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正处于经济高速发展和制度转型期的中国来说，金融业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算过分。但在不断扩大开放的背景下，只有将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发展问题置于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中去分析，我们才能整理出更清晰、科学且贴近客观趋势的政策改进思路。本文只是对此做一尝试性探索。

一 全球化与中国经济

全球化是一个以全世界为同一舞台各个民族国家间进行人员、动植物、物品、资金技术、文化、制度交流的过程。它以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为起点，迄今已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492年到1949年苏联宣布成立以东方阵营国家进行内部贸易的“经互会”、形成所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个平行市场”为止，共历时457年；第二阶段从1950年到1989年12月美苏宣布放弃冷战，导致东西方两个国家阵营彻底消除，历时50年；第三阶段从1990年至现在，全世界主要经济体包括中国，摒弃对抗性思维，开始向1941年8月11日美英联合发表的《大西洋宪章》中强调的“人的权利和尊严的自由主义原则、民族自治和自决原则”以及“保障所有地方的人在免于恐惧和不虞匮乏的自由中，安渡他们的一生”的社会目标这种价值观上靠拢，并在该价值观主导下调整各自的经济、社会、政治体制。

中国是一个具有5000年悠久历史、长期以来一直以农业文明著称于世的国家。在长期的封建法权关系背景下，中国尊亲的儒家文化和以地主为统治力量的社会环境，不仅限制和扼杀了应当早于欧洲就出现的自发式商业文明和工业文明，而且还在1792年，以乾隆皇帝拒绝英国特使马嘎尼尔访问中国时提出的平等通商请求，而错过了使中国经济融入全球化的第一次历史机遇。而这次和平融入全球化机遇的丧失直接导致了48年之后的资本主义强国以炮舰敲开中国市场大门的鸦片战争。作为封建帝国的最后一个王朝——清朝，它的灭亡实际上是闭关锁国政策及地主为政治代表的土地法权时代的结束。但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者它可以自发产生却不可能自然地取得统治地位。在中国，新生产关系的代表者统治地位的确立问题在1912至1949年共30多年的内战中才得以解决。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民族又面临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但是，由于毛泽东在延安时期就宣布了“一边倒，学苏联”的基本方针，这使得新中国的经济体制从一开始就走上了计划管制和不对西方世界开放的封闭僵化发展道路。从1949年起到1978年整整30年时间里，中国经济同苏联、东欧及其他选择社会主义道路国家的经济一样，始终处于一种粗放成长、效率低下的状态。这说明，以封闭运行和计划管制为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已遭遇了历史性失败，中国也相应地损失了30年可以大有作为的发展时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不仅有二战战败国日本和联邦德国重新振兴了经济，就连一些基础条件较差的市场经济体也因利用国际化背景以自由开放性的经济政策实现了经济腾飞，如香港地区、台湾地区、新加坡、韩国、泰国等等。

1989年，当中国已经历了11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苏联和东欧这一东方阵营由低效率的经济体制开始彻底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历史事实已使人们认识到：谁压制市场或无视市场的力量，谁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

东方阵营的解体标志着冷战时代的结束，和平条件成了全球化发展第三阶段的客观推动因素。回顾1492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可以看出，在全球化发展的第一阶段即1492～1949年，这一时期人类社会的文明交融总是呈现出以工业文明为基础，以贸易关系为导向的基本特征。早期发达国家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难以遏止的原材料需求和市场销售的必要性，因此，经济规律迫使这些国家用和平或武力的手段去实践这些客观经济要求。而在1950~1989年这一全球化发展的第二阶段，我们看到，冷战思维和所谓“两个平行市场”的存在，使得全球化在世界上的推进及受阻呈现出政权导向的特点。全球化作为一种自发的世界发展潮流，经济一体化只是它的基本内容之一，在推动过程中，它会更多地表现为一种具有普适性文化价值即自由、民主、公平及追求福利等观念的认同和接受过程。一旦各个国家的统治者以某种对抗的意识形态来看待全球化并进而表现为国际关系中的冷战思维，全世界的正常资源不仅会在流动中受到阻碍，而且还会产生大量的错误配置现象，例如，当年东西方两大阵营的军备竞赛，其直接后果就是巨大的资源浪费以及低效脆弱的传统计划体制的潜在经济危机。

从1985年前苏联元首戈尔巴乔夫承认在“地球村时代全人类的利益高于阶级利益”，到1989年12月美苏宣布放弃冷战，全球化发展由主权导向的第二个阶段开始转向已消除了大范围政治和意识形态冲突的且由资本、信息及技术导向的第三阶段。

中国自1978年开始施行改革开放政策，而这一政策首先建立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而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治路线的基础之上。

在改革方向的选择上，中国以经济体制改革而不是政治体制改革为长期重点；在部门顺序上首先从农村开始，让农民长期承包土地自主决定生产内容并享有绝对的剩余产品支配权，从而率先解决了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吃饭和农副产品供给问题；在改革的步骤上，中国选择了一条具有独创性的渐进式改革方式，从而保证了全社会能在一个稳定、连续的制度转型中达到逐步振兴和繁荣的目标。

开放既是发展经济的手段，本身也是一种超越原有封闭发展模式的改革。

25年来，中国在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中，主要采取两种驱动方式：一是用区域率先开放的方法吸引国外的直接投资，以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要素成本形成具有强大价格优势的可贸易产品出口；二是借用外债及吸纳一定量的证券投资。

在20多年的时间里，中国一直以谨慎的态度运用外债和吸纳证券投资手段，使短期外债总余额的比例一直保持在1∶3左右，短期外债余额占外汇储备总额的比重则为低于40%。在外资利用方面，外商直接投资这一最为安全的资本流入形式一直居于绝对主导地位。

国际资本流动是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向的金融指示器。由于资本项目的管制，国际上以短期投机为目的的游资一直还无法直接进入中国，但对长期直接投资，中国一直采取的是鼓励政策。因而，近些年来，中国已成为全世界最有吸引力的外商直接投资场所。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具有四大比较优势：（1）便宜且具有近乎无限供给趋势的劳动力；（2）由各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竞争形成的低廉的土地要素价格；（3）连续25年一直保持的世界第一经济增长率、排名世界第二的居民储蓄率和潜力惊人的国内市场容量；（4）超稳定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环境。这四大比较优势使中国一举成为世界上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

中国本来就具有极高的内源融资能力，在多年经济高速增长的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的大量进入，实际又形成了巨大的外源补充储蓄，在这种条件下，中国经济一直保持了足够的上升冲力，即使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期，中国经济仍然呈现出8%左右的高成长速度。目前，中国的年GDP总量已跃居世界第四，仅次于美、日、德三国，至2010年又将移位至第三；钢材、煤炭、铜的消费量已位居世界第一，石油进口位居世界第二，在该四大类商品的全球资源类产品价格体系中，中国已成为最重要的喊价力量；在许多轻工业产品的产量上中国都占据了世界第一的位置，；连年贸易顺差和强制结售汇制度还使中国具有仅次于日本的外汇储备总额（见图15-1）并成为美国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之一；今后，一旦人民币汇率调升，中国企业还将成为世界资源性产业的重要投资者和新技术装备的重要采购者。总而言之，尽管中国仍然是一个人均收入水平刚刚达到1000美元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它的经济总量及增长势头已使得自己成为世界上任何重要经济体在平衡全球经济政治关系时不能加以忽略的重要角色。

二 中国金融市场开放：内容、步骤与策略

中国自1978年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初始阶段，在沿海14个开放城市中吸纳的国外直接投资所涉及的只是实体部门项目，银行、保险、证券业这三大金融行业向外国投资者开放的实际开始时间则要晚得多。从法律意义上说，金融三个行业的规范性开放只能以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真正开端，也就是从2001年12月11日起，这种金融市场对外开放的进程才真正开始。

从理论上分析，一个国家的金融开放可以细分为两部分：一是市场开放，即允许外国投资者以独资、合资、入股或兼并收购等方式进入银行、证券、保险等金融服务产业；二是资本项目开放，其根本标志是允许短期资本自由进入或流出。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研究，一个国家从金融市场开放再到资本项目开放，中间最好经历10~15年的过渡期，这样才能使开放国家的监管当局及市场参与者积累足够的经验以用于应对资本项目开放后短期资本骤然流出入可能形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冲击。中国决策层从一开始就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在加入世贸组织谈判之前就已确定了管住资本项目，同时按国际服务贸易的规则以渐进方式开放金融市场的策略。

在加入世贸组织之前所进行的双方和多边谈判中，中国政府根据本国实际争取获得了发展中国家待遇，因而在开放的时间表上为金融部门安排了五年的开放过渡期，即自2001年12月11日至2006年12月11日的五年时间内，对申请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外国投资者采取审慎态度在不同的地区不同行业分步骤准入的原则。从三年多来的实践情况看，在行业顺序上，保险业开放进度最快，其次是证券业和银行业。

近年来，每年都有大量的外资银行申请在中国开设分支机构，但监管部门每年批准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外资银行数额大约为10家左右。监管当局之所以有意压低可能对中国各商业银行产生竞争压力的外资银行的进入数目，其用意主要是为了充分利用加入世贸组织的五年过渡期对本国的银行业进行体制改革和素质强化。中国是一个间接融资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在全社会金融资源中，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的比例大体为10∶2，这说明银行在整个金融体系中具有无可比拟的重要性。这种重要性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1）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实际上也是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过程，计划配置资源一旦让位于市场配置资源，财政主导货币投向就自然要让位于信贷主导货币投向。在这种环境中，银行系统在资本市场尚不发达情况下就成了全社会储蓄的主要集中者，贷款则成了推动储蓄转化为投资的主渠道。（2）中国银行业的最大特点是国家垄断程度比较高。从全球视角观察，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政府都倾向于保留对银行业的控制权，主要原因是它们觉得这样有利于经济和金融安全。中国的情形也与此大致相同。除了担心银行业控制权放松会影响经济金融安全外，中国决策层还有一点考虑就是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问题。自1984年开始实行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灶吃饭”直至后来分税制的施行，地方政府及其统驭下的地方财政事实上已成了同中央政府和中央财政“相互对立”的一股博弈力量，地方发展目标因此也常常同中央政府代表的全局性发展目标出现利益冲突，这种利益冲突有时会导致投资和建设方面的规模和速度失控。一旦出现这种现象，银行系统、特别是以工农中建为代表的超大型国有商业银行，就会成为中央政府贯彻宏观调控意图的工具。因为只有这些产权单一、分支机构发达、人事权由中央决定的垄断金融机器还具备那种垂直领导、条条指挥的组织架构，中央政府可以保持如臂使指式的领导能力。（3）银行的重要不仅在于它具有集中储蓄和配合宏观调控的功能，而且还在于在25年的改革中，从客观上看，银行也为政府支付了大量的改革成本；从主观上说，在市场经济早期，由于管理和经营上的失误，中国的银行业特别是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系统均累积了巨额的不良资产，这种高比例的不良资产使中国的银行业蕴含了极大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本来，中国的证券业和保险业也存在巨额亏损情况，但由于这两个行业在中国金融总资产中所占比重较小，因此，只有银行系统的高比例不良资产才能对中国的金融安全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从负面上显示了银行问题的重要性。正是由于以上三点考虑，中国决策层在金融市场开放的行业顺序上把银行业的开放置于比较靠后阶段，以求获得更多的内部结构调整时间。

从广义上分析“开放”，除对外开放外，还有一个对内开放问题。

按照市场经济的标准定义，在鼓励自由和竞争的同时，用民营资本对国有企业进行改造也是处于经济转型期的中国在价值理念上融入全球化的一个方面。我们业已看到，在过去一些年中国与外国发生的一些贸易争端中，有相当一部分争端就是源于一些市场经济国家对中国国有出口创汇企业抱有其必定享受政府补贴，因而在国际市场上同外国企业进行不平等竞争这种已经难以改变的看法或成见。再比如，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有许多技援性项目就是指定要以民营企业为支持对象。这些情况说明，中国决策层业已确定的在竞争性领域中实行“国退民进”的方针，既有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内在推动力，也有适应全球化价值观这一客观环境的外部压力在起作用。当然，在过去若干年中，这种以“国退民进”为基本特征的结构性调整主要侧重于实体经济部门，而对金融部门来说，中国对内开放的进度要大大慢于对外开放的进度。近年来，在保险业和证券业，对内开放即在允许民营资本创立机构方面放松管制的特征还比较明显，对银行业包括农村信用社类机构，监管当局则一直实行较严格的行业准入控制方针。我也一直认为，从中国国情出发，在金融组织体系对内开放顺序和步骤等方面实行降低保险、证券行业进入壁垒的同时严格控制民营资本新设立存款货币机构，这套策略有相当的合理性。因为存放款机构比之保险、证券机构更容易形成系统性金融风险，特别是在目前中国全社会诚信水准较低且银行业职业经理人市场尚未形成的情况下，对新设法人机构严格控制，这样，既可以避免由银行业新进入者的败德行为引致的金融风险，又可以将有银行业投资倾向的民营资本引导到对现有的存款货币银行进行股份制改造的方向上来。

尽管在经济学界仍然存在若干认识上的分歧，但中国的决策层在优先考虑银行改革、在银行改革中又以工农中建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产权和出资人制度改革为重点方面，思路是非常清晰的。现在，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在股份制改造方面已迈出了第一步，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也在加快改革步伐。可以说，这四大行的改革动作直接影响着中国总体金融改革的进程，从目前情况看，这四大行的的改革表现和经营业绩都在朝好的方向发展。

农村信用社就其业务本质说就是以农村、农民、农业项目为主要存放款对象的地方性银行。继八个省份行政管理权下放给省政府的试点经历了一段时间后，自2004年9月开始，全国各地（除海南省外）农村信用社的行政管理和业务监管权已全部下放给各地省级政府。农信社系统改革也是中国银行业改革的一项内容，中央政府将管理权移交给地方政府，有利于地方政府在运用支配本地金融资源时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现在，一些农村金融改革研究者提出的主要质疑是：八个试点省试点的时间还不够长，农信社管理权移交地方后改制、经营及监管等方面可能遇到的问题暴露得还不够充分，地方政府会不会过度地运用行政手段干预信用联社的经营活动甚至像20世纪90年代初期那样再次将其作为给地方政府经济建设买单的工具？农信社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能否成功地处理不良资产和增资扩股？早在几年前，分支机构遍布全国各个市县的工农中建四大行就出现了网点撤并收缩的举动，它们的县级支行只要出现难以扭转的亏损，一般就用简单的撤消机构的办法来解决，这一措施本身无可指责，但在被撤县、市也因此出现了金融服务机构不足的现象。这样的环境给农信社系统提供了相当的发展机遇和空间。如果农信社的此番改革能获得成功，中国农村的金融服务水平提升及全国部分县以下地区金融服务不足问题在相当程度上有望得到解决。

前面已经讲到，中国的总体金融开放可划分为市场开放和资本项目开放两大基本阶段，而金融市场开放又可以划分为三个小的阶段，即：（1）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01年12月为开放初期的认识调整和局部试验阶段；（2）2001年12月11日至2006年12月11日为加入世贸组织协议生效后的市场开放过渡阶段；（3）2006年12月至中国资本项目完全放开管制，为市场开放的完成及资本项目放松管制的准备阶段。我们有理由认为，只有到了中国资本项目管制完全取消、资本自由流动的目标完全实现以后，中国的金融业整体开放的目标才算最后实现。现在，我们处于金融市场开放的第二阶段的后期，也是中国总体金融改革中的最关键时刻，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厘清思路，加速结构性改革，为金融市场全面开放期到来做好必要的内部准备。

三 总结经验教训，提高金融改革质量

据一些研究者称：发展中国家在实施金融改革和开放时的通病是缺少整体规划和清晰的思路。用这一论断检验中国20多年来的金融改革政策研究和实际发展道路，我觉得，此评价虽不中，亦不远矣。

邓小平在提出中国改革和开放的基本国策之初就用生动的语言“摸着石头过河”准确地概括了中国经济转型的渐进主义策略和试错方法的本质特征，在金融改革和开放中，这一策略和方法论特征表现尤为突出。

中国的改革从事关10多亿人口吃饭问题的农村开始，然后才到城市；在城市改革中，先从实体部门中的国有企业开始，然后才延展到金融服务领域。通常，金融改革以1984年决定中国人民银行转化为中央银行为起点。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以及调控和监管体系都出现了十分巨大的变化。关于成就，可以从主流媒体及官方出版物中去查阅，在这里，我只想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对发展中出现的失误及现存问题进行一下简单分析。

在20年的时间里，中国金融组织体系一直处于不断变动和调整过程。1984~1993年是金融机构审批的宽松阶段。在近10年的时间里，存款货币机构除工农中建四大行外还出现了股份制商业银行、众多的城市信用社、信托投资公司；非存款货币金融机构有大量的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等。金融组织体系在这一时期明显地带有市场经济早期容易出现的盲目扩张、管理混乱和监管缺位特征。1993年以后，原有的地方性信托投资公司和城市信用社普遍出现了风险暴露现象，因此，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前，中国的存款货币机构就进行了以上收地方政府金融支配权为内容的清理整顿。并且，在强化监管的同时，又成立了三家政策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及若干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原来的城市信用社除少数县城的信用社尚保留外，其余皆在监管当局的统一指令下被取消独立法人地位合并成地方性商业银行。四大国有独资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造则进展缓慢。这段时期的存款货币机构改革虽然已经注意了股份制的重要性，但除了中国民生银行在设立之初就以民营企业为基本出资人以外，其他的10余家股份制商业银行仍然存在着国有企业出资人占绝大比重的情况。在这种条件下，出资人国有性质使得这些已经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商业银行空有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形式但在运营机制上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因为产权的同构性和预算软约束弊端使得国有企业的出资人不可能对这些已经“改制”了的银行产生强制性经营管理压力，加之“党管干部”原则下上级组织部门对这些银行的行长副行长的任命机制，人们有理由认为，中国商业银行业已实践过的股份制改革并不怎么成功。

金融市场体系建设的整体进展至今仍不甚理想。对一个地域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存在着梯度差异的转型国家来说，金融市场体系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是资本市场。由于存在着1000多万家中小企业，这种微观经济基础产生的庞大的融资需求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体系以与之相适应。但中国自1991年建立股票市场以来，既在市场功能的定位上存在着为国企改制甚至解困服务的严重偏差，又在上市公司股权的设计上人为地将之割裂为流通股与非流通股，使得这个市场很难有效地发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强化公司治理的作用。此外，按照先进国家改善一国工业基础提高国际经济竞争力的基本经验，如果能通过鼓励创业投资活动并建立多层次、多元化的资本市场，主要为那些吸纳高新技术具有风险承担和成长导向作用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服务，一个经济体就能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迅速取得改良经济结构的明显成效。但中国在推动创业投资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方面还一直缺少切实有效的政策行动。早在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文件《关于科技管理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我们就引入了“创业投资”的概念，但是，决策层并没有将创业投资体系的作用提升至国外所说的“新经济孵化器”的认识高度，因此，在近20年的时间里，中国大陆的创业投资活动仍处于低级阶段。可以认为，缺少为成长导向型中小企业服务的制度化市场平台，这是中国金融市场体系最大的缺陷。

中国决策层一直都非常重视金融调控和监管体系的建设。20多年来，经过实践和探索，中国已形成了“一行三会”（中国人民银行、证监会、银监会、保监会）的金融监管格局。从目前情况看，这一格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以下两点：（1）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还没有在决策机制上得到体现，一些重大的货币调节措施出台总要经历部际协调和国务院审批这一较长的行政时滞，从而容易在某些时期内错失恰当的宏观调节时机。（2）“一行三会”的格局本身就有一个金融调控的协调成本，在微观金融基础中，中国的分业经营模式正在悄悄向混业经营模式转化，这给“一行三会”这一条条分工制度下的监管操作实践带来了一些困难，赢利性金融机构一旦出现严重风险、大额坏账甚至倒闭威胁时，从监管责任划分到实施救助，都会产生许多麻烦问题。

以上谈到的金融组织体系、市场体系及调控和监管体系中的一些现存问题肯定会以不同形式对金融体系的运行效率产生很大影响。

2003年春季，中国曾遭遇“非典”疫情的严重威胁，同年6月疫情结束后，经济增长突然发力，到年底虽然GDP增长率达9.3%，但却出现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大宗原材料由于紧缺大幅涨价，全国24个省区出现电力不足等结构失衡瓶颈制约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是各地方开发区建设、城市基建及房地产投资和汽车工业的增长速度过快，而这种局部经济过热的背后推动因素则是地方政府主导的地方性建设项目投资和起支撑作用的银行信贷扩张。2003年全年，银行贷款新增总额达2.8万亿元，增速为23%。进入2004年，经济运行的惯性有增无减。例如，至2月底，地方项目投资增速高达64.9%，而中央项目投资增长却只有12.1%，银行信贷增长也依然维持在23%左右。这一经济背景就是中国决策层果断决定自2004年3月开始实施温和紧缩性宏观调控的基本原因。

一个国家，如果经济能始终保持足够的上升动力，这本来是好事，但2003年6月至2004年第1季度中国经济出现的部分行业过热却因各地盲目上项目乱铺摊子反映了一种全局性资源浪费。这种全局性浪费在各种交错发挥作用的市场关系中不但得不到有效遏制而且还带有自动加速效应，这就说明，肩负资源配置向导职责的金融体系中存在着巨大的缺陷，即：迄今为止，它还不具备资源配置效率提升的自调节能力。在20多年的改革中，我国的金融体系无论从微观基础、市场平台还是参数型调控机制等方面还没能具备自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功能这个事实，也是中国金融改革质量不高的最好说明。

现在距离加入世贸组织后金融市场开放过渡期的结束时间不到两年，在这一年多时间里，中国的最紧迫任务就是在有限的时间内不断提高金融改革和开放的质量。

四 顺应全球化潮流，抓住提升金融体系效率的关键环节

中国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已超过1000美元，据研究，这一人均收入指标在由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时，既是一个国家的经济起飞期也是经济金融危机的高发期。现在，中国决策层已确定了清晰正确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对外力求“和平崛起”；对内实现“稳定振兴”。“和平崛起”就是不轻启兵衅，“稳定振兴”就是避免金融危机。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教训看，要成功避免金融危机关键在于主权信用是否牢靠，国家财政是否坚实，金融体系能否尽力消除脆弱性并提高运行效率。

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否脆弱，关键要看它的风险掌控水平高低和抵御外部冲击能力的大小。从近20多年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实践看，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国家比银行主导型体系国家的风险掌控优势更明显些。因为社会信用过度集中在银行系统，银行系统中占比重较大的机构一旦出现流动性危机或支付性危机就会产生难以消除的传染效应进而威胁国家的金融安全。而在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中，直接融资机构出现的个别风险甚至是出现市场行情危机，其牵扯的对象往往是分散的投资者，只要不出现大规模的资本外逃，它就不会出现间接融资中的挤兑式危机传染过程。从这一点说，中国在金融体系的重新构造中最重要的前提是能不能将市场主导型金融体系建设当成今后金融改革和开放的发展方向。

假若金融体系能消除明显的制度性缺陷并避免了“自我生成式”系统性风险，那么显然，实体经济部门的状况即金融机构的客户基础质量就会成为影响一个国家金融体系健康状况的决定性环节。在一个以市场为配置资源主要方式的经济体中，实体经济部门作为社会经济领域中的供给方，它的结构优化状况总与金融体系、金融市场的资金分配结果息息相关。因此，我们越重视社会总供给的重要作用，就越要将金融部门的分配效率当成中国经济转型期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从目前情况看，提高金融部门的分配效率就是要在认真总结过去20多年全世界经济金融发展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制定一个重点明确的改革构想。

20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格局是在其最后20年的国际经济竞争中确定的，在这最后的20年中，最具影响力的趋势性历史性事件大体有三：一是制度改革潮流；二是新技术革命催生了所谓的“新经济”；三是频仍的金融危机。

制度改革起初表现为中央计划经济体向市场经济转型，后来，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一系列金融危机后，包括世界第二经济强国日本、亚洲新兴市场国家及南美洲的巴西、阿根廷等国在内的许多国家也相继提出了紧迫的结构性改革问题，甚至欧美一些发达国家也开始实施金融政策方面的调整。这些改革和调整无论是发生在原计划经济体制国家，还是发生在存在经济结构缺陷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反映了各个经济体为追求发展效率而被迫进行体制调整的客观趋势。而新技术革命催生的所谓“新经济”——虽然这种“新经济”人们只是在美国看到了它的基本轮廓——则从经济发展的实绩上证明了知识、信息和新技术作为经济成长的内生变量，对一个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已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金融危机，这是全球化、经济金融化背景下虚拟部门的相对独立运动对实体经济部门结构缺陷及其风险暴露的信息表达方式。金融危机一旦爆发便会产生国际性传染，但所有的金融危机都会成为爆发国家进行结构性改革或结构性调整的巨大助推力量。

上述三大趋势所形成的国际环境实质上也是中国参与21世纪世界经济竞争的外部初始条件。

认真审视中国经济现状，我们会发现：上述外部初始条件也大体规定了今后几十年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三大课题，这就是：（1）按市场经济规律深化改革、扩大开放；（2）将鼓励科技创新、科技成果市场化、产业化当成调整经济结构提升经济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手段；（3）在降低金融风险的同时，提高金融体系运行质量，改善实体经济部门的资源配置效率。毫无疑问，中国无论从增长速度、社会稳定程度还是从总体实力、世界性影响等方面说，都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当务之急就是抓住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通过深化改革将制度因素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运用金融财政税收等一系列政府可控制的政策工具，刺激科技创新与科技成果转化，将科学技术这一第一生产力切实变成提高国家经济核心竞争力的物质力量。

各国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证明：无论是经济制度的选择结果还是科技作用的发挥程度，都依赖于各国政府在一定历史条件下所采取的经济政策。从实践结果说，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方面，有的成功，有的不甚成功甚至失败，原因就在于它们在一定的国内发展初始条件及国际环境下存在着政策选择的差异，这种政策选择差异一旦形成了不同的竞争优势和劣势，就会对各个国家以后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

如果以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为时间起点分析中国经济的内部初始条件，我们会得出如下结论：（1）中国是一个已初步走上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2）中国的产业结构正面临着由传统的数量推动型向现代的以技术进步为发展动力的质量推动型经济转化的调整难题；（3）对于中国的决策层来说，目前应该以全球化、经济金融化和科技对经济发展愈益重要为背景找到一个能对体制改革、新技术应用及金融深化这三大课题的完成产生决定性影响的关键环节，并制定行之有效的组合政策付诸实施，以在现有的要素禀赋条件下的国际经济竞赛中赶超先进国家并力争取得竞争优势。

我认为，这个“关键环节”就是创业投资体系建设。

为什么创业投资体系建设能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环节”呢？

首先，创业投资以极具成长潜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为主要投资对象，在现代经济发展中，有许多高新技术的市场化、产业化推广是由那些创新型中小企业完成的。在制造业的各个领域，尽管有许多大型企业也十分重视研发资金的投入，但这些投入一般情况下都是为这些行业、企业已有产品的深度开发、技术升级及产品换代服务的，而在世界经济史上最近30年中，有许多高新技术具有独创性或者说具有“横空出世”的特点，这类技术可能与传统产业的大多数产品间并不存在紧密的发展延续联系。因此，也很难得到传统行业中有实力企业的资金支持，只有那些肯承担技术风险和市场风险的中小企业才敢于吸纳这些技术。然而，在各国现有的金融体系中，除大企业资本外，无论是银行资本还是主板股票市场中的资本又主要服务于成熟企业或低风险企业，这就在客观上对创业资本——这种以权益投资、肯承担长期风险的资本运动方式提出了供给要求，创业投资的发展自然也成了那些尚无确定市场前景的高新技术应用转化的资本推动力量。从全世界创业资本所支持的高新技术项目看，这些高新技术项目很多都具有原创性，正是由于原创性才使得这些项目的市场化、产业化具有高风险性。而高风险性则产生两个后果：一是失败率较高；二是成功项目的高风险溢价又必然使创业投资活动成为新式投资银行业务领域中的高回报行业。这种高额投资回报不过是许多成功的原创性高新技术市场推广收益的再分配。因此，创业资本所支持的高新技术项目成功后的高收益会对一个经济体内的科技创新产生强烈的刺激作用。这就是我们所常看到的现象：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创业投资体系越发达，它的科技创新就越活跃，技术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就会越高，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贡献率的大小则代表了一个经济体核心经济竞争力的强弱。

其次，一个经济体要建设一个完善的创业投资体系必须对传统的金融体系进行重新构造，其核心内容就是构建一个有效率的、多层次的资本市场。即不但要有为较成熟的大中型企业投融资服务的主板股票市场，还要有功能完备的为中小型企业服务的二板股票市场及地方性的场外交易市场，其中后两类市场是创业投资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个经济体无论是出于为创业投资体系配套建设还是出于为一般中小企业服务的动机营造二板市场，其本质都是一种资本制度的供给行为。在金融部门已成为现代经济体系资源配置主导机制的今天，发达完善的资本供给制度及相应出现的金融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会不断刺激实体经济部门中的企业，使其产生强烈的创新竞争行为，从而产生良好的经济结构调整效果。因为，资本市场是一个面向公众的价值平台，它不仅提供企业的各类风险信息，而且还能提供企业成长潜力信息，在一个相对规范、透明、严格的监管框架下，资本向相对收益较高领域流动的特性会自动甄别投资对象，产生企业融资竞争中的优胜劣汰效果。这在客观上会形成一种高成长性企业和高收益项目受到市场追捧的局面，这种企业价值的公示效应会通过资本市场中的资产价格行情传达给广大投资者，一个经济体的资本市场的发展如果比较规范、信息量充分透明，资本市场上各类企业价值的变化、各类行业板块行情的变动就会对一个社会的储蓄—投资转化流程及资本支出方向产生重要影响。按照一般规律，一个经济体中资本市场在金融资源分配中所占的比例越大，它的现代化程度就越高。直接融资在全社会投融资比例中占50%或50%以上，这是发达市场国家的基本经济特征之一，计划经济体制国家以市场压制为本质特点，而转型经济国家则以重点发展市场调节体系为改革的基本任务。在金融资源分配上，转型经济国家在相当一段时期内要以间接融资为主要手段，但发展直接融资完善资本市场体系必然是这些国家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从这一点说，创业投资体系建设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都既是一种制度上的进步，又是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这种制度改进效应和资源配置效率提升效应对任何体制背景的国家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再次，培育创业投资体系也有利于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这一点，对现阶段中国的经济发展具有极为特殊的意义。我们都知道，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一旦出现金融动荡或金融危机，尽管发生这类事件的直接诱因可能是金融政策的失当，但最终根源都是经济发展基本面中的战略方针偏差及由此造成的结构性矛盾。例如，东南亚国家的1997年金融危机，表面上是这些国家资本流出入管制政策出现失误，实质原因是这些国家在实施赶超战略中只重视吸引外资和助长泡沫经济的短期资本投入而忽略了产业结构的技术升级和新技术应用。因此，一旦遭受外部金融冲击，经济和金融体系的脆弱性就会立即暴露，并形成对经济和社会安全的致命威胁。再以日本为例，日本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强国，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近30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了旺盛的经济发展势头和令世人瞩目的高生产率。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本经济却一直徘徊在景气低迷和金融危机的泥沼中，直至今日，仍未见好转。仔细研究日本经济发展的教训，我们会发现，日本经济在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及80年代这30年中所实现的高增长奇迹在很大程度上都得益于日本政府（大藏省）控制的金融体系特别是银行体系以“主办银行制”对大企业出口导向战略的强力支持。这种强力支持与基础性科研投入相对滞后及对创新型中小企业重视不够形成了很强烈的反差。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又出现全社会货币流通速度下降、大量货币资金流入股票和不动产投资领域等畸形现象。这些，实质上已埋下了日本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隐患。以上是两个反面的“教材”。我们再举两个正面的案例，一个是1997年金融危机中的中国台湾地区，另一个是战后第十次经济衰退中的美国。1997年7月自泰国开始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几乎对东南亚所有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都造成了重创，但台湾地区经济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害，为什么？原因就在于台湾地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创业投资为轴心，在台湾工研院、新竹工业园和多层次资本市场的支撑下对其产业结构进行了彻底的调整，形成了一个以轻型化、高技术投资为特征的新技术连动体系，因此，具备了较强的抗外部冲击能力。我们再看美国，美国自2000年4月出现股市狂跌以来至2001年4月就宣称进入战后第十次经济衰退，但仅仅过了一年时间，到2002年4月，美国就在该月实现了经济增长率达5.6%、劳动生产率增长8.6%的经济业绩，这使那些对“新经济”抱怀疑态度的人不得不重新调整思维！人们都知道，追本溯源，美国经济快速复苏及高生产率的背后，起作用的仍然是强大的创业投资体系和金融市场支持的技术进步贡献率。前面两反两正例子说明，在全球化及经济与金融已紧密融合的现代经济条件下，尽管金融部门在衍生品等领域已显现独立运动特性，但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安全基础还在于经济的基本面，还在于产业结构的合理化和技术升级水平，一个经济体如果能通过创业投资体系的建设来推动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并由此强化工业基础，就能够有效地降低系统性金融风险。

五 结语

一个具有广袤领土和13亿人口的大国每年保持8%左右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2003年以来的经济运行实践业已证明，中国要支撑这样高的经济增速在多项不可再生性资源的供给方面还存在很大缺口，因此，必须立足于全球化将本国经济更顺畅地融入世界市场。除了从国外获取稀缺资源和销售市场的动机外，中国还要更多地获取高新技术，特别是学习先进市场经济国家高效率成长的治国经验，通过金融体系的改善不断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用诱导金融资源更多地流向高成长性产业的办法调整目前这种低价、低端、低附加值的产业结构和贸易结构。可以断言，什么时候我们的金融体系成了中国由低附加值产品生产大国转变为高附加值技术产品生产大国的有力保障，什么时候才可以说——中国的金融改革取得了成功。(王松奇)（摘自社科院《2005中国金融发展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