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乌关系:丝路情缘 
许涛

丰沛的阿姆河和锡尔河浇灌了悠久而灿烂的河中文化,在广袤的中亚大地上曾经演绎过一幕幕悲壮而动人的丝路故事。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是中亚地区重要的国家之一,无论其在欧亚大陆上所处在的特殊战略地位,还是在历史上曾经与中国之间发生过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上海合作组织第一次选择塔什干召开元首峰会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正在对这个神秘国度进行访问之际,的确值得我们对这个古丝绸之路上的年轻国家予以关注。

“馒头”·钦天监

到过乌兹别克斯坦的人大概都曾经品尝过当地的著名食品“馒头”——一种包着羊肉馅的蒸制面食,其实也就是我们新疆的维吾尔民族食品“薄皮包子”。“馒头”出现在乌兹别克斯坦,自然与当年中国饮食文化的传入有关。但是人们难免会产生疑问:不管是在中原,还是在西北,中国人的馒头都是没有馅的、纯发面的蒸制食品,为什么流传到了乌兹别克斯坦就成了有馅的包子了。其实如果我们用历史观点看待这个问题,这种阴差阳错也就并不难理解。读过中国古代文学名著《水浒传》的人大概没有不记得在十字坡前开黑店的“母夜叉”孙二娘和“菜园子”张青夫妇的,他们经营的传统食品就叫“馒头”。而从小说的情节来看,其实与现在人们所说的包子无异。不仅从古代的文学作品中可以看到关于从“馒头”到“包子”的名称变异,如今在江浙一带仍然可以听到一种喜闻乐见的早点“生煎馒头”,北方叫做“水煎包”。由此可见,在宋元时期曾经是有馅的“馒头”传入了中亚以后,“馒头”的原产地已经渐渐用包子取代了这种食品的称谓,同时又赋予馒头以新的含意——即现代意义上的馒头。而在乌兹别克斯坦以及中国的江南方言区仍然保持着原始名称与意义上的始终如一,从某种程度上看,他们既是古丝路上中国物质文明的传承者,又在无意之间成为了中国饮食文化纯洁性的维护者。往事如烟,在这个问题上究竟谁保持了正宗、谁发生了变异人们已经无心再去探究,但这样一件似乎微不足道的小事已经充分地说明了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密切的物质文化联系。

不仅如此,古代中国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所在的中亚地区之间的人员往来也曾经很频繁。14世纪下半叶,阿木尔·帖木儿从察合台汗王秃黑鲁帖木儿的统治下夺得了相当于今天乌兹别克斯坦的地域,并占领了撒马尔罕,这时他便向中国的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派出了使臣,并且带来大量中亚物产作为礼品向这个推翻蒙古贵族统治的农民起义领袖表达敬意。这支出使队伍的统领者是帖木儿身边的一名很受重视的谋士,此人名叫温尔尼,谙熟中亚地区风土人情,并对天文颇有研究。当这支使臣队伍到达南京完成了向明朝中央表示友好的使命之后,明朝皇帝朱元璋对这位来自中亚的异族学者大为欣赏,于是就请其他的使臣带口信给帖木儿,要把温尔尼留在南京。后经帖木儿同意,朱元璋任命温尔尼为“钦天监”,专门负责给皇帝讲解天象变化。从此,温尔尼就在南京定居了下来,取汉姓温,并一代代在中国繁衍了下来,甚至成为南京世族的一支大姓。后来,从温氏大家族分出了一支迁到四川盆地的成都。温氏这一支脉在成都也一直保持着名门望族的地位。但不管是在南京,还是在成都,温氏家族一直严格地修撰着自己的族谱,从明朝洪武年间直到“文革”之前。恰恰因为这些为使后人知道“我是谁”的民间史料,将这个生动的故事讲述给了后人。

“月即别”·“哲德沙尔”

15世纪时,蒙古人征服中亚地区已经有几百年了。在此之前,中亚地区的主要居民是操突厥语的居民。经过了在同一个地域中的漫长时间共同生活,蒙古文化和突厥文化发生了融合,在今天的乌兹别克斯坦地区出现了一支叫做“月即别”的游牧族群,成为后来乌兹别克人的前身。到16世纪时,经过金帐汗国等蒙古人建立政权统治时期,“月即别”人大量地南下、定居,并渐渐脱离了原来的游牧生活方式,在阿姆河和锡尔河流经的两河地区建立了许多水利灌溉工程,使费尔干纳盆地成为由一块块绿洲连成一片的农业王国。中亚学界普遍认为,进入河中地区后接受了定居的农业生活方式成为乌兹别克民族形成的标志。也就是说,中亚地区的绿洲经济将“月即别”人变成了乌兹别克人。

从17世纪开始,进入了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人建立了布哈拉汗国、希瓦汗国和浩罕汗国。在这三个汗国时期,中亚特色的伊斯兰文明高度发展,留下了撒马尔罕、布哈拉等地著名的历史遗迹。同时,这些汗国作为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与中国的往来也更加频繁。18世纪上半叶,布哈拉汗国由于内部争夺汗位的斗争战乱不断,绿洲水利设施遭到破坏,社会经济衰退。这时,居住在费尔干纳盆地的乌兹别克明格部借机扩大实力,建立了浩罕汗国。浩罕汗国的统治者们汲取了布哈拉汗国衰败的教训,兴修水利、减轻课税、鼓励贸易、发展工商,很快就使浩罕、安集延、纳曼干等城发展成为中亚的跨地区贸易重镇,来自阿拉伯、俄罗斯、西伯利亚、印度、中国的客商云集于此。不仅中国的商品和商人大量地进入浩罕汗国的大小城镇,而且中国新疆发生的事变也对浩罕汗国产生着直接的影响。18世纪中期,清朝政府在新疆平定大小和卓叛乱,这些被清政府定罪的和卓们的后裔大都逃到了浩罕国,到19世纪初时达到过数百人。而且他们还与浩罕贵族勾结在一起,借助于乌兹别克贵族的势力试图恢复自己在新疆的统治地位。19世纪20年代时,大和卓的后裔张格尔就曾经在浩罕马达里汗的支持下四次率兵进犯南疆,最多的一次兵力达5000多人。19世纪中叶,浩罕军官阿古柏在南疆重镇喀什噶尔建立了“哲德沙尔”政权,更是让新疆和中亚饱受战乱之苦。

“新丝路战略”·“反恐机构”

中亚地区处在欧亚大陆的中心,交通成为这一地区繁荣的重要条件。历史上曾经辉煌了数世纪的丝绸之路,不仅是古代中亚文明史的骄傲,而且这条经济、文化交流的大动脉也是使中亚地区与世界连接的重要桥梁。然而在中亚民族开始由流动牧业的生活方式转变为定居农业以后,原先以中原为中心的农业文化圈与以中亚草原为中心的游牧文化圈之间的差异性开始缩小,交流的互换性趋动减弱。特别是当部分代表着欧洲工业文明的俄罗斯文化于18、19世纪进入中亚地区以后,丝绸之路的昔日繁荣景象已经难以再现。

乌兹别克斯坦的独立为生活在丝路故道上的古老民族带来了新的机遇,中亚各国领导人在十多年里孜孜以求地探索着推动经济走向世界的道路,他们提出了一个响亮的口号——重建丝绸之路。乌兹别克斯坦也是“新丝路战略”的积极响应者,并努力筹划着修建中国喀什—吉尔吉斯斯坦奥什—乌兹别克斯坦安集延的铁路、公路交通干线。在新的世纪里,曾经被丝绸之路联接起来的两个地区间正在产生着新的交流与合作需求。西方记者惊奇地发现,塔什干居民正在使用着中国生产的煤气表,田野里也在奔驰着中国产的农业机械。而乌兹别克斯坦的“白金”(棉花)、“乌金”(石油)也瞄准了中国的广阔市场。实现这种互利互惠的交流与合作,启动“现代丝路”已是时候。尽管促使这一宏伟计划的实施还面临着诸多的困难,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一利国利民的重大项目必将会成为引人瞩目的经济合作热点,并成为此次中国领导人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和上海合作组织塔什干峰会的热门话题。

人们也不会忘记,每当中亚地区进入历史性转折的当口,难免会有阿古柏式的野心家出现扰乱人们建立新生活的正常秩序。从1999年开始,臭名昭著的“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就在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和中亚其他邻国挑起一次次的骚乱,汽车炸弹、绑架人质、走私毒品。这些恶势力的活动并没有因为美国军队驻扎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汗阿巴德基地而有所收敛,反而在今年3、4月间以更加极端的方式向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和人民继续宣战。国家的经济恢复需要社会的稳定,国家间经济合作的有效发展需要良好的地区环境。2003年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莫斯科峰会上决定将地区反恐机构建立在塔什干,不仅体现了各国领导人对乌兹别克斯坦国内稳定的关注,也体现了各成员国对整个地区安全的负责态度。近年来的全球和地区的反恐斗争经验再次说明,恐怖主义是当今国际社会面临的一种特殊的威胁因素,有效地应对这一威胁不能简单地使用传统的方式。尤其在中亚地区,恐怖主义的跨国特性使国际合作成为反恐的重要前提。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机构在塔什干正式办公,将为地区乃至世界反恐合作推出新的模式。

(许涛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

中国网 2004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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