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说人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改善了，但对于生活质量的认同更有大量的社会心理因素。在社会学领域中便出现了一种对“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既分又合的研究取向。这是因为客观条件或环境与主观感受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生活条件好并不必然导致生活的满意度高（美国学者的研究发现，客观条件对主观满意度的解释力只有17%左右），因此感觉好才是真的好。

    焦点一：人均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经济以平均9%以上的速度连续20多年飞速地发展。在80年代初，我们提出了到世纪末要实现国民（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1995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总量比1980年翻了两番。1997年，又实现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目标。到2000年底，按银行汇率折算，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超过800美元，这是中国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的重要标志。

    20多年来，中国人的收入水平确实大大提高了。在改革开放之初的1981年，中国的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76元，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只有213元，而到20年之后的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达6280元，是1981年的13.19倍；农村居民的年人均纯收入也已经达到2253元，是1981年的10.58倍。

    有的读者可能有疑问，收入是增加了，可物价也涨了？这也是可以计算的，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资料披露：商品零售价格指数，若以1978年为100，2000年则为356，也就是说23年中商品零售价格涨了3.56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城市居民的，若以1978年为100，2000年则为477；农村居民的，若以1985年为100，2000年则为314；前者是23年涨了4.77倍，后者是16年涨了3.14倍。

    这么一算，在这20年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的收入增长的速度差不多都是物价上涨的3倍，收入的增长大大超过了物价上涨。扣除物价因素，中国城市居民的年人均收入实际上还是增长了大约9倍，农村居民的年人均收入则增长了7倍左右。

    在收入稳定增长的同时，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个人资产，这在20多年前可能是人们想都不敢想的事。其中最主要的当然是房产。

    到1999年底，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已达77%；农村居民的兴建自有住房热情则更大，1999年竣工的住宅投资已经达到2000亿元以上。

    在银行储蓄方面，虽然从1997年至今银行已经8次采取了降息措施，而且开征利息税，但是，人们的储蓄热情依然不减。在2002年5月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终于突破了8万亿大关。而在7年前的1995年的统计数字是还不到3万亿元。同时，居民的外汇存款、股票、债券、手持现金等其他金融资产也在大幅度增加，据专家估计也在2~3万亿上下。

    如今，在茶余饭后，常常听到人们这样感慨地议论：10多年前，在农村当了个万元户，是一件要披红挂绿当典型的了不得的风光事。而现在的民谣则唱道：“十万元刚起步……”。手上只有万把元存款，则成了羞于出口的事了。

    焦点二：贫困规模和贫困程度明显减少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刚刚走出“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噩梦，迈进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当中国人有机会获得有关我们这个星球的更多的信息之时，我们才真正地了解到我们已经多么的贫穷落后。

    当时，中国农村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贫困人口差不多有2.5亿之众。80年代初，通过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一系列富民政策，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急剧减少。1985年，为了实施大规模的扶贫开发活动，确定了以人均年收入200元为贫困线。当时，在贫困线以下的贫困人口仍有1.25亿。经过政府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扶贫效果显著，到80年代末上述贫困人口已经减少到3000万。

    1993年，政府开始实施“八七”扶贫攻关计划，将贫困线提高到400元，当时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为8065万人。在计划实施过程中，贫困线又几经调整，到2000年，贫困标准已经调整为625元。2001年发表的题为《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的白皮书中披露，按照这个标准，中国农村的贫困人口还有“3000万人”，“占农村总人口比例的3%左右”。

    对于中国农村扶贫的成功经验，国际社会给予了高度评价，称之为“伟大的脱贫运动”。

    在目前还没有脱贫的3000万人中，一部分是丧失劳动能力的残疾人和社会保障对象；另一部分是生活在“一方水土养不了一方人”，生产生活条件非常恶劣，资源条件非常贫乏的地方的农民。另外，自然灾害也会使一部分仍然靠天吃饭的农民返贫。对于这部分贫困人口，实行社会救助政策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近年来，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建设正不断传来佳音。到2001年，已经有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这项制度，覆盖了313万农村居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因为在经济体制上向市场经济急剧转轨和企业改革日趋深化，在中国城市社会中引发了一些经济、社会矛盾。这样，在城市中就形成了以失业、下岗人员及其家庭为主体的城市贫困群体，根据有关专家的推测，大约涉及1500~2000万人。

    在效率与公平这对永恒的矛盾面前，我们的选择只能是“上不封顶，下要保底”。为了保障上述城市贫困人口的基本生活，1999年政府开始实行“两个确保”的城市反贫困政策，即“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这是中国政府为确保城镇下岗职工和离退休人员的收入保障作出的承诺。

    另一方面， 在1992年，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改革就在上海拉开序幕，这项被称为“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制度创新，将使家庭人均收入低于政府规定的最低生活保障线的城市居民得到政府的救助，以此确保他们的收入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水准。

    1994年民政部通过试点向全国推广这项制度，1997年国务院作出了在全国建立这项制度的统一部署，到1999年9月，全国所有668个城市和1638个县政府所在的镇都已经建立了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条例》也已经于同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此后，又经过2年多的努力，到2001年年底，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已经增加到1200万人。据来自民政部的消息，到2002年上半年有望做到对城市贫困人口“应保尽保”，最低生活保障对象将达到1500~1800万人。

    在世纪之交，我们终于织就了这张“最后的安全网”。在我们继续向前迈进之时，我们可以不再有后顾之忧。

    焦点三：恩格尔系数大幅度下降

    作为衡量和比较收入水平或生活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恩格尔系数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所谓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消费的支出占家庭总支出或总收入的比例。19世纪末，德国统计学家恩格尔发现：收入越低的家庭，购买生活必需品支出的比重就越大；收入越高的家庭，购买生活必需品支出的比重就越小。恩格尔的这个发现被称为“恩格尔定律”。

    后来，美国的奥珊斯基用“食品消费”的概念取代了“生活必需品消费”的概念，并将恩格尔系数用于测定美国的贫困线。后来，联合国粮农组织提出了一个用恩格尔系数判定生活发展阶段的一般标准：60%以上为贫困；50％~60%为温饱；40％~50%为小康；40%以下为富裕。

    80年代初，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56.7%（1981年），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61.8%（1980年），都接近或超过了以恩格尔系数来评判的贫困标准。而到20年后的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下降到39.2%，开始迈入富裕水平的门槛；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则下降到49.1%，也已经进入小康水平。

    恩格尔系数的大幅下降，说明中国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他们已经能够将更多的钱用于非生活必需品的消费。在居民消费支出中，衣着、日用品等生活必需品支出也与恩格尔系数同步下降，而体现享受与发展的需求的住房、健康、教育、消闲、交通、通信等项支出的比重迅速上升。中国人正从以吃饱穿暖为标准的温饱型生活向以享受和发展为标准的小康型乃至富裕型生活转变。

    焦点四：家庭“四大件”的升级换代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人习惯地将耐用消费品消费的社会热点归纳成“四大件”，同时，是否拥有“四大件”也就成为评价个人财富乃至社会地位的尺度。

    从上个世纪的50~70年代，“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是“30年不变”的第一代“四大件”，其消费水平基本上是“百元级”的。从80年代到90年代中期，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四大件”第一次更新换代，“冰箱、彩电、洗衣机、录音机”成为人们新的追求目标，其消费水平也升级到了“千元级”。

    到了90年代后期，“四大件”的组合再次更新，这次的换代产品成了“空调、电脑、手机、汽车”，消费水平再次升级，已经涉及“万元级”的耐用消费品。

    于是，国家统计局公布，自2002年1月起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的计算方法将作出重大修改，汽车、电脑、移动电话等大宗高档商品被纳入消费价格指数统计范围。

    进入新世纪以来，居民家庭消费的注意力已经突破有限的几大件，而是更注重个性和享受。即使是通常被看成生活必需品的食品和衣着，也追求上档次。上酒楼饭店消费越来越成为家常便饭，衣着方面则更多地关注得体和惬意。耐用消费品，如彩电、空调、手机、电脑都在不断地升级换代，人们追求更好的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

    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信息，目前最具发展潜力的6大消费领域是：

    1．住房消费。2000年，城镇居民家庭住房自有率已达到77%。而2001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继续增长，增幅超过40%。住房消费还带动了住房装修、家具、家电等的相关消费；

    2．汽车消费。到2000年，已经达到平均每200个城镇家庭就拥有1辆“私家车”。而2001年销售额增幅近20%，私人购车比例则超过了50%；

    3．通讯及电子产品的消费。2002年以来一直以月平均20%以上的速度增长；

    4．文化教育消费。2001年中国实际文化消费量为800多亿元，专家估计潜在消费能力为3000~6000亿元；

    5．节假日及旅游消费；

    6．服务性消费。

    焦点五：旅游和假日消费正在成为新时尚

    据网上介绍：有一对美国夫妇有5个孩子，经济拮据，但每逢假日却一定全家去滑雪，为此要购置7双滑雪板、7双长靴、7副撑杆以及每人的滑雪衫，还要付来回的车费等其他开销。人们都认为他们一家简直是疯了。后来，他的孩子都各自成了家，但在他们的记忆里，虽然小时候家里过着清寒的日子，但却怎么也忘不了那时滑雪时的快乐。的确，在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中，旅游是不可或缺的。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的旅游业几乎是专为外国游客设立的。对中国人来说，吃饱穿暖都还是个问题，根本就谈不上旅游休闲。国际经验表明：只有当人们的收入达到小康水平以上时，才会产生旅游的冲动。如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已经达到500~1000美元，从国际经验看，正是旅游消费的急剧扩张期。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观念的转变，旅游休闲成为城市人的新时尚。双休日去市郊或周边的景点旅游，以及“五一”、“十一”、春节的假日旅游已经成为人们休闲的主要方式。

    调查表明：2000年，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支出已达88元，旅游业总收入达到4519亿元，旅游业在第三产业中也占到了15%的比重。以2001年“五一”为例，7天假期全国共接待游客7376万人，由此带来288亿元的可观收入，因此而引出了“假日经济”一说。

    与此同时，尝试出境旅游的中国人也愈来愈多。2000年，中国旅游业中出境游的收入达到1356万元。仅2001年“五一”期间，出境旅游的就多达10万人。

    据境外媒体报道：80年代中期以前，到欧美旅游的常常是日本人；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欧美旅游市场接待的大多是中国香港和台湾人；而到90年代中期以后，到欧美的旅游者中中国内地的越来越多了。

    焦点六：信用消费走入城镇家庭

    民间一直流传着“美国老太与中国老太”的故事：美国老太年轻时刚工作不久就按揭买房，很潇洒就住上了好房子，到退休时她刚好把贷款还清。中国老太从一开始工作就拼命攒钱，大半辈子一直在凑合着过，到退休时正好把买房的钱攒够了……这也许是思想比较“前卫”的国人编来自嘲的段子。

    焦点七：健康消费的热情不减

    民谚曰：“没什么不要没钱，有什么不要有病。”这种观念正在成为中国社会的共识。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在健康方面的投入日益增多。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达318元，平均占家庭总支出的6.4%，比1995年增长189%。其中，医药费占76%，医疗保健服务占13%，滋补药品占6%。2000年，农村居民的人均医疗保健支出也已经增加到88元，比1995年增长110%。

    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的人均寿命不断延长。半个世纪前，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只有35岁。而到2001年，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71.8岁。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也只有67.8岁。20年间又增加了4岁，进入了世界上“长寿国家”（人均预期寿命在70岁以上）的行列。

    中国的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得益于医疗卫生设施的不断完善和卫生技术人员的不断增长。2000年，中国的卫生机构已达324700个，而在1949年，却只有3700个，还不到如今的一个零头。即使在改革之初的1980年，也只有180600个，20年来又增长了80%。2000年，中国的卫生技术人员为449万人，而1949年只有50万人，为2000年的1/9。1980年也只有280万人，20年来又增长了60%。

    北京申奥成功大大推进了中国的全民健身运动，采取更加积极的生活态度，以参加体育活动来防病健身也已经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老年人早起去公园活动活动，中青年人下班后到健身房进行健身，儿童们则参加各种体育培训班……中国于1995年颁布实施了《全民健身计划纲要》，制定了提高中华民族整体素质的总体目标。我们确定的体育人口标准是：每周参加体育活动频度不少于3次，每次活动30分钟以上，自身感觉中等以上负荷强度。1996年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中国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口达到了1/3。当然，与发达国家体育人口60%~80%相比，我们差了一大截。

    出于对健康的追求，人们对周围的环境也变得敏感起来，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同时，调查表明，城市居民对近年来在“交通方便程度”、“周边的卫生绿化环境”、“周围的治安环境”的变化还是比较满意的，认为“很大改善”和“有些改善”的占多数，在10项调查指标中排在了前三位。

    焦点八：教育消费的持续增加

    基于对社会的未来发展趋势是一个知识型、学习型社会的判断，城乡居民的对教育的需求大大增加。教育，首先是一种基本人权，中国推行九年义务制教育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全国适龄儿童入学率达99%，平均每万人口中，在校中、小学学生数分别为621人和1076人，比1990年分别增加了174人和5人。1999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重为3%，目前平均每万人口在校大学生数为33人。同时，文盲人口也大幅度减少，1999年底成人识字率已达88%。其次，教育作为一个产业也得到了充分发展。

    焦点九：社会阶层分化开始出现

    收入差距的拉开，使中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变化，不同职业、不同收入的人群逐渐演变成各个社会阶层，以往那种“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正在向“纺锤形”的社会结构转化。中高收入阶层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有报纸报道，现阶段的中高收入阶层主要包括4种人：1．传统的“中高收入阶层”——个体工商户；2.分化出来的部分企业领导、知识分子；3.私营企业主（包括农民企业家）；4.“外资”企业中“白领”和专业技术人员。这部分人，大约占全部城镇就业人员的1%~2%。中高收入阶层发展、壮大对于形成合理的社会结构有积极的意义，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的结构性因素。中高收入阶层也是引导社会消费的主要群体，他们的生活方式是稳定的消费市场的重要保证。

    但是，或许是中国新一代的中高收入阶层一出现就受到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或许是因为他们出现的时间太短所以显得很不成熟。媒体评论：他们重视个人的生活质量，追求距离与隐私，不让别人介入自己生活太多；“不竞争”也成了他们的特点，他们不争第一、不愿过多承担责任。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如果“中高收入阶层” 只是一味追求“小资”情调，只会蹦迪泡吧，那么他们仍然成不了“社会中坚”。

    同时，对于贫富差距的拉开，中国人的心态是矛盾的，恰似演绎着一出新“叶公好龙”。2001年在北京进行的一项调查的结果很有意思：当问到“您认为一个社会是否应该存在收入差距”时，84%的人都认为一个社会“应该”或“非常应该”存在收入差距；当问到“在您看来您所在的市县里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如何”时，76%的人却回答“差距太大了”。这提醒我们，人们虽然倾向于承认收入差距，但当真的“大款”、“大腕”出现在身边时，他们的心理承受能力还是极为有限。

    焦点十：城乡居民生活满意度较高

    总的来说，中国人对改革以来的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化还是持积极态度的。从零点调查公司披露的跨越世纪之交的3年的调查数据看，1999年，对个人生活状况表示“满意”和“比较满意”的“高满意度群体”占52.8%；2000年，“高满意度群体”占 55.5%；2001年，“高满意度群体”占63.4%。进入新世纪以来，“高满意度群体”是逐年上升的。1999年，对于未来的预期认为“会变得更好”和“会变得比较好”的“高乐观度群体”为56.5%；2000年，“高乐观度群体”为63.0%；2001年，“高乐观度群体”为56.5%。2000年的突然高企，可能是由于世纪更替的效应，使人们对未来预期的乐观度增加了6.5个百分点，而到2001年则又回到了1999年的水平上。

    2001年北京调查的结果可以与上述数据相互印证。当让调查对象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的经济形势作出判断时，持积极评价的比重从31%到63%到69%，呈不断上升的趋势。当让调查对象对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现在的社会形势作出判断时，持积极评价的比重从53%到42%到50%，90年代成为低谷，而现在又上升到80年代的水平。当问到“与1995年相比您现在的生活是变好了还是变坏了”时，回答“好了许多”和“好了一点”的占76%。当问到“您认为您5年后的生活会比现在好还是会不如现在”时，回答“会比现在好许多”和“会比现在好一点”的占79%。调查结果显示，对于自己的生活，与5年前相比，积极评价超过3/4；对今后的预期，积极评价也占4/5。因此，就调查总体而言，可以说对自己的生活的评价与预期是乐观的。

    但是，令我们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因为社会各阶层利益不一致，占有权力资本、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的多寡就决定了社会各阶层必然会有强势与弱势之分。相对弱势的社会阶层的利益是容易受到损害的，而且他们自己无力保护，所以就必须由国家来进行干预。在北京的调查中，在对经济形势和社会形势进行评价时，在对自己的生活作出评价和预期时，有10%~20%甚至30%的人会发出一些不和谐音。在对各种就业和社会保障制度或其他社会制度的改革作评价时，也是这10%~20%的人感觉到“有损失”，尤其是对医疗制度改革认为“有损失”的人超过了1/3，实在应该引起特别的注意。

    《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