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投资高增长的原因

有些研究者认为，本轮的投资高增长是政治周期使然，地方政府又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并不否认这些因素在促进投资迅猛增长中的影响，但是，中国的高投资率已非一日——改革开放20余年来，中国的投资率一直在波动中趋于上升；2003年以来则又有了进一步的提高。对于一个持续20余年的现象，仅仅用政治周期和地方政府的增长冲动来解释，显然过于单薄。

导致中国投资率连续20余年高位运行的原因肯定是多方面的。在我们看来，中国经济之所以出现投资高涨，主要因为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经济结构剧烈变动的时期，而这种剧烈变动的主要原因来自需求方面。其中，有两个因素的影响最大。

其一是人均收入的提高以及由此引致的消费结构的升级。

2003年，中国人均GDP达到了1090美元，城镇居民收入也达到了人均8500元人民币。这个变化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它意味着中国居民的消费结构近年来一直在发生变化，而在2003年更跃上了一个新台阶：虽然由于存在收入分配不公等现象，中国依然存在贫困问题，但是，对于越来越多的居民来说，他们的需求结构正逐步从满足基本生存需要的温饱状态转向追求发展与享受的小康状态。此时，住房、汽车、休闲、旅游等正在成为新的消费热点。在这里，有两项重大的制度变化尤其值得指出。第一，从1999年开始正式实施的城镇居民住房制度改革，一下子将每年数以千万计的城镇居民投入到城镇住房市场上，从而引发了中国城镇居民对住宅的“排浪式”消费需求，从2000年开始，居民购房占商品住宅销售的比重就越过了90%；相应地，中国的房地产业也获得了新的发展机遇和巨大的赢利机会。第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以消费信贷扩张为主要内容的金融结构调整，有效地解除了当期收入及过去的储蓄对居民消费大宗消费品的预算约束，更好地平滑了消费者生命周期内的收入，给予人们预支未来收入的便利。2004年底，对消费者的贷款占商业银行新增贷款的比重首次超过25%；同时，房地产开发贷款占银行新增贷款的比重则从1998年以来就超过了10%。所有这些，无疑为中国居民尽快实现第三次需求结构的升级提供了强有力的金融支持。毫无疑问，这些新的消费需求，无不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建设、汽车、住房等新产业产生巨大需求；在巨额需求的牵引下，上述行业投资迅速增长是毫不奇怪的。

其二是城市化的加速。

从总体上看，改革伊始，中国便进入了城市化时期；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以后，城市化则进入了加速发展的通道。统计显示，中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17.9%稳步上升为2003年的40.5%。分析发现：中国城市化与投资率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其相关系数达到0.84。进一步的计量分析则发现：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投资率可上升0.88个百分点。这说明，城市化是导致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因素之一。

一系列证据可以印证我们的观点。证据之一就是，1980～2002年，中国机械产品价格指数从97.5上涨为209.0，在22年内上涨了1.43倍；同期，建材价格指数却从102.5上涨为392.9，22年上涨了2.83倍。这说明，在投资领域，对建筑材料的需求始终高于对机械产品的需求，建材价格上涨始终高于机械品价格上涨——这无疑是城市化加速的重要表征。

1978年以来，相对于消费品而言，资本品的价格提高得更快。这不仅说明价格机制在城市化过程中发挥了比较明显的配置资源的作用；而且告诉我们，如今令我们颇伤脑筋的资本品价格上涨过快而一般消费品价格水平徘徊的格局在中国早已形成，只不过最近几年表现得更为突出而已。

综合起来看，无论是消费结构的升级还是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其直接的影响，都是对社会基础设施、市政设施、房地产、汽车等行业产生了巨大的需求；基于这些需求，上述行业的投资才有了长期的高速增长。

问题在于，面对如此革命性的需求变化，中国的供给结构的调整却是相对迟缓的。一方面，满足传统需求的供应能力依然在扩大，这造成大量制造业生产能力的相对过剩以及相应的价格水平徘徊；另一方面，满足城市化和消费结构升级的供应能力一时间还难以有效扩张。在这种供求严重不对称的格局下，生产资料的紧缺便很自然，其价格上涨亦属意料之中。我们认为，当前中国少数产品供不应求和多数产品供大于求同时并存的局面，可以由此得到比较完满的解释。

正是在上述意义上，我们说，经济结构的调整是中国的长期任务。经济结构的调整无疑需要大量的投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将投资稳定在一个不低的水平上，应是中国今后若干年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之一。（摘自社科院《2005中国金融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