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70年代在西方国家曾经出现过石油冲击，结果导致了较大幅度的通货膨胀与经济增长率极低同时出现的“滞胀”局面。可能是受这种思维方式的影响，有些研究者断言中国会出现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在经济学的分析中，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主要源于两个方面，即原材料等中间投入品价格的上涨和工资成本的上涨，以及可能更为重要的是，工资和物价轮番上涨。不可否认，成本因素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依然很大。国际原油价格、煤炭等能源价格还在攀升，钢材价格也还在上涨。在工资方面，2004年以来珠江三角洲、长江三角洲和福建等地相继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民工荒”问题，民工的工资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提升。

然而，在运用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理论来分析中国当前的物价走势以及宏观经济走势时，有几个方面的特殊性值得注意。

首先，认为中国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还没有传导到最终产品价格上是与事实相矛盾的。中国的三种价格指数——原材料价格指数、消费品价格指数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走势的时间分布基本上是同步的。所谓原材料价格的上涨要经过20个月才能传导到最终消费品的说法，既没有统计上的依据，也与社会生产的周期不相吻合。

其二，认为原材料价格的上涨会导致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的观点，其背后隐藏着“成本加成”的定价方法，即企业将根据自己的生产成本加上合意的利润率来确定自己产品的价格。这样，一旦成本上升，企业将把上升的成本转移到自己的产品价格中去。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成本加成”的定价策略得以完美施行的经济环境是卖方市场，至少是卖方拥有一定垄断力量的市场，而在竞争性的市场体系中，这种定价方式基本上没有存在的土壤。在最终产品市场因竞争激烈且供给过剩，因而最终需求相对不旺的市场环境中，企业要想涨价，几近痴人说梦。中国2004年原材料价格指数达到10%上，CPI指数则达到2.8%，但是，扣除粮食价格影响之后的核心通货膨胀率只有0.6%，而家庭耐用消费品、通讯设备、服装等许多产品的价格指数依然在负位徘徊，就是明证。

其三，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当然还可能来自工资成本的推动。有人根据2004年以来中国一些经济发达地区出现局部“民工短缺”，便断言中国已经出现工资—物价连动，通货膨胀将日趋恶化，甚至进而断言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低工资成本优势已经丧失，等等。我们以为，做此判断为时尚早。首先要确认事实。究竟民工短缺在多大程度、多大范围以及多长时间内发生，迄今尚无准确且权威的统计说明以及系统的实证分析，我们显然不能根据少数以吸引眼球为能事的记者的“生花妙笔”便来形成关乎全局的大判断。事实上，就在“民工荒”闹得人心惶惶的时候，我们同时也看到了另外一些地区关于民工过剩的报道，以及大量关于民工结构性失衡的报道。其次，少数地区出现民工短缺，可能归因于工资水平过低，也可能归因于民工市场组织的缺陷。即便确认工资水平过低是原因之一，那也要深入分析：究竟是因为工资受到物价上涨的侵蚀，因而民工们要求恢复均衡工资率（像发达国家劳动力市场经常发生的情况那样），还是因为民工们不能忍受那种因市场组织不完善而造成的“血汗工资制”？如果是后者，那就与当前讨论的问题关系不大了。

总之，关于从广大农村转移出的劳动力的工资问题以及市场组织问题等等，已经到了认真研究的时候了，但是，断言中国已经出现“工资—物价轮番上涨”的通货膨胀的典型现象，我们认为理由还很不充分。（摘自社科院《2005中国金融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