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1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80周年的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中国对外政策的宗旨，就是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我们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世界上一切国家友好交往、平等相待、互利合作，推动人类进步事业不断前进。”

    中国领导人是和平外交的倡导者，更是和平外交的忠实执行者。在过去的10多年中，通过和平谈判、友好协商，中国与大多数邻国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对于棘手的领土和主权纷争，中国领导人创造性地提出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和平主张。即使是对待摩擦不断的中美关系，中国领导人也以高瞻远瞩的政治勇气提出了“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的16字方针，化解了中美之间无数次几乎难以避免的冲突与纷争。

    焦点一：和平 中国外交的世纪主题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的第二代和第三代领导人所面临的国内外环境有着极大差异。从国际环境看，时至2001年，冷战早已成为历史，世界性的战争已变成一件多少让人不可思议的事情；从国内情况来看，到2001年，中国的改革已取得巨大成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基本确立，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人民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在不同的时间、面对完全不同的国内外环境，中国共产党的两代领导核心如此高度一致地同声强调争取和维持世界和平，并且不遗余力地将之作为中国外交的主要目标，显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

    从最一般的意义而言，恰如两代领导人所做出的高瞻远瞩的判断，和平与发展这两大课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天下仍很不太平”，因此，维护世界和平、推动国际合作乃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和安理会重要成员国的责任之所在、道义之所在。更为重要的是，两代领导人都以洞察历史的敏感，深深地意识到持久的世界和平对于曾经饱受100多年战争与内乱之苦的中华民族的重要意义：没有一个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就不会取得彻底的成功；没有持久的世界和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只能是个梦想。最后，也许是最重要的，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改革开放的政策拒绝以战争追求国家目标，同时，在一个战争的代价越来越大、战争没有胜利者的时代，和平已成为维护国家利益、实现民族抱负的最为有效的途径。

    中国两代领导人以近20年的外交实践向全世界昭示，超越一般的道德宣示和功利性目的，和平已成为中国外交所追求的世纪主题。

    焦点二：跨越意识形态的鸿沟

    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之交，整个国际社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最为剧烈的政治变动，支撑世界格局近半个世纪的雅尔塔体系轰然倒塌；伴随着冷战的结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少数国家也刻意利用意识形态的差异和中国国内的政治风波，鼓动对中国的制裁。在如此严峻的国际局势下，中国外交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如何评价和应对东欧与前苏联的巨变，应该以怎样的原则和方式处理与那些前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及其政治领袖的关系；其二，如何尽快打破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制裁，恢复与发达国家正常的经贸与政治往来。面对世界巨变，邓小平同志给全党同志留下了三句话：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他特别告诫全党，“要冷静、冷静、再冷静，埋头实干，做好一件事，我们自己的事”。

    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创造性地运用小平同志制定的外交原则，很快制定了化解不利局面的有效方略，其基本要点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路线，向国际社会展示中国内外政策的连续性；不以社会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的差异阻碍国家间关系的发展，不干涉别国内政，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

    为了将这些外交方略付诸实施，我党和国家领导人于20世纪90年代初展开了密集的外交活动。据不完全统计，1991年，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亚、非、拉及欧洲30多个国家，并接待了100多位外国国家元首、政府首脑和其他高级领导人的来访。1992年，我党和国家领导人出访五大洲48个国家，接待60多位外国政要访华，其中国家元首24位、政府首脑10位、外交部长17位。1993年，中国领导人出访45个国家，外国领导人及外长来访78起。正确的应对措施和高规格、高频率的外交行动，使中国在20世纪90年代初取得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外交成就。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跨越政治制度、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差异，全方位推动与各国关系的外交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周边地区，中国先后与新加坡、文莱、韩国等国建立外交关系，与越南等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取得重大进展。在东欧和前苏联地区，中国一方面加强与原有邦交国的友好关系，另一方面，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中国迅速承认了那些新独立的国家，并与它们建立起大使级外交关系。1990年，中国与沙特阿拉伯建交，1992年，中国与以色列相互承认，至此，中国与所有的中东国家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1993年，江泽民主席前往西雅图参加APEC首脑会议，与包括美国总统克林顿在内的10多位亚太国家领导人举行了正式或非正式会晤。随后，江泽民主席正式访问了拉美国家古巴和巴西。西雅图APEC首脑会议以及随后对古巴和巴西的访问，是江泽民同志担任国家主席后的第一次重大外交活动，它的成功不仅标志着中国已完全破除20世纪90年代初的外交困局，而且也意味着中国外交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焦点三：首脑外交 架起与世界的桥梁

    首脑，是一国的最高领袖，也是一国内政外交的最后决策人，首脑之间的直接交往不仅可以避开一些纠缠不清的技术细节，直面问题的核心，而且在很多情况下还可以避开外交上的繁文缛节，以个人之间的情谊化解看似不可调和的利益冲突。

    在新中国外交史上，党和国家的领袖直接参与外交活动并不鲜见，但如此看重首脑外交、如此频繁地会见外国首脑、如此有效地借助首脑外交推动中国外交利益的实现，江泽民主席可谓是第一人。

    1993年西雅图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是江泽民担任国家主席之后的第一次重大的多边外交活动，也是他展开首脑外交的开篇之作。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主席展开密集的首脑外交活动，分别会见了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韩国、加拿大、美国、日本、新西兰、菲律宾等国家的领导人，其中，与美国总统克林顿的会见因事关中美关系的未来走向及亚太局势的稳定而成为重中之重。江泽民主席沉稳、睿智而又不失幽默风趣的个人气质充分展示了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的良好风范，一时成为国际舆论关注的焦点。在接下来将近10年的时间里，除了每年一度的APEC非正式首脑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首脑的定期会晤、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庆典和2000年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江泽民主席作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足迹遍及五大洲的数十个国家，此间，江泽民主席在北京接待的外国首脑访问更是难以数计。

    在过去的10年里，江泽民主席所推动的首脑外交可谓硕果累累。第一，首脑外交是维系大国关系的有效方法。1993年，江泽民、克林顿西雅图会晤遏制了中美关系的继续恶化，而后来中美之间所发生的一系列紧急状态，如1996年台海危机、1999年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事件、2001年南海撞机事件等，如果没有中美首脑通过特使或热线电话的直接联系，其后果可能是不堪设想的。在中俄关系中，如果没有江泽民主席与叶利钦总统的良好友谊，中俄之间也许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来讨论双方的历史遗留问题和在各个领域的战略合作。

    另外，中国与欧洲国家的高层往来和定期的首脑会议已为中欧合作建立起牢固的基础。

    第二，首脑外交推动了中国的睦邻友好政策，加深了中国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10年间，江泽民主席走遍了中国的所有近邻，解决了与大部分国家的历史遗留问题。江泽民主席还把推动与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放在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位置，通过高层互访，中国与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建立起各种战略合作或协作伙伴关系。

    第三，江泽民主席还通过联合国、APEC等一系列多边场合展开首脑外交，并借这些场合提出和宣传中国关于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多极化、消除冷战思维、树立新安全观等政策主张，为中国赢得了广泛的国际声誉。

    焦点四：金融危机显我勇气与实力

    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首先从泰国开始。

    7月2日，由于受到国际金融投机家的暗算与狙击，泰国中央银行在遭受巨额损失的情况下，宣布放弃实行了14年之久的固定联系汇率制度，把泰铢的汇率变动完全交给了市场。第二天，泰铢对美元的汇率应声下跌，到10月31日，泰铢贬值了58.6%。继泰国之后，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金融市场先后失守，纷纷陷入金融危机。在东南亚得手的投机基金开始转战中国的台湾和香港。10月17日，台湾弃守新台币，投机基金于是倾全力攻击刚刚回归祖国的香港，企图一举击溃香港实行已久的联系汇率制。在港府的强力狙击下，投机基金损失惨重，联系汇率得以维持，然而，香港的股市大幅缩水，尤其是李嘉诚、郭炳湘等四大家族的资产更大幅缩水50%以上。1997年11月，韩国成为亚洲金融危机的又一个受害者，韩元大幅贬值40%。接着，日本著名的证券公司山一公司宣布倒闭，金融危机似乎正在向日本逼近。

    面对东亚地区的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似乎在袖手旁观，而某些国际组织给各国所提出的救助方案也多半像是趁火打劫。与此同时，国际社会的目光都在盯着中国，人们无数次发出疑问，中国会成为金融危机的下一个牺牲品吗？人民币还能扛多久？出口受到打击的中国经济能够继续快速增长吗？

    由于中国金融市场的封闭性，国际金融炒家根本不可能对中国的股市和汇市产生多少影响，然而，东南亚国家货币的大规模贬值确使中国陷入了两难的境地。为了应付东南亚货币贬值对中国出口的影响，中国顺理成章的做法就是人民币同步贬值，然而，对于深陷危机的亚洲国家来说，此举无疑是落井下石；如果人民币不贬值，则势必影响对外贸易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减缓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在这种两难的抉择面前，中国的领袖人物又一次向世人展示中国人的博大胸襟和高瞻远瞩。在国内，中国政府以深化改革和扩大内需的政策拉动经济增长；在国外，中国领导人多次承诺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同时，中国还本着“感同身受、同舟共济”的原则，通过多边和双边渠道向泰国、印度尼西亚、韩国等遭受金融危机打击的国家提供了总计40多亿美元的援助，对亚洲乃至世界的金融和经济稳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1997年和1998年，中国经济发展仍然保持了8.8%和7.8%的增长，然而进出口贸易却出现了停滞不前甚至下降的局面，1997年进出口总额3251亿美元，而1998进出口总额仅为3240亿美元，出现了1983年以来的第一次下滑。中国成功地抵御了1997年的金融风暴，但是，我们也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焦点五：《财富》中国与中国财富

    《财富》是当今世界的顶级财经杂志。从1995年开始，《财富》利用其全球性的影响，启动了一年一度的《财富》论坛，它邀请全球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总裁、CEO以及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和学界名流，齐聚它所认定的最具发展潜力或者最具吸引力的“热点”城市，就全球性的经济问题展开讨论。前4次《财富》论坛的地点分别为：1995年，新加坡；1996年，西班牙巴塞罗那；1997年，泰国曼谷；1998年，匈牙利布达佩斯。

    1999年，《财富》把第5次论坛的地点选在了中国的上海，主题为“中国：未来50年”。据报道，’99《财富》论坛吸引的跨国公司总裁、董事长和首席执行官有300多位，中国大企业负责人200多位，同时，来自中国和世界各地的政界名人和著名学者约800多人也参加了论坛的各种活动。此次论坛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是前几次无法相比的，更令全世界感到吃惊的是，《财富》论坛第一次把主题定格在一个国家，而不是像往常那样关注全球性问题。

    跨国巨头们聚会’99《财富》中国论坛，显然不仅仅是为了听听各路精英人物对中国未来50年的经济发展的看法，甚至也不仅仅是为了在实地感受一下中国过去20年、特别是上海最近10年的变化，对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来说，寻找中国财富，在中国未来的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才是他们来到上海的主要目标。

    资料统计显示，截至2000年底，中国累计批准设立外资企业363885家，合同外资金额6760.97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3483.46亿美元。自1993年起，中国吸收外商直接投资连续9年居发展中国家之首，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资本输入国，在世界前500强企业中，已有近400家在华投资设厂。值得注意的是，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增加在中国的投资，他们有的把地区总部迁到了中国，有的则把中国当做生产基地，特别是以摩托罗拉、微软、诺基亚等为代表的一大批巨型跨国公司更是在中国建立了规模巨大的研究和开发中心。显然，中国市场已成为跨国公司进行全球经营的战略重点，恰如’99《财富》论坛所提出的口号，对于所有的跨国公司来说，“欲争霸世界，先逐鹿中国”。

    焦点六：中国与WTO 实现双赢

    在经历了长达15年的马拉松式的谈判和23年的经济改革之后，中国终于在2001年12月11日正式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也许是中国政府在过去20多年中所作出的最为重大的两项战略性决策之一。

    以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这一政策的要点是中国将主要依照自己的步调、方法，按着自己确立的规则对封闭已久的中国社会进行调整。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像是举子赶考，考题由别人定，考试的规则由别人定，判卷的规则也由别人定。与举子赶考有所不同的是，完成考卷的时间和次序可以经过商量、讨论来决定。2001年10月18日，江泽民主席在APEC上海工商领导人峰会上说：“我们正在按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要求，对现行法律、法规、规章进行清理和修改。”显然，中国已下定决心，要按照世界贸易组织对所有成员制定的通行规则和已然作出的承诺改变自己。

    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同，来自外部世界的带有强制性的约束和要求，将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改革进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与影响。而且，改革也不仅仅局限在经济领域，中国的法律和政府机构将比从前面临更大的变革压力。

    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昭示，自我封闭意味着贫穷落后；20多年的改革经历则证明惟有融入世界才是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通途，由此看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实际上是中国过去50多年历史进程的必然结果。同时中国的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缺乏强大的外部压力、竞争和挑战的情况下，许多领域的改革很难取得大的进展。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最为积极的结果也许将在20年以后出现。根据世界银行的估计，如果中国的承诺和开放按计划推进，到2020年，中国占世界贸易的份额将会提高三倍，达到10%，中国会大量进口各类产品，但出口也会急剧扩张，那时，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占世界总出口的12%）的第二大出口国，以占世界10%的出口总量，领先日本5个百分点。如果世界银行预计的年均7%的复合增长率能够成为现实，中国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份额将会由1992年的1%提高到2020年的4%。如果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将成为仅次于美国（19%）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占全球经济总量的8%。一位世界贸易组织的官员断言：“一个不断走向强大而繁荣的中国，将对亚洲和世界产生极大的影响。”

    世界正在迫使中国巨变，然而，有着五千年文明史、占世界人口1/5的中国的巨变也必将会影响或改变整个世界。

    焦点七：倡导并实践新安全观

    冷战结束，分割东西方的人为藩篱逐渐消失，世界各国获得了摈弃冷战思维、走出传统安全观困境的难得机会。同时，随着新技术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各国所面临的安全问题更为复杂，除了传统的军事安全，经济安全、金融安全、信息安全以及有组织的跨国犯罪、国际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问题开始困扰国际社会。因此，寻找实现国家安全的新方法，建构全球安全和地区安全的新体系就成为各国必须面对的新课题。

    中国领导人敏感地意识到冷战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对国家安全提出的挑战，也清醒地看到传统安全观对全球安全与稳定的威胁，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领导人就在不同的国际场合强调，各国应该摈弃冷战思维、培育新的安全观、寻找维护安全的新方法。中国所倡导的新安全观，其核心点是，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建立和发展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建立稳定的政治基础；各国应在经济领域加强互利合作，相互开放，消除贸易交往中的不平等现象和歧视政策，逐步缩小国家间的发展差距，谋求共同繁荣，为全球和地区安全建立坚实的经济基础；各国应通过对话与合作增进相互了解与信任，承诺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与争端，为确保世界和平与安全提供现实可行的途径。

    在1999年日内瓦裁军谈判会议上，江泽民主席更是在总结中国外交实践的基础上，把新的安全观高度概括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向国际社会展现了中国维持世界和平与全球安全的坚定信念。中国不仅是新型安全观的倡导者，而且还是新型安全观的实践者。苏联解体之后，中国在北部和西部的军事威胁基本消失，然而，如何解决历史遗留的领土边界问题，如何遏制越来越猖獗的民族分裂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国际恐怖主义，如何铲除跨国界的走私、贩毒等有组织的犯罪等问题，摆在了中、俄以及中亚新兴国家领导人的面前。

    在中、俄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倡导和推动下，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从1996年开始，首先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等问题展开协商，并形成了堪称冷战后处理国家间关系典范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随后，五国领导人定期会晤，将合作的内容逐渐拓展到地区安全、区域经济合作等领域，特别是围绕着打击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等三种势力所展开的磋商与合作，更显示出五国领导人的远见卓识。目前，“上海五国”已成为由六国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随着更为紧密的合作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这个以互信求安全、以互利求合作的新兴区域组织必将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焦点八：是亚洲的引擎而不是陷阱

    中国成功抵御亚洲金融风暴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引起某些人的不安。他们别有用心地挑拨亚洲各国，快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将无可避免地侵蚀和抢走亚洲国家急需的资金、市场，中国低廉且用之不竭的人力资源将掏空亚洲国家用以赚取外汇和解决就业的所有产业。来自西方的某些评论则充满矛盾：一些人预计，中国在亚洲逐步建立的竞争优势不仅会使日本的经济相形见绌，而且也将最终排挤、甚至取代美国在东亚的经济影响；另一些人则预言，由于无法适应加入世贸之后的剧烈变化和激烈竞争，中国经济将会全面崩溃。

    很显然，上述的这些看法如果不是在政治上别有用心，那么，他们显而易见是把国际贸易、市场竞争看成了某种一方受益、另一方必然受损的“零和游戏”。从理论上讲，由于亚洲的许多国家同中国一样既缺少资金也缺少技术，产品结构的相似性又使得大家不约而同地把北美、日本和欧洲当做主要的出口市场，因此，中国加入世贸客观上将使竞争进一步加剧。由于亚洲许多国家从总体上讲没有中国的比较优势（比如，工资水平、劳动力素质、市场潜力等），因此，一定时期内，资金、技术、市场份额以及相关产业向中国的转移是可以预期的。

    然而，这一思路的基本缺陷在于，它首先否定竞争所带来的正面效应，否认积极参与竞争可能使地区范围内的产业革命以更大的规模早日到来。其次，这种思路忽略了中国贸易的增长不仅仅是出口的扩大，而且更可能是进口的首先扩大。高盛公司在中国香港的一位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加入世贸后，进口的增长速度会从每年7%提高到12%。世界银行则估计，在未来20年，中国进口的增长将会占发展中国家进口增长总额的40%。第三，至于国际投资的流向，所罗门美邦的经济学家黄一平对1985年至1999年34个国家数据的研究结论是，中国在外国直接投资增长和东北亚以及东南亚国家的外国直接投资增长成正比例关系。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的快速成长，很可能调动更多的国际资本进入那些与中国经济联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最后，这种想法多少有一点匪夷所思，在各国联系日趋紧密的今天，很难想象一个国家或者巨大经济体欣欣向荣，而与其相邻的地区却是一片废墟。

    所幸的是，亚洲国家的领导人并没有把中国经济、中国加入世贸看成陷阱，而是以一种更为开放、自信的心态把中国的发展当做一次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中国领导人也已下定决心与自己的邻国分享经济起飞的成果。湄公河流域的经济合作已经初见成效，而在10年内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也已启动。中国与亚洲共同起飞的远景已隐约可见。

    焦点九：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及美国的1/9、日本的1/4，如果以人均来计算，中国更是连许多一般的发展中国家也不如。因此，从经济上讲，目前的中国称不上强大。即使小平同志为中国所设定的发展目标能够在本世纪中叶顺利实现，即使中国真的如国内外众多权威机构所预测的那样能够在接下来50年、30年或者更短的时间内赶上日本或美国，那么，当下的中国充其量也只能算是个潜在的大国。

    然而，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中国是核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中国有13亿人口；中国是世界第六大经济体；中国是世界第六大贸易国；在过去的20多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超过9%……显然，在全世界人的眼睛里，中国无疑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国。因此，努力树立大国形象，做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一直是中国外交追求的重要目标。

    1997年夏，金融风暴开始席卷东亚，为了避免东亚国家雪上加霜，中国以极大的勇气维持了人民币币值稳定，以自己的巨大经济损失为阻止危机的蔓延和进一步加深作出了贡献。1998年，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竞相进行核试验，一时间，不仅南亚地区核竞赛有愈演愈烈之势，而且也使全球核不扩散体系面临全面崩溃的威胁。中国迅速在安理会采取外交行动，主动与美国展开紧急磋商并一起主持召开了五大常任理事国会议，发表了外长会议公报，在安理会据此通过的有关决议中，敦促相关国家顺应时代潮流，放弃核武器发展计划，无条件签署《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中国的外交努力，获得了各国的广泛赞誉，中国作为和平、合作、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日益为国际社会所公认。

    中国的崛起不可阻挡，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也是历史的必然。然而，需要记住的是，做大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而中国目前只是一个潜在的大国，因此，必须牢记小平同志的教诲，只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只承担与自己实力相当的责任与义务。同时，中国在过去几千年作为世界大国的历史经验和文化底蕴与当今世界普遍接受的规则和行为模式还有相当的差异，因此，中国还需要潜心研究、学习，然后才可能对近代以来主要以西方文化为背景而建立起来的国际体系有所变革与完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一个大国，除了要有强大的军事和经济实力做后盾，还要努力锻造有凝聚力的政治制度、有吸引力的文化氛围、有感召力的道德体系。要想在国际社会真正确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中国依然是任重道远。

    焦点十：识时务者为俊杰

    记得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由此看来，认清时代的潮流，把握当今世界发展的大趋势、大方向就成为制定正确外交战略的前提。

    当今世界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全球化。虽然围绕着全球化本身的争论已经全球化，但有一些基本事实是不容争辩的：全球化进程日益加快；全球化意味着各国联系与相互依赖的进一步增强；全球化的影响已超越经济领域；全球化所带来的变化才刚刚开始……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些基本的事实意味着，全球化是一个无法拒绝、无法避开的历史过程，除了加入全球化已是别无选择。

    与全球化相适应，地区一体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第二个潮流。在欧洲，欧洲联盟已给全世界作出了一体化的榜样；在北美，美国正在苦心经营北美自由贸易区。此外，区域性的合作组织可以说遍布世界的每一个地区。不管建立这些区域性组织的最初动因是什么，也不管他们的职能和作用有多么的不同，在过去的十多年中，他们越来越具有了某种共同的特征：对于所有的参加者来说，区域性的一体化组织既是抵御全球化风险的堡垒，也是以更有利的条件参与全球化的跳板和支撑点。

    全球化带来了紧密的联系和快速的变化，各国的利益不仅多元而且在许多方面难以区分、难以分割，于是，决策的风险增大了，错误决策所带来的损害也随之增大。这就要求各国的决策者在作出决定时必须科学、民主、理性，必须更多地考虑和照顾其他国家的利益和立场。由此，国际政治民主化成为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大趋势、大方向。

    中国的领袖们显然已经对上述三大潮流及其对中国的影响了然于胸。通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中国已展示了自己参与全球化竞争的胆识与信心；同时，中国越来越意识到区域性合作组织对于中国在经济、政治和安全等方面的重要意义：中国是APEC最为活跃的成员之一，中国与东盟已达成建立自由贸易区的共识，中国主导了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中国还对湄公河流域、东北亚的经济合作予以极大的关注……至于国际政治的民主化，中国早已是多边主义的最为积极的倡导者，而在数千年前，中国的先哲就说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报告撰写人／张晓东）

    《北京青年报》2002年10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