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民主国”的抗日活动

    1895年3月，腐败的清廷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失败，同年4月17日两国签订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其中将台湾、膨湖、辽东半岛“永远让于日本”。消息传到台湾，“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人们“聚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风云变色，若无天地”。然而台湾绅民并没有屈服，他们以血书向清政府表示 “万民誓不从倭”，坚决要求抗倭保台，在北京的台籍官员学子也上书奏道“台湾属倭，万姓不服……与其生为降虏，不如死为义民”。但都遭到拒绝，且获知清政府已派李经方来台办理割让交接手续，日本政府任命的台湾总督桦山资纪已率舰南下，台湾沦亡，已在旦夕。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丘逢甲等人于1895年5月25日，宣布成立“台湾民主国”，推举台湾巡抚唐景菘为总统，丘逢甲为全台义军统领，刘永福为大将军，更改官制，制国旗、印信、文告等，改年号“永清”。

    “台湾民主国”政府领导台湾人民浴血奋战，由于多种因素的作用，唐景崧、丘逢甲分别指挥的北部、中部斗争很快失败。驻守在台南的刘永福仍高举反日大旗，被绅民推举继任民主国总统。虽然刘永福始终不受，但他以“台湾民主国镇守台南帮办军务”的名义发号施令，在台南市全面恢复“台湾民主国”权力机构，发行“台湾民主国”纸币和印有黄虎旗的邮票，在其控制的地区流通。刘永福以台南为大本营率黑旗军与徐骧、姜绍祖等人领导的义军相结合，在其统一指挥下，和新楚军协同作战，先后在苗栗、彰化、斗南、嘉义、云林等地痛击日军。可是义军饷械极度匮乏，清政府不但不予接济，连刘永福派人到大陆募集的捐款也被扣留，甚至封销去台船只，切断刘永福与大陆的一切联系。到1895年10月18日，台南粮绝，19日，日军进攻安平炮台，刘永福终因力量弱小、无援而战败。“台湾民主国”的势力在极为艰苦的情况下，奋勇抗日，持续近5个月，经历大小百余仗，让侵略者付出死亡4800名官兵、2.7万人负伤的惨重代价。

    “台湾民主国”可歌可泣的斗争，充分体现了台湾同胞不畏强敌，为反对异族侵略而英勇奋斗的优良传统。

    “台湾民主国”不是“台独”

    “台湾民主国”“改省为国，仍隶清朝”，它是在面临日本侵略者即将武装侵占台湾的危急情况下，在全台人民誓死反抗日本侵略的爱国斗争高潮推动下，为抗日保台而建立的抗日救亡临时政权。这是铁的事实。请看：

    第一、“台湾民主国”发布的文告表明，它是在台湾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绅民为了抗日保台而采取的应急救亡措施，并不是真的要实行台湾独立。“台湾民主国”成立之后，以“台湾绅民”的名义致电清廷表示：“台湾绅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唐景崧就职后，给清廷的电奏和给各省大吏的通电都一再强调：“不得已允暂视事”，“仍奉正朔，遥作屏藩”；他以“总统”名义晓谕全台文告申明：“当此无天可吁，无主可依，台民公议，自立为民主之国……仍应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台湾民主国”对外宣言明确提出：“日本索要台湾，竟有割台之款。事出意外，闻信之日，绅民愤恨……今已无天可吁，无人肯援，台民惟有自主，拥护贤者，权摄台政。事平之后，再当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倘日本具有天良，不忍相强，台民亦愿顾全和局，与以利益。唯台湾土地政令非他人所能干预，设以干戈从事，台民唯集万众御之。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刘永福在台南发布的文告更明确地宣示：……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分内事也。”（以上材料引自王晓波编《台胞抗日文献选编》，帕米尔书店出版）

    文告中反复强调“仍恭奉正朔，遥作屏藩，气脉相通，无异中土”、“永戴圣清”、“改省为国，仍隶清朝”、“事平之后，当再请命中朝，作何办理”。天下那里有这样的“独立国”文告！非常清楚：“台湾民主国”的倡导者都无不确认：台湾仍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将来时机一旦成熟，随时准备回归祖国怀抱。

    第二、“民主国国旗”仿照清朝青龙旗式样，为蓝地黄虎旗，龙在天，虎在地，以示尊卑；虎首内向，尾高首下，以示臣服于清。“民主国国旗”象征着台湾的土地依然是大清国的土地，台湾的子民依然是大清朝的臣民。

    第三、“台湾民主国”定年号为“永清”，清楚无误地表示，台湾永远属于大清，属于中国。

    从以上几点可以清楚地看出：“台湾民主国”不是“台独”活动，它“改省为国”是在台湾“无天可吁”、“无主可依”、“无人肯援”的十分危急的情况下，台湾人在台湾危在旦夕的紧急关头，不得已而成立的一个抗日保台救亡政权。这个政权“仍隶清朝”，臣子依然“为大清之臣，守大清之地”，就是说它在本质上并没有分裂中国主权，台湾仍然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民主国”的斗争得到了祖国大陆人民的广泛关注和高度赞扬。例如当时上海出版的《申报》就连续刊载文章，盛赞：“接京友信，言台湾电奏到京，计十六字，照录于后：‘台湾士民，义不臣倭，愿为岛国，永戴圣清’。电奏若此，益见台峤一隅力拒鲸鲵之寇，仍称虮蚕之臣，布置艰危，此中国大有人在也！”；还说，民主国的斗争，“远足以震动天下，俾薄海内外闻之，知中国固大有人在，我君可欺；而我民不可欺，我官可玩，而我民不可玩！”真乃是非分明，字字玑珠！

    “台湾民主国”不是“台独”这一事实，有的“台独”分子也承认。他们有人说：“台湾民主国虽有‘台湾’、‘民主’之名，但实质上乃是一时之权宜，仍奉清之正朔，遥作屏藩，国号为永清。”（台湾《自立晚报》1990年10月2日）有人提出：“世界上哪有这种‘独立’国家？难怪当时列强在台湾民主国生存的148日间，无任何一国‘敢’承认它，因为那将干涉清国的内政。”（台湾《民众日报》1995年4月4日）

    “台独”分子别有用心

    很显然，“台湾民主国”的活动是一次抗日爱国运动，斗争中台湾军民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显示了中国人民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坚强意志和浩然正气，对日后的台湾反日爱国运动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台湾史和中国近代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但是“台独”分子却污称它是“追求民族解放、自救建国”的活动，它是“亚洲建立的第一个共和体制的国家”。而实际上首次“台独”活动发生在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之后。

    当时在台湾的日本军人分成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也叫少壮派），另一派是主和派。以宫中牾郎、牧泽义夫为首的主战派认为，在台湾的陆海空军有40万，完全没有消耗，并且保存大量优良装备和大批军粮，足够和中国军队在台湾打几仗，因此，必须抗拒中国接收台湾。为此他们联合台湾的御用绅士林熊祥、许丙等人，发动台湾独立自治运动。以便在台湾独立的幌子下，保持日本在台湾的利益。

    林、许等人都是台湾大汉奸、大富豪，这些人利令智昏，为了保住即将失去的天堂，他们在草山召开紧急会议，商讨“独立事宜”。但是此事遭到日本总督安藤利吉的反对，他认为“日本军人只能听天皇的命令”，遂下令制止日本在台军队主战派的蠢动，并且指令台湾各地警察，严禁台湾人的独立活动，从而使这次旨在分裂中国领土主权的活动胎死腹中。1947年，林熊祥、许丙等人被分别以“共同阴谋窃据国土”罪名判刑，将这次活动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台独”势力篡改历史，硬要它的活动提前整整100年，是别有用心的。“台独”分子最主要的目的，是妄图造成一种假象，似乎台湾人早就有“台独”意识，台湾人早就有“独立建国”的历史，现在的“台独”活动只是一种历史的继续，历史的传承，从而使自己的罪恶行径获得正当性，以骗取台湾人民的支持，混淆国际视听，为中国人民反对“台独”活动制造障碍。这是他们心虚的一种表现！是痴心妄想！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

    中国网2002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