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九圈大树年轮——写在11月25日巴金诞辰前夕

    


轮椅上的巴金凝望着鲁迅像

    深秋的夕阳,橙黄、凝滞,透过楼群仍蕴藉着温馨;大院内的冬青,肃然、谦和,随季更替仍含吐着墨绿。此时的巴金,正静静地躺在上海华东医院321房间。

    当然无奈。视写作为生命、视为读者供奉新鲜精神食粮为己任的巴老,无时无刻,不在为丧失奉献能力而不安,他甚至“愤然”自责:“士兵常常死在战场上,我为什么不可以拿着笔死去?!”

    对于这位将自己的全部生命意义归结为“付出”、“给予”而不是“接受”、“争取”的文坛泰斗,人们有着太浓的情缘、太多的思念。

    车票 藏书

    上海作协负责关心巴老晚年生活的陆正伟,十多年来零距离关注巴老,出版了图文兼备的大型画册——《世纪巴金》。让他唏嘘不已的,是买车票的一桩小事。

    晚年的巴金常到杭州养病小住,本来按巴老时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规定,出行可坐“公务车”,可他每次赴杭,都自己掏钱。

    如此这般,买票的不觉得怎么,倒是站长值班室发话了:“巴老完全可以坐配备齐全的公务车,签单买票,反而麻烦。”回去一说,老头仍不同意。没法子,还得去排队。

    应邀出访,规定有服装补贴,可他觉得衣服是穿在自己身上的,怎好让国家破费?连往返机票也自掏腰包。从新中国成立至今,老人没拿过国家一分钱工资,经济来源靠写作与版税,所以老人常说“读者是衣食父母”,要“讲真话,把心交给读者”。

    巴老手不释卷,一生离不开看书、买书、写书、出书。同样因书相识、投缘,与书打了一辈子交道的上海图书馆研究员肖斌如,说起巴金总有一肚子书的故事。

    作为“书人”,巴老收藏了巨量世界各国文化类图书,有的是书摊上“淘”的,有的是外汇买的,涉及英、法、德、俄各种版本,扉页上有巴老签名、藏书章。其中,1900年俄文版果戈里的《死灵魂》、法文版卢梭的《忏悔录》、10卷本精装版《托尔斯泰选集》等视为命根子的珍藏本,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起分多批、计1万余册,赠与上海图书馆(还向中国现代文学馆、档案馆、博物馆及家乡图书馆捐赠了数万册图书和手稿本)。看着馆内专架陈列的卷帙浩繁的图书,不由人肃然起敬,而巴老的惟一要求是“不要封在库房里,要在读者中流通”。

    “君子协定”

    “君子之交淡如水”,讲究信誉的文化人,尤看重彼此的操守和诺言。在上海,几乎没有第二人能动态拍摄到巴金,惟上海电视台资深记者祁鸣是个例外。

    由曾“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老画家张乐平引荐,巴老不便推辞,却也没答应。可祁鸣锲而不舍地“缠磨”,巴老终于松口:“你硬要拍,我也没办法,但须有个‘君子协定’,我活着时你不准用,死后随你便。”此后,无论国内文坛名宿的聚会,故乡行,还是国际笔会的重大活动,他成了全程记录巴老“轨迹”的第一人。人生贵相知,一生得教益,自己的心灵也得到了净化。

    又一次的“君子协定”发生在上海进贤路一处不起眼的小楼:上海市希望工程办公室,吴仁杰主任道出了向巴老“检讨”的由来。

    身处“希望办”,各样事情都会遇到。众多不愿透露姓名的捐献者中,有位老人,每次二三万元不等,从1996年起已捐了29万余元。

    可在一次采访中,工作人员不慎泄露了“秘密”,不久,老人打来电话,追问是谁违反了“君子协定”?!得知消息,吴仁杰赶紧以“希望办”名义“负荆请罪”写“检讨”。这以后,老人放心了,今年初又捐两万元。说话时,吴仁杰瞳仁里闪着亮光。

    友情之“债”

    巴老是位极重感情、“靠友情活着的”人,并将这情怀比作照亮灵魂的“一盏明灯”。

    从前曾为巴老当过护工的庄良,拿着巴金送的签名本和合影讲起往事:几年前得知巴老旧病复发,领了孙女带了鲜花匆匆去医院看望。不料被挡在门外。事后巴老知晓此事,执意要寻找庄良。人海茫茫,何处去找,派出所民警终于从无数同姓名者中代为找到。巴老请庄良再度来医院,当面致歉赠书合影。说起这些,庄良的眼圈红了:“巴老是个很讲情义的人!”

    太湖之滨10位五年级同学就理想的困惑写信给爷爷,小读者童思稚语的天真发问,沉沉地拨动了老人的心弦,他强打精神,写了短信:“倘使我能够把回信写出来,我会寄给你们的。”

    奇迹出现了,菜花飘香时节,娃娃们竟然收到了“大”朋友颤颤巍巍、花了三个多星期、一笔一画、写了满满十张纸计三千多字的长信,那浸润在字里行间的恳切浓情,令师生们惊诧不已,这哪是信?分明是掏心窝、用垂暮之年的生命“灯”熬出来的呀!

    友情不分老幼,还“债”无论“内外”。曾长期负责陪同、接待外宾的原上海作协外事处徐钤先生,谈起巴老的为人和在国际笔会上的演讲,感佩之情油然而生。之前,老友井上靖(著名作家、日本笔会会长)专程三次来沪探望。盛情难却,初愈的巴老拖着虚弱之身东渡扶桑。

    可巴老的体能、精神状况能否经受得住?老徐心里直打“鼓”;患病后的巴老不擅言谈,有时说话还磕磕碰碰,何以完成既要接见又要作《核时代的文学》演讲重任?!谁都捏着一把汗。

    万没想到,面对高朋满座,巴老声音洪亮,侃侃叙说:“我这次到日本来,是来还友谊之‘债’的,看到济济一堂这么多的老朋友,终于明白,友谊的‘债’是永远还不完的,像滚雪球一样,是越滚越大的。”真诚的话语,人格的魅力,赢得了东瀛宾朋热烈的掌声,很多人淌出了激动的泪水。

    两棵大树

    一帧照片:轮椅上的巴金凝望着坐像鲁迅,四目相视,天籁合一,与对角处两棵绿树衬映,构成交响诗般的效果。

    出版了多部巴金论著,对中国文坛特有的“巴金现象”卓有研究的复旦大学中文系主任陈思和,特钟情这幅作品,他认为巴老站在20世纪的宏大背景下,冷峻审视中国知识分子,无情解剖和袒露自己。就如老作家汪曾祺所言:巴老的书不是用墨水而是用血写出来的,是一代脊梁的肺腑之言,一生思考的智慧结晶。

    巴老与鲁迅心是通的,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巴金遭诬陷,鲁迅挺身施援手;先生英年早逝,学辈巴金泪沾襟,是当年16个守灵抬棺青年中仅存的一位。有史为证:“卢梭是我的第一个老师,但几十年中用自己燃烧的心给我照亮道路的还是鲁迅先生。”

    再看另一层面:鲁迅早期是个小说家,可晚年更强烈的社会责任使然而创建了“直面人生”的文体——杂文;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巴老也一直想写以肖珊为原型的长篇小说《一双美丽的眼睛》,但更急切使命与良知的召唤,使他义无返顾地投身到涤撼心灵的当代新杂文——《随想录》的写作中去。

    遥想1956年鲁迅墓迁虹口,巴金撰文“鲁迅先生是一棵大树,这棵大树为后人挡掉了许多风沙”。而八十年代,巴老同样成了一棵遮风挡雨的大树。虽然,岁月远去,老而弥坚的大树也会枝枯叶落,生命耗尽,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一点点温暖”,燃薪为烬,委身为泥,“留在人们温暖的脚印里”(巴金语)……(徐荐)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02年11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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