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医疗机构保持紧密合作的同时，中国政府已把遏制艾滋病在高危人群中的流行、防止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作为当前艾滋病防治工作中最重要的任务。

与此同时，社会对待艾滋病的观念也正发生巨大的变化。已有越来越多个人和非政府组织开始加入到艾滋病宣传教育及防治工作当中。最近，预防艾滋病已成为北京中小学义务教育内容；一些地区已把艾滋病患者纳入医疗保障范围，并对其进行免费治疗。令艾滋病患者充满希望的是，中国自己研发的治疗艾滋病的中药已进入二期临床试验阶段。一旦投入市场，患者将不再为巨额的治疗费用而担忧。

卫生部正在全国范围内对既往供血人群进行艾滋病抗体筛查，并把干预高危人群作为工作重点之一

10月28日，一个差5天就年满17岁的女孩张春楠在艾滋病的痛苦折磨中死去，从确诊到离世只有13天时间。张春楠临死时，眼睛睁得大大的，噙着泪水，可直到死她也不知道自己患的是艾滋病。

张春楠染上艾滋病是缘于8年前一次胯骨整形手术中的输血，当时使用的是医院血库里的血。手术后，张春楠的腿很快恢复了健康。可是，艾滋病病毒却潜入了她年幼的躯体。

张春楠是不幸的，可是这种不幸在中国艾滋病患者中却具有代表性。因为很多人染上艾滋病，也都是缘于一次普通的卖血或输血经历。

11月2日，国家卫生部艾滋病防治专家委员会委员徐天民教授透露了一组惊人数字：自从1985年中国发现首例艾滋病病例后，截至今年4月，全国有84万艾滋病病毒感染者，患者8万人，已死去的艾滋病患者估计已达到16万人。目前中国艾滋病的增长速度处于世界第14位，在亚洲排名第二位。

10月29日，国家卫生部在一份文件中披露，目前，艾滋病在中国静脉吸毒、卖淫嫖娼、同性恋等高危人群中的传播呈快速上升趋势，局部地区高危人群艾滋病病毒感染率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艾滋病疫情，正处于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大面积扩散的临界点。

中国卫生部副部长王陇德表示，中国现有的法律、法规还不能完全适应当前艾滋病流行趋势和防治工作的需要，目前，中国正在修改传染病防治法。一些受社会高度重视的有关反歧视条款已被纳入其中。

在供血人群中开展艾滋病筛查

来自国家卫生部门的资料显示，1995年前后有偿供血感染艾滋病病毒人群已进入发病和死亡高峰，一些原来未被列为疫情重点的地区，既往供血人群艾滋病疫情也正在陆续暴露。尽快发现既往供血人群中的感染者和病人、及时开展医疗救治工作成为目前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当务之急。

为了进一步摸清疫情，及时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卫生部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既往供血人群艾滋病抗体筛查工作。卫生部要求对发现的既往供血人员要一个不漏地进行抗体检测，基本消除既往供血而未经筛查的空白人群，掌握既往供血人群艾滋病感染疫情情况。

在此背景下，自7月26日开始，河南省（艾滋病高发区之一）政府共组织50多万人投入普查检测工作，对全省51187个行政村或居委会的280476名既往有偿供血人员进行了规模最大的一次“拉网式”普查。

9月10日上午，在河南省既往有偿供血人员普查工作新闻发布会上，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马建中向媒体通报，目前河南艾滋病疫情经过重新确认：HIV感染者25036例，现症病人11815人。而上述通报之前公布的数据是，自1995年3月发现首例HIV感染者至2003年11月27日，河南全省累计并报告HIV感染者6524例，其中现症病人1940例。

“短短相隔9个月，河南省报告HIV感染者就新增加了近两万人，可见这次河南普查力度之大。”一名北京艾滋病专家说。

干预高危人群

为控制艾滋病进一步蔓延，中国政府把工作重点之一放在了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上。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吴尊友教授在7月11日召开的第15届世界艾滋病大会上表示，中国在加大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同时，今年上半年已在艾滋病重点疫区正式推出了安全套推广、针具交换、美沙酮替代治疗等干预防治措施。美沙桐是一种合成品，其强效药力作用可以停止非法吸毒者对海洛因的依赖，可以使吸毒者过上正常的生活。

今年七八月份，深圳市慢性病防治院建立了国内首家公共卫生护士队伍。招募的医务人员主要向高危女性讲授性病、艾滋病的症状，如何使用避孕套，患病后怎样求治等问题。作为这种带有义务性质的队伍，其资金主要从国家防控疾病项目、省市拨款、卫生局拨款和自己筹集等多方面解决。

11月初，中国在各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设立了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针对高危人群的行为干预。

卫生部说，遏制艾滋病在高危人群中的流行、防止艾滋病从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传播，是当前乃至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内一项重要而艰巨的任务。而了解和掌握高危人群的状况、开展高危人群行为干预、改变高危人群的高危行为十分复杂，需要一支专门的队伍来承担。

据卫生部介绍，高危人群干预工作队的主要职责和任务是：摸清本辖区内高危人群的种类、数量和分布等情况；按照干预工作计划开展“面对面”宣传教育、疫情筛查、安全套推广、美沙酮替代、针具交换、性病防治等具体干预工作；动员、支持、配合其它有关部门和非政府组织开展高危人群干预工作等。

积极引进国际合作项目

在防治艾滋病发面，中国越来越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援，这和以前的态度也是完全不同的。目前，中国引进的最大的国际合作项目是“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

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由美国政府出资、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负责执行，是全球艾滋病综合防治活动之一。全球艾滋病综合防治项目共有25个国家参加，中国是其中之一。该项目计划在5年内投资中国1500万美元作为技术支持。首批纳入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有北京、新疆、内蒙古、山东、广东、河南、安徽、黑龙江、贵州和西藏1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今年4月13日，北京最先启动该项目。

1995年前，由于河南一些地方非法采供血，少数贫困村部分群众经采供血环节传播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经过较长时间潜伏期，近两年陆续进入发病期。5月28日，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在河南正式启动。河南省卫生厅厅长马建中称，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计划在河南用5年时间，每年投入35万美元，用于加强河南艾滋病监测系统和实验室监测系统，扩大监测范围和质量，达到阻断艾滋病二代传播的目的，同时，在河南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艾滋病临床培训基地，对全国的艾滋病临床大夫进行培训。

今年7月，英国欧洲前景集团驻昆办事处与昆明市健康教育所取得了联系，双方合作实施了同性恋艾滋病预防项目--春雨项目。这个项目为期1年，是为了有效预防控制性病、艾滋病在男性同性恋人群中传播。欧洲前景集团是一个致力于公共卫生和社会发展的国际组织，总部设在英国的巴斯。

今年10月份，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在西部农业地区四川凉山州的3个试点市(县)同时启动，在吸毒人群中率先开展AIDS抗病毒治疗，以探索在该人群中开展AIDS抗病毒治疗的成功模式，为全国其它地区提供可借鉴的经验及方法。

当吸毒人群中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体内病毒载量上升到一定程度，并经医生检查后符合抗病毒治疗条件的时候，他们可到当地疾控部门定期领取口服的抗病毒治疗药物，农村居民和城镇未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等医疗保障制度的经济困难人员中的艾滋病病人可免费获得抗病毒药物。（剑伐）

“民间”在行动 

桂希恩大夫的心情很沉重。他刚从已经记不清去过多少次的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省上蔡县回来，这一次，他给那里的30个小孩抽了血，结果是：有一半确定是“阳性”。

67岁的桂希恩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传染病科主任，有着40多年的从医经验。5年前, 一位来自河南的进修医生告诉他,老家上蔡县有许多人染上了一种怪病相继死亡。多年养成的职业敏感驱使他坐火车要去实地考察一番。

在上蔡县，他抽出11个血样，有10个HIV(艾滋病病毒)是阳性的。“我做的是‘过筛实验’，但这是不能确定诊断的，按照法律的要求要做确诊实验，我就找到有关机构，但开始那里的工作人员并不赞成我做，因为他们觉得这种事不是一个普通医生能管的。”桂希恩回忆道。最终，他还是坚持“应该做”。“我做了6个，结果这6个全是阳性！”

隔了不久，桂大夫第二次去上蔡，把确诊结果向当地卫生局报告了，建议有关部门赶快对艾滋病病毒的携带者及其家属进行控制，同时建立一个“爱心医院”收留艾滋病人，并表示自己愿意在7月份放暑假的时候带一个医疗队过去，进行治疗和进一步调查。可出乎意料的是，正因如此，他成为“最不受欢迎的人”。那里的卫生局长不同意，发话说“你不可以来，如果来我要干预”。

桂希恩还是去了，这一次他利用周末。“我想这个时候干部们都不上班了”，2天时间抽了140多个血样。这一次抽的标本里头有超过一半是呈阳性的。

在“没有经过允许”的秘密状态下，桂希恩和助手们完成了对上蔡等地疫情的初步调查。1999年10月中旬，他将自己的发现报告交给了当地政府。10月底，他又向中央政府主管领导寄交了自己的调查报告。

上个世纪90年代初，受经济利益驱使，在河南省等地，卖血被一些人当成了脱贫致富的一种捷径。农民们的血浆被运往全国其它地方，用来制造各种生物活性药品和保健品。而艾滋病毒通过交叉感染在卖血者当中开始传播，并且危及到了他们的亲人。可是在桂希恩的个人调查之前，疫情发展到底如何，无人知晓。

北京方面很快有了回音，桂希恩被请到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详细汇报疫情调查结果。不久之后，上级部门派遣工作组进驻疫情高发区进行慰问和救治工作。

发现了河南省的疫情后，桂希恩便经常和学生带着药品远赴疫区给村民进行检查和救治。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一直刻意低调行事。然而，2001年5月，他的一个举动一下子轰动了整个武汉：把来自河南的一位艾滋病感染者接到武汉进行检查治疗，并且请他在自己的家里同吃同住。

“我至少有500位艾滋病朋友。其中有一个病人给我写了一封信，他说‘想到外地打工，如果赚了一点儿钱，给家里留下2000块钱，也就死也瞑目了。’他的要求是如此之低啊，我看了信心里很难受，当时就想应该帮他这个忙。”于是桂希恩把病人请到武汉全面检查，并相信一定能够给他募捐到钱。

桂希恩坦言，他开始没有想过接艾滋病人到家里去，“我给他在医院安排了住处的，但是周围的邻居不答应，要把他赶走。那我只好回去跟家里商量。”他说服了夫人，“否则我怎么对得起这位病人呢。”

从此之后，更多的艾滋病人定期来医院见桂大夫，他的家也成了不断扩大的艾滋病患者的旅馆，除了治疗药物，他们还从桂希恩那里得到了精神上的安慰。但是周围一些人对艾滋感染者的歧视，还是让他非常担心。近来，在艾滋病高发区发现的另一种现象又让他更感忧虑。“最多的新的感染者，恐怕不再是血液传播，而是吸毒、性传播和母婴传播。”

令桂大夫稍感欣慰的是，曾经被艾滋病毒肆虐的地区受到了国内外的高度关注。去年开始，越来越多的艾滋病人得到了政府的免费药物治疗和经济救济。今年2月18日，76名河南省官员背上行囊，奔赴全省38个艾滋病疫情高发村庄，开始为期一年的驻村工作。

不过，早在这些官员们之前，从1996年开始，一位70多岁的老人就已经自费走访了河南100多个村庄，访问过1000多名艾滋病患者。她还几乎把自己的全部收入都用在了艾滋病防治上。她叫高耀杰, 河南省一位退休的妇科专家。

1996年4月7日，高耀杰像平时一样参加了一个疑难杂症的会诊，女患者下腹部的一片暗紫色的斑点引起了她的警觉，“当时我怀疑是艾滋病，结果一查就是。”这位42岁的患者在21天后撒手西去。高耀杰忘不了女患者那双骨瘦如柴的手，这双手曾经紧紧地拉着她，所说的话老人至今记得非常清楚：“高大夫，我就是输了一次血咋就没治了呢？我不想死啊，我还有丈夫，还有小孩子，他们都离不开我啊！”高耀杰感到逼人的可怕：病人输的血是血库里的血，“连血库都被污染，那么受害人就不知有多少？！”

从1996年的12月1日“国际艾滋病日”起，高耀杰走遍河南省省会郑州市所有长途汽车站，3天内向市民发放了800多份预防艾滋病知识的宣传资料。可是，就在这一次行动中，老人体会到了一种彻骨的冷漠。在一些娱乐场所、企业甚至政府机关，宣传防治艾滋病成为了最不受欢迎的活动。人们都以为只要自己不卖淫、不嫖娼就不会得艾滋病。更可怕的是他们把艾滋病与性乱划上等号，认为这是见不得人的病，甚至很多人认为看防治艾滋病材料也是一件丑事。

这些经历却进一步激发起高耀洁的斗志。从1997年开始，她每年编出两期资料，至今共计几十万张，除了第一期外，其它每期3000－5000元的成本费用都由自己掏。她还自费买药、免费送给一些农民艾滋病患者。“我明知道我的努力是杯水车薪，但我还是幻想能够感动更多善良的人们来同情艾滋病人、善待艾滋病人。”

写调查报告揭露江湖医生骗子、敦促有关部门严厉取缔日益严重的私人制药厂制售艾滋病假药等问题也是高耀洁交给自己的任务之一，她也因此被许多人误解和恐吓。

高大夫还把艾滋病人留下的孤儿带到家里过年，为其寻找和联系那些愿意收养他们的家庭。她曾经收到过一封小学生的来信，信中说“我妈为我和弟弟上学卖血，得了艾滋病，现在病得很重，求求您救救她，我不能没有妈妈……”由此，高耀杰开始着手调查艾滋病孤儿事宜，老人发现艾滋病死者多是青壮年，在每一家病人的背后是1－3名遗孤，很多生活已经没有着落。在一所小学，已有近20名艾滋病孤儿，而在校外的则无法统计。于是，从2000年开始，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对艾滋病人遗孤的救助方面，至今已花费几十万元，无偿资助了几百名艾滋病人遗孤。

如今，当全社会都开始用科学、人性的眼光看待艾滋病人时，高耀洁无疑已经成为先行者。她被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评价为“第一位在中国从事艾滋病预防宣传的女性活动家”，还是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的“乔纳坦·曼恩（JonathanManm）国际健康与人权奖”中国的惟一得主。乔纳坦·曼恩是全球艾滋病防治行动的先驱者，他在1988年领导世界卫生组织成立“全球艾滋病规划”项目和设立“世界艾滋病日”，以其命名的健康奖每年评选一次，在全球范围内仅有一个名额。他对高耀洁说，“中国试图建立‘防艾滋病长城’，要把艾滋病拒之国门以外，这个想法非常天真，也非常具有诱惑力。”

去年年底，高大夫被担负着国家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主任重任的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长吴仪邀请会面，汇报了她多年走访艾滋病高发地区和接触众多艾滋病人的经历，并提出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

之后不久召开的“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会议”上，吴仪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而这些正是高耀洁多年来所致力和企盼的。

有专家认为，面对艾滋病的威胁，只有依靠政府、民间和国际社会的齐心协力，才能以最小的成本遏制这种恶魔在中国的流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政府组织研究所副所长邓国胜指出，在遏制艾滋病方面，政府的优势在于可以通过制定规则和战略规划预防艾滋病，可以通过宣传教育和行政手段迅速在全国推广预防艾滋病的经验；民间组织与个人的优势则在于其灵活，可以做一些政府不便于做的事情，例如可以积极地与艾滋病人沟通，使之更配合治疗，为吸毒人员提供一次性针头、为“性工作者”提供安全套，而这是国际上预防艾滋病最行之有效的措施之一。在他看来，“民间”的另一个优势是可以广泛试验，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新途径。他还表示，目前一些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一些方法被引入中国，在预防艾滋病的试验中已经显现出比较好的效果。

中国性病艾滋病预防控制中心教授刘康迈也表示，民间组织在艾滋病的防治中是有益的补充，它们可以和政府共同发挥作用。

中国防治艾滋病的民间组织起步比较晚，而且早期与政府的沟通并不顺畅。

民间反艾滋病志愿者胡佳告诉记者，他经常与一些政府部门联系，但以前很少得到回应，只能通过各种研讨会搭建的平台来结识一些政府官员，不过“现在的情况越来越好”。

民间组织“中国艾滋病资讯”的负责人区迪龙采取了一种更为务实的态度。他认为，“不管是联合国或外国政府或我们这种比较小的NGO,如果在中国做任何有效的反艾滋病工作的话就不得不跟政府有一定的沟通。艾滋病问题非常紧急，我们不能再浪费一天的时间。”

据了解，近年来中国民间组织在参与预防艾滋病方面有了很大进展。一方面，组织开展了大量艾滋病防治项目；另一方面，一些从事艾滋病预防的民间组织开始兴起，如“中国艾滋病网络”、“爱知行”健康教育研究所等。

“与国外相比，中国在动员民间资源预防艾滋病方面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而要真正形成政府、民间组织、国际社会良性合作的局面，还有待各方的努力。”邓国胜如是说。（唐元恺）

背景资料

防治进行时

20世纪90年代后期，国务院制定了《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和《中国遏制与防治艾滋病行动计划》。

2003年12月1日，在“世界艾滋病日”，中国卫生部与联合国艾滋病专题组共同发表了“中国艾滋病联合评估报告”，公布了中国当前艾滋病的流行状况和防治工作情况。

2003年12月1日，温家宝总理亲自到医院探望艾滋病患者，并和他们握手交谈，引导群众正确认识和防治艾滋病，消除对艾滋病患者的歧视。

2003年12月18－20日，国务院副总理兼卫生部部长吴仪在河南“艾滋村”上蔡县文楼村视察农村艾滋病防治工作，显示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艾滋病在内地扩散的严重程度，同时亦显示中国政府开始重视国际关注的社会问题。

2004年2月26日，国务院防治艾滋病工作委员会成立，吴仪任主任。

4月2日卫生部公布了中国首批51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名单。

4月13日，卫生部、财政部公布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药品名录，对免费治疗艾滋病适应人群作出具体规定，“中美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同日在北京启动。

5月9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强艾滋病防治工作通知》。

6月，河南省全面启动艾滋病中医药防治工作。

10月13日，卫生部发出通知，将在全国范围内对既往有偿供血人群开展艾滋病病毒抗体筛查。通知要求，各地要充分掌握上世纪90年代以来供血(浆)登记、近年居民死亡登记报告等线索。要做好筛查结果的保密工作，不得泄露病人的隐私。

事实与数据

从2001年起，中央财政艾滋病防治专项经费由原来的每年1500万元增加到1亿元；投资12.5亿元国债、地方配套10亿元用于加强中西部地区的血站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配套。

财政部决定从2002年至2004年，每年投资2200万元用于以河南省上蔡县为主的防治工作。

2002年解决了抗病毒治疗药物的国产化问题；建立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重点开展以治疗和关怀为主要内容的社区综合防治工作。

到2002年底，中国共设立艾滋病国家级检测哨点158个，建立初筛实验室1500个，确认实验室44个，监测网络已经基本形成，监测工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

卫生部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必须达到的目标提出要求：示范区内人群预防艾滋病知识知晓率达到70%以上；艾滋病病毒感染者、病人以及配偶人群中安全套使用率达到95%以上，其他高危人群达到70%以上；示范区内90%以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得到规范的诊疗、监护和预防保健服务；建立社区预防控制艾滋病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机制，落实防治措施，为艾滋病感染者和病人提供社会与心理方面的支持与帮助；在以自救为主的基础上开展互助互济，使示范区90%的病人得到相应救助和关怀帮助。中国将通过示范区的工作为全国开展艾滋病防治工作提供经验，阻止艾滋病的进一步传播。

中国艾滋病免费抗病毒治疗药品是：齐多夫定、司它夫定、去羟基苷、拉米夫定、奈维拉平、茚地那韦。

“四免一关怀”政策：

在艾滋病防治上，中国政府承诺，对农民和城镇经济困难人群中的艾滋病患者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在艾滋病流行的重点地区实施免费、匿名血液检测；对艾滋病患者的孤儿实行免费上学；对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的孕妇实施免费艾滋病咨询、筛查和抗病毒药物治疗；将生活困难的艾滋病患者纳入政府救助范围。

该项政策从去年12月开始实施。

“红丝带行动”

2003年11月17日，中国青基会启动了预防艾滋病大型公益项目“红丝带行动”。

“红丝带行动”系列活动的具体内容是，动员社会各界在卫生部确定的100个艾滋病综合防治示范区捐建布置有标准展板的艾滋病知识宣传场所(“红丝带爱心岛”)，培训基层艾滋病宣传员，面向当地农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宣传防艾知识，同时开展涉艾贫困儿童的资助工作和艾滋病感染者关爱活动。中国青基会力图通过这些活动，使这些地区艾滋病知识的知晓率达到国家卫生部规定的70%的目标。

“121联合行动计划”

由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发起，卫生部、教育部、科技部等31个部级单位和中华慈善总会等47个社团组织以及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等积极参与支持的大型公益活动,以“互相关爱、共享生命”为主题,旨在通过多部门、多组织的协作和参与，最大限度地整合和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以多种形式深入持久地开展艾滋病预防和宣传教育，唤起全社会对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关怀、理解、支持和参与。

该计划启动一年来，已经号召社会各界捐赠款物近千万元。今年，该计划的组织者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通过媒体向社会呼吁：在艾滋病高发区建立艾滋孤儿院，给艾滋病孤儿一个温暖的家。

同期启动的还有“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121艾滋病捐助中心”，捐助热线86－10-66094121。（供稿：《北京周报》杂志）

中国网 2004年11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