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您认为2001年7月16日签订的《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基本准则有哪些？

    冈察罗夫：条约的每项条款都无疑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不过我想把开头的12条归为“一组”，因为它们构成了双方关系的政治基础。条约的第一条将两国关系描述为俄中两国将长期全面发展的睦邻、友好、合作和平等信任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初看起来，这是一个普通的表述，但它包含着条约在后面揭示的相互关系的非常具体的各项原则。

    例如，第二条从法律上规定了双方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和互不将战略核导弹瞄准对方的义务。第四条谈到，俄中双方相互支持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而且俄方在条约中重申自己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不变（第五条）。

    第六条是“边界”条款，它的意义无论怎样评价都不过分。该条讲到双方相互没有领土要求，规定了确定尚未取得一致的两小段边界（仅占我国边界总长度的不足百分之二）走向的原则。双方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原则，申明决心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

    第七条记载的保证意义分外重大。双方将不限于已有的军事领域的信任措施，继续用政治手段巩固国家安全，增进相互信任的氛围。

    条约第九条引起全世界的密切关注。第九条规定，如果出现威胁和平或涉及俄罗斯和中国安全利益的情况，缔约双方将立即进行磋商。这项准则具有重大的政治心理意义，它表明欧亚大陆的两个大国尽其所能防止可能出现的国际冲突的决心。

    世界大家庭的多数积极评价第十二条规定的，莫斯科和北京共同致力于维护全球战略平衡与稳定的义务。这项准则的实际体现就是我们两国密切配合，防止对1972年反导条约的侵蚀，以及俄中双方正在共同致力于防止宇宙空间的军事化。

    我只是大致地勾勒了这项条约的原则性意义，外交人士普遍称它是一项“重大的”条约。

    中国网：为什么这个条约被认为是两国关系发展中新阶段的开始？

    冈察罗夫：像这个条约这样的文件是不会“凭空”出现的。可以这样说，它包含了我们两国关系的全部历史中积累的一切优点。这份文件的前身是1945年8月14日苏联和中华民国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和1950年2月14日年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苏联签订的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但是这两份文件和我们今天的这个“重大的”条约之间的原则区别在于：它们毫无疑问是当时时代的产物，是针对共同的敌人的。1945年的条约声称任务是共同战胜军国主义日本，而1950年的条约提到在出现军事冲突时彼此提供军事及其它援助，指的首先就是同美国及其西欧和亚太地区盟国的对抗。当年的苏中关系也同“冷战”时代的所有结盟一样，都是以团结一致、反对共同敌人的原则为基础的。难怪这两份条约都附有“一长串”首先涉及中苏之间在亚洲划分势力范围的文件。同样能说明问题的是，关于经济和人文合作、人员交流方面的条款都订得十分简略，而且没有实际的目的。因此1945年的条约即使在“字面上”也仅仅存在了几年，而1950年的条约虽然在形式上生效了30年，事实上到60年代初就不复存在了。

    在评价新条约时，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它在我们两国的关系中揭开了崭新的一页。首先，这个“重大的”条约同历史上两个类似的条约不同，它不是针对第三国的。这条原则也完全适用于俄中两国在条约框架内实行的军事—技术合作。

    其次，条约的重点是实现有利于双方的具体而实际的任务。这里指的是在经贸、科技领域，相互保护处在双方境内的公民的权力、文化交流等方面长期的、远景的合作方向。实际上，每一项这类任务的长期性就是条约生效的至少20年期内的日常议题。

    第三、这份文件充满了平等和相互的精神，这些原则不是形式，而是规定了我们两国关系的战略问题以及具体问题上双方协作的模式。当然，在某个阶段上，合作的某些问题对其中一方而言可能更为迫切。但是，最重要的是解决这些问题的规则体系以双方切实的平等为基础。

    最后，这个条约在政治上结束了历史遗留给我们的边界分歧。我们走进二十一世纪时，不再背着过去常常使两国关系蒙上阴影的领土问题。当然，这个条约不包含任何秘密附件，这是不消说的。它标志着不针对世界上任何人的、平等的、信任的、不结盟关系的全新类型。

    中国网：请您谈谈中俄关系的现状。

    冈察罗夫：我们两国关系的现阶段可以称为成熟的阶段。我们的合作较之早先的任何一个十年都在质量上达到了一个新水平。这表现为几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我们的关系非意识形态化了，但与此同时，俄罗斯和中国对那些决定国际关系的哲学（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的现时代迫切问题（全球化、国际法的首要地位、联合国的作用、多极化等等）持相同或相近的观点。

    第二、我们的关系建立在全新的、牢固的法律基础上。90年代初，俄中两国在协作领域的全方位——从重大的国际问题到双边的具体事宜——建立了与当代实际相符的国家关系、政府关系和部门关系的条约—法律基础。

    现在生效的有200多项国家间和政府间协定。而且很能说明问题的是，50年代签订的各种协定中，今天仍然有效的只有一项——关于贸易和航海的协定。所以说，旧的法律实践已经被革新了的、具体化了的、以协作为目标的条约——法律基础所取代。

    第三、理顺了各个层次上空前广泛的协作机制。在政治领域，首先就是两国元首定期会晤，这种会晤有时是双边的，有时是多边的——联合国大会、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海合作组织会晤等。两国领导人之间已实行定期电话交谈，这也成了交流的一条独立渠道。外交部、军事部门和特勤部门之间广泛的协商制度也有助于巩固最高的对话。

    俄中两国政府首脑的会见也定期举行。今年8月份在上海将举行第7次会晤。为总理会晤正在进行准备的是B·E·赫利斯坚科——吴仪委员会（它包括经济方面的8个小组委员会）和B·H·马特给延科——李岚清委员会（负责教育、文化、卫生和体育方面的合作，包括4个相应的小组委员会）。

    同样重要的是俄联邦各主体和中国各省（首先是边境地区）领导人之间有经常的渠道进行交流。

    还有，经贸合作也有独特的意义。这方面十分重要的是俄中两国转向实施能源方面的长期战略项目（铺设天然气及石油管道）。

    我还必须提到两国关系的“群众基础”已经大大扩展了。去年两国公民跨越国境的有400万人次。按今年上半年的指标预测，这个数字还将增加100万。我相信，这并不是极限。

    我再说一遍，最近十年内，我们两国的关系中相互信任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其特点为军事技术合作的进度紧凑而饱满。不过无论是我们的军事接触，或是军事技术方面的接触，都同我们整个的协作一样，不是针对任何人的。俄中两国在国际政治方面协调行动，其目的在于寻求解决突发问题的建设性办法。我们争取朋友和伙伴，而不是寻找对手。莫斯科和北京都非常明白，二十一世纪的国际关系不能归结为“零和对策”。我们相信，无论是我们之间的，或是同其他国家的长期伙伴关系都是经过仔细权衡的、负责任的决定。这一切都使我们得以预言，即使在国际形势中出现某些严重的变化，双边合作仍将获得稳定的发展。所以我们认为现阶段的俄中关系是成熟的，它包含着，借用经济学的术语，独立的扩大再生产的内部机制。

    中国网：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非官方”、非政府合作进展如何？

    冈察罗夫：我想，首先应当关注两个重要的方向——旅游和教育交流。

    在俄国，对中国的兴趣——对改革20年来中国取得的成就、悠久的历史和文化的兴趣逐年增长。现在是该考虑发展旅游计划的时候了。现在已经有许多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居民喜欢到北戴河、海南岛以及其他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丰富的地点去休息。要紧的是要有来有往。我们希望有尽可能多的中国人到俄罗斯去旅游度假。我们国内值得一看的东西也是有的。

    搞好大学生的定期交换，应当采取切实认真的措施。不论在俄国，还是在中国，大家都明白，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发展，对青年专家的需求将不断增加，而且要求他们不仅掌握某种前景光明的专业，特别是技术领域的专业，而且相应地懂得汉语或是俄语。

    现在的情况是，我们两国的绝大部分大学生是自费学习，而不是靠国家预算开支。因此相互交换大学生的潜力显然还没有被充分利用。不论是俄国的、还是中国的名牌大学，学习费用实际上是相差不多的，因此对于愿意为自己的知识和技能投资的年青人而言，不存在出于经济考虑而选择学校的问题。

    中国网：俄方就条约签订一周年开展哪些活动？

    冈察罗夫：活动肯定是有的。国家领导人互发贺电，在俄罗斯若干座城市里由俄中友协召开大会。还要安排一些展览和演出。

    我想，我们可以向前人学习一些东西。例如，在前苏联和中国，许多年里的2月14日都曾经高规格地庆祝1950年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周年。这的确有助于加强两国人民间的友谊和相互理解。这条经验在今天也仍旧是需要的。现在就应当考虑，我们怎样纪念这个“重大的”条约签订两周年、三周年、十周年等等。

    总之，我相信，缔约一周年会成为我们两国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使我们能够初步总结过去，安排未来。

    中国网：请您谈谈您在北京的生活。您是否同普通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青年人交往？您认为，中国年青人是否对俄国，对它今天的现实和伟大的文化有很好的了解？

    冈察罗夫：我初次来北京是在1984年。那时我在北京大学进修。我们全家都非常喜爱这座城市，我有一个女儿就是在北京出生的。

    我的工作是很繁忙的，但是只要我能挤出一点闲暇时间，我就喜欢到郊区去，参观那些我们非常喜欢的名胜古迹。我也尽可能多地同普通中国人、同青年人交往。

    我不能不承认，对当今中国实际情况的介绍在俄国进行得不够广泛。与此同时，应当对贵国的大众传媒手段，首先是新闻界，给予应有的评价，它们相当详细而客观地介绍俄罗斯的情况。因此中国读者对我国的情况基本上有相当好的了解。

    我想专门谈谈那些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中国人。他们中有许多人早先学过俄语，醉心于苏联文学（贵国对尼·奥斯特罗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是非常熟悉的）。他们中有许多人推崇俄罗斯和苏联音乐。但是从那以后时代变了，连这一部分中国人对当今俄罗斯的认识也是很有限的。很遗憾，这是客观原因造成的。在80—90年代，中国书店里俄罗斯作者的范围非常狭窄。许多著作的印数很少，只以专家或者高品味的行家，而不是广大读者为对象。

    至于说中国青年对俄罗斯了解多少，这个问题不能简单地回答。当然，他们的了解总的说来不是很多，因为中国大量的旅游者和大学生通常都定位在东南亚各国、美国以及某些在中国有强大的经济阵地的欧洲国家。但是，即使是只靠道听途说来了解俄国的那些年青人，也对我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对他们俄罗斯的同龄人生活得怎么样表现出强烈的兴趣。

    中国青年中有相当多的人到俄罗斯去经商。在我国这些人被称为“跑单帮的”。这是一些精力旺盛、有毅力而且目标明确的人，他们很了解俄罗斯生活的实际情况，他们对我国有生动鲜明的印象。当然，这是俄罗斯生活一个颇为独特的断面，所以中国的许多“单帮客”在经商活动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可是连他们也不仅没有丧失到我国去的愿望，却反而对我国更有兴趣，更加好奇，更有好感。

    有的中国人早就居住在俄罗斯的大城市里，他们有自己的事业，自己的公司。同他们的谈话表明他们喜欢我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我国的学校，他们自己不仅学习俄语，而且学习我国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俄罗斯将为合法经商创造越来越有利的各种条件（这是我国政府提出的最直接的任务之一），而在中国就会逐渐形成对我国更为客观、我希望也是更为关切的态度。

    中国网 2002年7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