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美关系解冻的历史背景

    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重大的变化。苏联在同美国争霸世界的抗争中，逐渐形成更具攻势的一方。1968年，苏联在公然武装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中苏关系从原先的意识形态分析演变为国家利益的严重冲突。苏联不仅在中苏边界陈兵百万，而且在60年代末，中苏边界爆发了由于苏军入侵而引起的流血事件。

    美国因陷入越南战争的泥淖中而大损元气，被迫进行后被称为“尼克松主义”的战略收缩，即为确保同苏联争霸中的欧洲战略重点，谋求从印度支那脱身，实现所谓“均势外交”。苏联霸权主义的威胁使美国的战略家逐渐形成“联华抗苏”的战略构想，以实现上述目标。毛泽东早在文化大革命进行之中的1967年，就敏锐地注意到了尼克松的言行和可能的政治走向。1969年，在毛泽东的指示和周恩来的具体安排之下，陈毅、叶剑英、徐向前和聂荣臻等四位老帅完成了国际形势研究报告。报告关于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的战略分析，对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为“打美国这张战略牌”奠定了理论依据。

    在获悉尼克松对《时代》周刊记者表示的访华意愿后，毛泽东1970年通过埃德加·斯诺和其它渠道作了愿意与其交谈的表示。此后，周恩来又按毛泽东的指示，亲自策划了“乒乓外交”，使“小球推动了大球”。 1971年7月，在中美双方的努力之下，基辛格实现了号称“波罗”行动的秘密访华。按基辛格访华期间中美达成的协议，双方新开辟了“巴黎秘密渠道”。基辛格通过该渠道，传递了美国决定将中美关系建立在新的基础上的信息。双方商定了基辛格将再次访华，为尼克松总统访华做基本安排。

    二、中美公报建议的提出

    1971年10月20，基辛格开始了其自定为“波罗二号”的访华活动。在此之前，美方从未起提起过尼克松访华公报的问题。此次基辛格首先提出发表公报的问题，并带来了一个3000字长的草案。由于需商定的问题涉及面很广，会谈按照工作性质及其范围分组进行。周恩来和基辛格进行了10次会谈。美方的公报草案按一般的老套路，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强调了双方的一些“共同点”，同时含糊其词地掩盖了双方的分歧。在台湾问题上，草案避而不谈美国撤军的问题，反而要求中国作出承诺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中方的对案第一稿拟定后，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神气”。毛泽东指示要在公报中“讲革命，讲解放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讲大国不应该欺负小国”等原则问题。根据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具体指示，由熊向晖起草了一份风格独具的公报草案。草案的序言概述尼克松访华情况。在公报第一部分，双方坦率地表明各自对对国际形势和重大问题的原则看法。第二部分是双方的共同点和共同声明；第三部分是双方各自对台湾问题的看法；第四部分是改善双边关系的一些建议。这份草案令美方感到惊异。周恩来耐心地解释道：用漂亮的外交辞令掩盖分歧，往往留下祸根。明确分歧，反而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后来，美方同意了中方这种独特的公报方式，但希望“火药味”不要太浓。最后，唯有台湾问题使双方相持不下。美方坚持不能背弃“老朋友”，不愿同台湾当局断交和撤军。基辛格费尽心机想出一个模棱两可的提法，这就是“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对这一立场不持异议。”但美方坚持在公报草案中写入“美国政府强调这样的观点，即中国人民应该通过和平谈判来实现他们的目标”。而且，美方不愿表明何时从台湾全部撤军。中方对此不满意，将此作为遗留问题等到尼克松来访时再商议。在基辛格即将离开北京前夕，也就是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

    继基辛格第二次“波罗行动”之后，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亚利山大·黑格率先遣组来华，为尼克松访华进行具体安排。黑格一行于1972年1月3日从上海抵京。1月4日晨，黑格给周恩来转达了尼克松和基辛格的口信。黑格直率地表达了下述看法：（1）苏联准备利用印巴冲突，图谋“包围中国”；（2）美国拒绝苏联建议出于两点考虑，一是不能容忍巴基斯坦被苏联分裂；另一个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来的生存能力是符合我们国家利益的”。（3）黑格为美国对北越的空袭辩解，称越战的继续只能加强苏联在东南亚的势力，及其对中国的包围。（4）此外，黑格还谈到美国国内亲苏势力、亲台势力等联合起来对尼克松访华构成掣肘的情况。总之，华盛顿的口信是希望中方认识形势的严峻，理解尼克松访华的“迫切的意义”，协助尼克松访华成功，因为“加强总统世界领袖的形象”，对双方“都是有利的”。

    周恩来给毛泽东作了汇报。美方的计谋，被毛泽东一眼看穿。（1）关于印巴问题，毛泽东评论说：“国家愈大，胆子愈小”。（2）关于美方所称的苏联要改变战略，利用次大陆“包围”中国的观点，毛泽东说这是“猫哭耗子”。（3）关于尼克松要恢复“世界领袖”形象时，毛泽东对此也不以为然。毛泽东同意周恩来让熊向晖起草的《对美方口信的答复》。1月6日晚，周恩来同黑格再次会谈。周恩来答复口信包括下列要点：（1）苏联支持印度侵略巴基斯坦，是其扩张政策的继续，说不上是“战略转变”；（2）中美之间在越南问题上存在根本分歧；（3）半年前，尼克松曾将中国列入世界“五大力量”之中，现在美方突然对中国的“生存能力”表示怀疑，声称要“维护”中国的“独立”，这是令人惊讶的。任何国家都决不能依靠外力维护独立和生存，否则，就只能成为别人的“保护国”或“殖民地”。新中国具有强大的生存和发展能力，任何“孤立、包围、遏制、颠覆”其的企图必定以失败告终；（4）“世界领袖”不是自封的；（5）美方由于国内某些势力反对中美关系正常化，要求中方考虑公报草案中有关台湾问题的措辞。当然，中方不反对进一步磋商。但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怀有强烈情感的问题。如果美国真的有改善中美关系的愿望，就应该对这一关键问题持解决问题的积极态度。如果屈于压力从原来的立场上后退，这对中美关系的改善是无益的。

    三、尼克松访华

    1972年2月21日，尼克松总统乘专机从上海到达北京。周恩来等中国党政军领导人和各界人士约百人前往欢迎。尼克松安排其他人缓下飞机，主动与周恩来握手，以示纠正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杜勒斯下令不准同中国代表团握手的傲慢行为。尼克松以后在回忆录中写到“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在陪同尼克松到宾馆途中，意味深长地说：“你的手伸过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二十五年没有交往了啊。”一个小时，尼克松就乘车去中南海会见毛泽东。中美两国领导人双双伸出手来，握手“约一分钟之久”。

    在毛泽东和尼克松举行历史性会谈时，美方参加的有基辛格，洛德担任记录。中方参加的有周恩来，翻译唐闻生和记录王海容。谈话妙趣横生，完全不象相互敌对多年的对手的初次谈话。尼克松称赞毛泽东的著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毛泽东谦虚地说他只“改变了北京郊区的几个地方”。毛泽东巧妙地引出台湾问题，说：“蒋委员长”说我们是“共匪”，其实，“我们交往的时间比你们长”。毛泽东称赞基辛格来华保密工作可嘉，开玩笑说他不象个“特务”。尼克松则诙谐地称出色的外交家是因为有女友“作掩护”。尼克松还“特意”声明：基辛格是利用“他的姑娘”作掩护，而不是尼克松本人的姑娘，因为那样的话，“麻烦就大了。”周恩来插话说：“特别是在大选的时候”。主宾开怀大笑。

     毛泽东用幽默的口吻对尼克松的新政策表示赞赏，说尼克松上台也有他投的一票。他比较高兴象共和党这样的右派当权。尼克松说：他多年来奉行的政策是中国领导人所不能同意的。但是由于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中美双方才走到一起来了。当尼克松接着准备谈台湾、越南、朝鲜、日本和苏联问题时，毛泽东指着周恩来说：这些问题是他同你谈的。接着，毛泽东表示中美之间不存在根本的利害冲突。毛泽东说：“现在不存在中美两国互相打仗的问题”。毛泽东谈到：“我们两家怪得很，过去22年总是谈不拢”。毛泽东还为中美之间的缺少交往主动承担了责任，说：“我们办事也存在官僚主义，你们要搞人员来往这些事，搞点小生意，我们就是死不干，包括我在内。后来发现还是你们对，所以就打乒乓球。”尼克松说他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懂得“只争朝夕”。毛泽东说：“我们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何必那么僵着呢？一定要谈成。”还说：“一次没有谈成，无非是我们的路子走错了，那我们第二次又谈成了。”尼克松在临行时表示：希望在美中关系中“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世界”。

    周恩来和尼克松在北京会谈四次，在上海会谈一次。中美两国领导人就关心的国际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坦率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尼克松知道中国方面最关心的是台湾问题，就从台湾问题谈起。尼克松表示了美方对台湾问题的五项原则：（1）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今后不再提台湾地位未定；（2）不支持台湾独立；（3）将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劝阻日本，使其不进入台湾，也不鼓励日本支持台独；（4）支持任何关于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不支持台湾当局用任何军事方法回到大陆的企图；（5）寻求美中关系正常化，4年内从台湾撤走军事人员和设施。但尼克松强调其在政治上遇到的困难，表示不能马上丢弃台湾，希望在其第二任期解决美中关系正常化的问题。周恩来在会谈中表示了以下观点：（1）美方还是一句“老话”----“不愿丢掉老朋友”。实际上，美国已经丢掉不少“老朋友”了。“老朋友”有好有不好，应该有所选择；（2）美方说希望和平解放台湾。我们只能说“争取和平解放台湾”。因为和平解放是两方面的事。仅我们愿意，蒋介石不干还是不行；（3）坦率地讲，就是希望尼克松在第二任期内解决台湾问题，因为“蒋介石已经为时不多了”。周恩来和尼克松还就朝鲜、印度和裁军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关于美苏关系，周恩来表示美苏两家“搞军备竞选，水涨船高”。花那么多钱，是个浪费，并表示：“美苏搞好关系，我们赞成”。由此可见周恩来的豁达大度和高风亮节。

    在周恩来和尼克松进行实质性问题的会谈时，姬鹏飞外长和罗杰斯国务卿也举行了五次会谈。美方参加会谈的有国务卿助理格林，中方参加的有总理助理熊向晖。讨论议题包括关系“正常化”的界定问题、“常设联络机构”的问题、人员交流问题、和贸易问题。中方表示：台湾问题不解决，两国交往中的其他问题都会受到影响。关于双边贸易，罗杰斯先表示了可有可无的态度。后经过周恩来向基辛格的交涉，罗杰斯改变了态度。在台湾问题上，罗杰斯试图表明美国没有制造“两个中国”，但脱口就称大陆和台湾是两个“实体”。姬鹏飞就此重申了中方的原则立场。

    四、《上海公报》的诞生

    关于中美联合公报，基辛格一来就对周恩来说，美国国务院的人并不知道双方已经起草了整个公报。国务卿罗杰斯也才是知道公报草案中有关台湾问题的两句措辞。美方将由他负责公报的具体商谈，必要时他直接请示尼克松。基辛格意欲先发制人，说中方曾表示黑格带来的方案可以考虑。周恩来敏锐地当即指出：当时他就表示，不同意黑格带来的措辞，而倾向于原来的方案。周恩来指定乔冠华、章文晋具体负责公报的商谈。熊向晖在参加中国外长和美国国务卿的会谈之余，也可参加。必要时，周恩来亲自过问。

     基辛格和乔冠华的谈判焦点就是有关台湾问题的这一段话。2月24日，乔冠华就美方的新方案作了如下评论：（1）既然美方承认台湾海峡两岸的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那么，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就是无可置疑的了，外人无权干涉。美方的措词是“关心”台湾的和平解决，中方的措词是“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国不能承诺只能通过和平方式解决；（2）台湾本来就是中国领土，美国将其作为军事基地，当然应该全部撤军。而美方提出的措词是“随着该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驻台美军和设施。此与公报中双方声明不符；（3）既然美方承认台湾问题是中国人内部的问题，那么中方要求美国全部军事力量从台湾的最后撤出就是目标。中方的措词是“逐步减少直至全部撤出”。而美方的措词只谈“逐步减少”，避而不谈“完全撤出”，中方不能同意。谈判陷入困境。基辛格问如果寻找不到可为双方接受的措词怎么办，乔冠华回答是：那就难说了，达不成协议不发公报也可以。此话使基辛格感到有点紧张。25日，基辛格同周恩来单独会谈，周恩来作了劝解。说双方已经接近，关于撤军的原则，周恩来讲已经汇报毛泽东，但还要“设法用双方都能接受的最佳措词表达”。直到26日凌晨，公报终于谈妥。但在去杭州的飞机上，美国国务院官员看了公报后，又提出若干意见。当晚，基辛格和乔冠华又谈到次日凌晨2时，方才定稿。

    2月28日，随着尼克松访华进入尾声，中美双方在上海发表了从此载入史册的中美联合公报。《上海公报》发表的方式与一般外交惯例不同，它以现实主义的态度坦率地表明了各自对一些重大问题立场，并彼此交换了原则看法。关于两国之间长期存在的“严重争端”----台湾问题，中国方面重申了自己的原则立场：“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早已归还祖国；解放台湾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必须从台湾撤走。中国政府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制造‘一中一台’、‘一个中国、两个政府’、‘两个中国’、‘台湾独立’和鼓吹‘台湾地位未定’的活动”。美国方面对台湾问题则表示了如下立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由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从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关于促进中美两国双边关系接近的战略安全因素，公报用如下含蓄巧妙的方式予以了表达：“任何一方都不应该在亚洲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战略安全方面的考虑，使得中美两国能够越过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障碍，寻求共识并实现关系正常化。双方同意，“各国不论社会制度如何，都应根据尊重各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不侵犯别国、不干涉别国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的原则来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

    在上海的欢送宴会上，尼克松表示：“这是改变世界的一周”。中美关系大门的打开和《上海公报》的发表，的确震动了世界。

     五、结束语

    回顾《上海公报》，可以使人们更深刻地了解中美关系筚路蓝缕的发展过程。作为历史文献，公报自然具有当时难以逾越的障碍。然而，学术界却时有一种观点，以强调所谓“历史局限性”为由，过于以当今的标准衡量过去，对公报的功绩缺乏充分的肯定。

    历史的分析，是不能脱离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的。客观分析起来，《上海公报》无疑具有可载入史册的业绩：（1）首先应该指出的就是：中国一度同时受到美苏两霸的威胁，国家安全面临着毛泽东所形容的“夹肉面包”式的严峻考验。而打开中美关系大门后，用陈毅的话来讲，就是：“下了这着棋，全局都活了”。中国不仅缓解了国家安全的紧张状况，还继而迎来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的全面启动。（2）在《上海公报》中，美国接受了中方一贯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美两国共同承认五项原则为解决国际争端的基础，这对国际关系的发展和世界和平是一大贡献。（3）《上海公报》以国际法律文件形式结束了中美两国长达22年的对立僵局，为发展两国的全面交往奠定了基础。就中美关系中最棘手的台湾问题而言，虽然仍有不少遗留问题有待解决，但是，公报毕竟使美国承认其对台湾归属中国的事实不持异议，肯定了台湾问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解决的原则。（4）《上海公报》的谈判过程，还为我国的外交事业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这就是将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融会贯通的外交艺术。

    总之，《上海公报》是中美关系正常化一个重要的里程碑。碑上虽然依稀可见岁月的痕迹，但其的历史功绩和意义却是永远不可磨灭的。

    （苏格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副所长）

    中国网 2002年3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