个层面的交流与接触。中美关系经过三十年的发展，已经由两个政府间的关系发展成两个社会间的关系，两国各界之间的联系、交往和合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商界、学术界、文化教育界等各界都在对方国家有对口的交流单位，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与美国之间这种社会各个层面的联系比中国与任何其他国家的联系都要多得多。这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稳定因素，是这条大船的“龙骨”，在遇有风浪时可以减轻船的颠簸。确实，即使在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遇到危机时，这种社会各个层面的接触和联系也没有中断，它帮助两国政府克服困难，使两国关系尽早摆脱危机，恢复正常。今后我们要继续增强两个社会各个方面的交往和联系。最高领导人的互访对两国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在1993至2000年间，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正式的国事访问，通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的机会和联合国有关会议的机会频繁接触，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会见达11次之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两国间各级官员及功能性层面的互访、交流也是重要的，这些接触可以不断增强联系两国的纽带，从各个方面推动两国关系的改善。

    第五，不让中美关系中的某一问题支配整个的中美关系。中美关系主要有安全和经济两条腿。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美国对华政策有安全、经济、人权三个支柱。中美关系涉及的领域很多，两国之间不是在这个问题上有分歧，就可能在别的问题上有摩擦。如果让其中某一问题支配整个中美关系，那就会对中美关系的发展设置不必要的障碍。把中国的人权状况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就是这样一个事例。

    第六，逐步建立起危机处理机制。过去的经验表明，一些不可预见的事情对中美关系的破坏作用极大，如1999年的“炸馆”和今年的“撞机”。很难说，以后不会再发生这类不可预见的事。两国之间应该建立起相应的危机处理机制，一旦发生这种情况，即可启动类似机制，以便把对中美关系的损害减到最小。

    放眼21世纪，我们对人类的前途充满了希望。回顾中美关系这三十年来的发展，我们也没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表示悲观。只要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共同努力，我们是可以争取中美关系少一些波折，多一些稳定，少一些动荡，多一些发展的。

    （陶文钊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网 200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