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国防和军队建设再次实行了战略性转变。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从对付一般局部战争转到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军队现代化建设的基点,由数量规模型转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转向科技密集型。
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国防科技工业着力突破关键技术,发展新型武器装备,完善现有装备的配套;军队实行精简整编;随着科技练兵的深入,全军军事训练已初步实现基地化,一支支现代雄师正在“模拟战场”中接受着近似实战的洗礼;已形成集运输、救护、供应、维修于一体的全方位,立体化综合保障方式。
焦点一:我国倡导新型安全观
自有文字记载以来,人类社会已发生了15000余次大大小小的战争和武装冲突。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和冷战时代的结束,使我国军事安全和政治安全形势十分严峻。
我国倡导的新型安全观的核心,是摒弃冷战思维。由于近半个世纪的东西方两极的对峙,对抗安全观、集团安全观、单边安全观和绝对安全观占主导地位。这些安全观都是以冷战思维为特征的,不结盟就是对抗,非友即敌,靠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求和平,力图把自己的安全建立在对方的不安全之上,导致国际争端连绵不断。鉴此,江泽民主席等国家领导人在国际社会上一再指出:“维护和促进世界持久和平与安全,必须推动建立和平稳定、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新秩序,彻底摒弃冷战思维,建立适应时代要求的互信、互利、平等、合作的新型安全观。”
根据新的安全观,我国奉行了三项新的国防对策:
其一,努力实现大国关系“伙伴化”。我国从1996年与俄罗斯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开始,相继与法国建立“长期的全面伙伴关系”;与美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与德国达成面向21世纪的全面合作关系的共识;与英国建立长期的、基础广泛的关系;与日本建立相互信任、长期稳定的和平友好关系。
其二,努力实现各国之间“求同存异”。本着“求同存异”的思想,我国已在中国北方长达7000多公里的边境地区初步建立了安全带和信任带;中越边境这个昔日硝烟弥漫的战场,今天已变成了红火热闹的边贸市场。
其三,努力实现经济活动“国际化”。世界上流行一句名言:“国境线上没有货物流动,就会有军队出没”。江泽民主席自1993年与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首次会晤以来,几乎年年与之探讨发展中美正常贸易关系问题。前美国总统克林顿曾深入中西部农村,站在由稻草搭成的台子上动员农民去说服参、众议员们,要从经贸实惠上升到国家安全和战略利益的高度来看待中美永久正常贸易关系。
中国政府充分利用世界大战在预定的时期内打不起来的有利时机,在加速发展自己的同时,认真履行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职责,积极参与国际军控活动。中国于1992年开始,相继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禁止化学武器公约》、《互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条约》、《全面禁止核武器试验条约》草案等。
中国政府从1995年开始相继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控化学品管理条例》及《各类监控化学品名单》和《条例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出口管理条例》及《核出口管制清单》等。
焦点二:全军掀起科技大练兵热潮
1993年初,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指导思想再一次实行战略性转变,即:在军事斗争准备上,由应付一般条件下局部战争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转变;在军队建设上,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
江泽民主席在提出“科教兴国”基本国策之后又提出了“科技强军”的战略思想,要求把国防和军队建设切实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上来。
高科技改进了练兵方法和手段,通过计算机和仿真技术,便可实现技术训练模拟化、战术训练网络化、综合演习虚拟化。
焦点三:国家安全扩展到虚拟疆界
随着全球因特网的织成,国家安全的疆界从物理疆界扩展到虚拟疆界,导致国家安全目标的多元化与国防功能不断扩大。
近十几年来,国防费所占国家财政总支出比例,虽然从1979年的18.5%降至2000年的8.29%,但国防费的总数却随国民经济的发展而水涨船高,如1991年约为330.29亿元,1992年约为377.9亿元,1993年约为425.8 亿元,1994年约为550.7亿元,到2000年为1212亿元,2001年为1410.4亿,2002年为1662.4亿元 (约合200亿美元)。
当然,从国际范围看,我国国防费仍是低水平的。如果按每个现役军人的人均军费计算,美国每个军人为23万美元,日本为19万美元,而我国每个军人只有8000余美元。若论军费的绝对值,我国不但比美、英、法、德、日等西方国家少很多,而且低于韩国。2000年中国国防费只相当于美国的5%,日本的30%,英国的40%,法国的48%,德国的 64%,甚至低于一些综合国力逊于我国的发展中国家。
多数国家的国防费分配比例:人事费用占25%~30%,装备费用占30%~40%,科研费用占10%~18%。而我国人员生活和活动维持费用占国防费总数的大头,用于武器装备维修和发展的费用明显不足。
1998年3月,新的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成立。国防科工委作为国务院主管国防科技工业的部门,对国防科技工业实施政策、法规、规划、标准、监督等方面的行业管理。
1999年7月将五个军工总公司改组为十大集团公司。通过改革,国防科技工业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逐步优化结构和改善布局,精干军工队伍,增强了平战转化能力,初步建成了开放式的新军工体系。
兵器工业研制和生产了新型自行火炮、反坦克导弹、主战坦克等一批性能先进的武器装备。
航空工业已初步形成了能生产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直升机、运输机、侦察机、教练机、多用途飞机、无人驾驶飞机和超轻型飞机等门类比较齐全的科研生产教育体系。
航天工业能自行研制生产不同类型的人造卫星、运载火箭、战略和战术导弹,其中卫星返回系统、低温推进系统、地面测控系统等已经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突破了航天飞行器透明控制、高精度轨道确定、返回控制和着陆预报等一系列关键技术,自1992年开始实施载人飞船航天工程以来,我国先后进行了三次“神舟”号载人宇宙飞船试验。
电子工业能生产数千种型号的电子设备,基本上能够满足战略武器、航天技术、飞机与舰船、火炮控制和各种电子化指挥系统的需要。
焦点四:军队从“庞大”向“强大”跨越
1997年9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党的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郑重地向世界宣布,中国在80年代裁减军队员额100万的基础上,3年内再裁减军队员额50万人。经过3年的落实,陆军精简18.6%,海军精简11.4%,空军精简12.6%,第二炮兵精简2. 9%,军以上机关共减少1500余个机关部门。
如今,陆军中装甲兵、炮兵等技术兵种已占70%;海军已发展成为拥有水下潜艇、水面舰艇、航空兵、陆战队、岸防部队5大兵种;空军已拥有航空兵、空降兵、地面防空兵、雷达兵等多兵种;第二炮兵已形成了核导弹与常规导弹兼有,近、中、远程和洲际导弹齐备。
焦点五:北大清华为军队培养研究生
江泽民主席作出了把院校教育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的决策,中央军委颁发了《军队院校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军校教育在坚实的科技基础和宽厚的人文底蕴之上,将融指挥、管理和技术于一炉,使学员的智力和非智力素质得到全面发展。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在上世纪80年代曾提出我军人才方阵的学历架构:军长为博士,师长为硕士,团长为学士。当时这一设想被称为神话。现在这一神话正在变成现实。到2001年底,全军已有博士、硕士2.6万名,全军大专以上学历已达72%,其中作战部队军、师、团领导班子中,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的比例分别已达88%、90%、75%。
当然,这个比例不仅远远低于美国等发达国家军队,也低于印度、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如美国军官100%是大学本科以上文化程度,其中硕士、博士研究生占38.4%。俄罗斯有98%以上的军官受过高等教育,印度要求营以上军官必须获得硕士学位。
依托地方普通高校培养军队干部已形成制度。今年,全国24所普通高校首批以国防生模式培养的600名学生,已毕业充实到陆海空三军的人才方阵。目前全国50余所普通高校在校国防生的数量达到9000余名。
最近,《国务院、中央军委关于建立依托普通高校培养军队干部制度的决定》提出了“高层次人才强军计划”,在国家研究生招生计划内由部分普通高校为军队定向培养一批硕士研究生。首批列入实施强军计划的有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27所高校,招生专业为工程技术类学科,2002 年招生1600人左右,学制3年。毕业后,一律回入学前所在部队工作。
焦点六:《国防教育法》公布施行
2001年《国防教育法》正式公布施行,使我国的国防教育工作进入了依法组织实施的新阶段。目前,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成立了国防教育领导机构和专门的办事机构。各地积极拓展社会化国防教育活动,普遍建立了党政领导“军事日”制度,许多地方还举办了 “国防教育周”活动,集中向人民群众普及和宣传国防教育知识。一些军队院校还开设了地方领导干部的国防进修班,通过短期培训,提高地方领导干部的国防素质。
国防动员在现代国防斗争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已成为国防现代化建设中具有战略意义的基础工程。对付高技术战争的“短平快”,不仅取决于常备军的应急机动能力,还取决于国防动员的速度,特别是高效的国防动员体制和运行机制已成为现代战争初期能否赢得战争主动权的核心问题。
我国于1994年成立了由国务院总理兼任的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主管全国国防动员工作,统一协调国防动员工作中经济与军事、军队与政府、人力与物力之间的关系。国家国防动员委员会下设有综合办公室和国家人民武装动员办公室、国家经济动员办公室、国家人民防空办公室、国家交通战备办公室。各军区和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均设立相应的国防动员委员会,负责主管本区域的动员工作。
“三结合”武装力量有了新发展。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由内卫部队、警卫部队、边防部队、消防部队,以及交通、水电、黄金、森林警察部队组成,调整了领导体制,隶属于国家公安系统,受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双重领导,实行统一领导管理与分级指挥相结合的体制,成为我国武装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实行精干的常备军与强大的后备力量相结合,是现代国防建设的必由之路。平时以预备役军人为基础、现役军人为骨干,战时成建制转服现役的武装组织——预备役部队 ,已成为解决平时少养兵、战时多出兵,保障战时迅速扩编军队的重要组织形式。
民兵不再是“土八路”,在保持群众性和普遍性的基础上,已拥有一支规模适当、布局合理、装备优良、素质较高,包括高炮、地炮、通信、防化、工程、侦察以及海军、空军等诸多专业技术分队在内的基干民兵队伍。
坚持平战结合,国防工程建设得到加强。国家直接投资新建了一批军港、机场、码头阵地,完善了濒海城市的防护设施,修建了约100条(段)国防和边防公路。部分新建、扩建民用机场增设了军事运输设施;军民合建国家光纤工程,使军队通信保障条件大幅度改善。
焦点七:举行海上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1997年7月1日清晨,当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迎来第一个黎明的时候,中国人民解放军奉江泽民主席的命令,雄赳赳地进驻香港,接管了英军的兵营,象征着主权的回归。1999年12月20日零时,驻澳部队500名官兵开进澳门履行防务职责,是在数十万民众夹道欢送、欢迎节日气氛中实施的。
依据驻军法规定,驻军实行人员轮换制,建立了对外发言人制度,定期举办军营开放日,加强与特区民众的了解与沟通。实践表明,驻军在“一国两制”的特殊环境里,依法与特别行政区政府建立了融洽、和谐、互信的军政关系。
为了遏制“台独”势力的发展,我军举行了海上大规模联合军事演习。 1995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东海公海海域进行地对地导弹发射演习,“六枚导弹全部命中目标”;10月,海军又在中国领海举行了诸兵种合成演习。1996年3月,我军又在东海沿岸和台湾海峡先后举行了导弹发射训练、海军实弹演习和三军联合作战演习。2001年6月,举行了三军联合渡海登岛演练和海军高科技实弹考核演习。几次军事大演习的成功,显示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具有较强的三军联合登陆、两栖作战等多种作战能力。
应急机动部队加强了适应性训练:有的在波涛汹涌的大海中搏击;有的在雪域高原的世界屋脊上进行新型战车适应性试验;有的在复杂地形上进行发射演练,远距离打击目标;有的进行缺氧环境下人体生理测试,为部队开展针对性训练提供科学依据。我军已把反恐怖斗争纳入职责范畴,驻大中城市和边海防的部队,还加强了军警民联防、处置突发事件和打击走私贩毒等刑事犯罪活动的演练。
现代战争的主要作战样式之一是空袭与反空袭。目前,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较为完整的人民防空体系,我们用智慧和汗水构筑了一道道坚不可摧的地下新“ 长城”和一座座地下人防指挥中心,初步建立起设施配套、多网并举、联络顺畅的指挥通信和警报系统,增强了抗干扰和抗毁能力。为增强群众的国防观念、人防意识,同时为检验通信、指挥、警报设施,许多城市都选择了特殊意义的日子作为防空警报试鸣日。全国人防重点城市报警器覆盖率达到100%,警报鸣响率达到100%。
焦点八:军队向地方开放机场
经中央军委批准,军队已向地方开放了101个机场,开放和腾让了29个港口码头、300多条铁路专用线、90条通信线路、1000多个仓库、300多万平方米军事用地及部分营房设施。
在上海浦东开发区和三峡水利枢纽、兰州—西宁—拉萨光缆通信干线等一大批国家重点建设中,我军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装备,成为重要的攻坚力量。1994年4月17日,是中国军人在三峡工程中打响的第一炮!几千名武警水电官兵以平均每月100多万方的速度削平18座山头,完成世界水利史上从未有过的一系列难题。
在西部大开发的战略中,积极参加了在长江、黄河上游开展的“绿化母亲河”、新疆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防护林带和内蒙古西部防沙治沙、陕西小流域综合治理等基础和生态环境等建设。
近10年来,全军和武警部队共以1.4亿个劳动日、8000多万台(次)车辆,参加和支援地方5000多项工程建设。先后派出30余万官兵大会战,铺设了23条国家通信光缆干线工程,贯穿20余个省、市、自治区,总长4.3万公里。穿越200余条江河、1000多个湖泊水塘、几百处沼泥和几百公里山岳岩石带,并奇迹般地穿越唐古拉山、昆仑山,铺设到了世界屋脊——拉萨,为迅速改变我国通信落后面貌做出了杰出贡献。
在1998年百年不遇的抗洪抢险斗争中,出动30万官兵和500多万民兵,2200多架次飞机,1.25万台车辆,1170余艘舟艇,抢修加固堤坝1万多公里,堵决口和排险情 1.4万处,抢救和转移群众300多万人,临危不惧,严防死守,在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有26名官兵献出了宝贵生命。
2000年4月,在全军确立了18支工程兵部队为抗洪抢险专业应急部队,担负全国7大流域、9条江河和两大湖泊的抗洪抢险任务。近10年间,人民解放军共参加抗震抗洪、森林灭火、边境扫雷等抢险救灾6万多次,出动官兵1300多万人次,抢救遇险群众1000多万人。
近几年,全军先后捐资3.97亿元,援建各类 “希望学校”2179所,帮助贫困地区改变学校教学设施简陋的状况和帮助50多万名少年儿童重返校园和完成学业。涌现出了被群众誉为“扶贫司令”的彭楚政,被称为“水神”的“模范团长”李国安。给水团的官兵们在大漠中行程32万公里,转战大西北五省、自治区,找出了6条古河道富水带,以及上千个湖泊,直接为 40多个县(市)解决了700多万人的生活用水。每当一眼眼甘甜的清泉从干涸的土地上涌出时,当地群众总是在井旁竖起石碑,醒目地写着:“感谢共产党,感谢解放军”。
焦点九:军舰出访遍及五大洲三大洋
中国军队已逐步走向世界。目前,已同146个国家开展了军事友好往来,在103个国家设立武官处,有74个国家在我国设立了武官处;共有1600多个军事团组出访了90多个国家,来自世界五大洲的2500多个代表团访问了中国。同时,军事外交已成功地向中低层次和军事科研、学术交流、科技合作等多种专业领域延伸,并不断拓展交往与合作的广度与深度。从1996年始, 互派留学人员、互派客座研究人员近千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舰出访已遍及五大洲、三大洋。海军编队1997年横渡太平洋到达美国圣迭戈时,短短两天间,就有5万多人次争睹中国军舰的风采。
2000年7月,“深圳”号导弹驱逐舰和“南仓” 号综合补给舰首次横穿南印度洋,到达坦桑尼亚时有50多个国家的大使和武官偕夫人前来参加甲板招待会;今年5月15日从青岛军港解缆起航的中国海军舰艇编队,开始了人民海军历史上的首次环球航行,总航程约3万海里。
中国积极参与了联合国维和行动。从1990年开始,中国军队先后参加了“联合国中东停战监督组织”、“联合国伊拉克——科威特观察团”、“联合国柬埔寨临时权力机构”、“联合国监督西撒哈拉公民投票特派团”、“联合国莫桑比克行动”、“联合国利比亚观察团 ”和“联合国塞拉利昂观察团”等联合国维和行动,共派出军事观察员30余批和工程部队1000余人次。
我军赴柬埔寨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的工程兵部队以其出色的表现被誉为“一支战斗力强、富有牺牲精神和正义感的精锐之师”。
美国发生“9.11”事件后,中国相继加入了《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等9个国际公约,同时又在国际反恐合作中坚持原则立场,坚决反对搞双重标准。美国在阿富汗实施反恐战争后,中国提出了最终解决要由阿富汗人民自己决定等五项建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好评。
焦点十:军队律师队伍迅速壮大
近10多年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了《国防法》、《兵役法》、《军事设施保护法》、《人民防空法》、《预备役军官法》、《驻军法》、《国防教育法》等专门规范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法律;国务院、中央军委制定了《国防交通条例》、《征兵工作条例》、《民兵工作条例》等100多件军事行政法规;中央军委制定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条例》、《政治工作条例》、《后勤条例》、《装备条例》、《内务条令》、《纪律条令》等70多件军事法规;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军区制定了2000多件军事规章。
1990年以来,全军各级领导机关结合本部门的工作实际,先后对《兵役法》和《军事训练条例》、《房地产管理条例》等20多个军事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进行了监督检查,有力地保证了这些军事法律法规的贯彻落实。
全国各大、中城市驻军警备司令部,依据《警备条令》对违纪军人和假冒军人、军车等进行执法监督检查。通过路检,共收回和查获被盗军车、假冒军车牌照上万副,打掉伪造军车号牌的犯罪团伙20多个。
全军开展了规模宏大的普法教育。《军事法学教程》、《国防法立法理论研究》、《军事法制建设研究》等一批具有较高水准的军事法学专著的问世,填补了我国军事法学研究领域的许多空白。
1993年,西安政治学院成立了我军第一个专门培养军事法学人才的军事法学系,使我军有了系统培养军事法学学科人才的一方天地。全军各部队编印普法教材、参考材料约300多万册,培训骨干约20万人。
军队律师队伍迅速壮大,全军包括海事、知识产权等专业性律师机构在内的法律顾问处已有400多个,全军师以下单位法律咨询站(组)已经发展到2万多个,基层法律咨询员6万多人,其中取得国家《法律服务执照》的近万人,200多名军队律师活跃在军营。
当人民解放军雄赳赳、气昂昂跨过深圳河,通过海关时,香港警方惊奇地发现,每名驻香港部队官兵的背包中,都有香港基本法和香港驻军法的法律知识读本。
在驻香港部队各级值班员的床头,都放有一只小闹钟。早晨起床,平时操课,不听军号声,只闻闹钟响,原因是香港的环境法明确规定了音量的分贝标准。(特约编辑/段金 报告撰写人/苏志荣)
《北京青年报》2002年10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