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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一百年的电影放进博物馆(图)
中国网 | 时间:2005 年11 月25 日 | 文章来源:新京报

2005年12月29日中国电影资料馆即将开馆,本报记者独家探访

“如果没有光,世界就无所依恋”,于是有了光,也就有了影。各种光与影的奇妙关系,为人类带来诸多乐趣,与此同时光影还成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

1895年世界电影在迎面而来的火车带给观者的震颤中诞生,1905年中国电影在前门大观楼影院完成了第一次投射。2005年中国电影博物馆开馆,100年的风雨历程、悲喜交集都放置到这个巨大的黑色匣子里,从舶来的“西洋影戏”到中国电影巡礼世界各大电影节,从短故事片的最初尝试到高科技虚拟电影……中国电影博物馆结集百年电光幻影,本报记者独家先探电影博物馆,并专访中国电影博物馆布展领导小组组长刘建中。

电影博物馆屹立于一片旷野之上,远远看去像巨大的黑盒子,设计简约、气势恢弘。在主体建筑前的广场上,有一道巨大的半透明连续屏幕,十个巨大的方框矗立延伸整个广场。

展馆中将模仿当初卢米艾尔兄弟放映《火车进站》时的场景,火车对面还有一个咖啡馆。摄影/本报记者秦斌

        电影博物馆主要功能是尽量复原和展示历史场景。

巨大黑盒子屹立旷野之上

位于北京市朝阳区南皋乡的中国电影博物馆占地面积3.45万平方米,投资3.7亿元人民币,建成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电影博物馆。它由国家广电总局与北京市政府共同建设,美国RTKL国际有限公司和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联合设计,主体建筑高31米,主体色调为深墨绿色。

与平面效果图相比,电影博物馆实际上屹立于一片旷野之上,因周围没有大的建筑物,远远看去像巨大的黑盒子,设计简约、气势恢弘。在主体建筑前的广场上,有一道巨大的半透明连续屏幕,十个巨大的方框矗立延伸整个广场。刘建中介绍:“(这个方案是)很多专家一起研究后投票决定的,非常突出电影的特性,光和影、黑和白的主题贯穿于整个设计。电影放映机最初就是在一个黑色盒子里完成的,这座建筑也模仿了电影在黑暗中被观赏的特点,远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巨大的黑盒子,非常有特点。”他还介绍,作为北京市政府规划的一部分,电影博物馆周边地区的规划也会进一步完善,特别是交通问题,现在机场辅路上已经有很明显的路标指示,今后在东五环入口处也能直接到达电影博物馆。

周总理最初提议为电影建博物馆鲜为人知的是,建设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动议最早是由周恩来总理在1958年提出的。刘建中介绍:“周总理最初提出时,各方面条件还不具备。改革开放后,在广大电影艺术家们的强烈要求下,中央领导同志也很重视,1998年,中国电影博物馆的建设项目终获批准。”中国电影博物馆于2002年11月22日正式奠基,经过两年兴建,2004年年末外部建筑完工封顶,2005年12月将完成全部内部装修及布展,12月29日,将在这里举办中国电影百年庆典暨电影博物馆的开馆仪式。

刘建中表示:“电影博物馆并非是专门为中国电影百年纪念所建,只是恰巧赶上了这个时间。

我们也实地考察过法国、日本等国的电影博物馆,他们的规模相对来说较小,不像我们的电影博物馆囊括了整个电影百年的历史,不仅使观者了解到电影历史,还可以了解电影制作的种种奥秘,可以说是航空母舰式的立体阵列。“

展品认真看的话一天都看不完

在中国电影的相关专业机构中,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电影资料馆承担着中国电影史料的收集和保存工作,而它是不对普通民众开放的。电影博物馆的落成,则有望在电影文物的展示和参与、吸引观众参与方面有所进步。

对于两者的不同,刘建中表示:“电影资料馆主要在于收藏,而电影博物馆主要是博览。对策展小组来讲,其实最费心的不是搜集材料,而是组织材料。在浩瀚的电影历史中选择哪些,如何布局,用什么形式展示,才是最核心的。电影博物馆是在电影史的基础上构建的,所以它不是专业机构,也不承担电影研究工作,主要功能就是展示。其实观众有兴趣来电影资料馆认真看的话,一天都看不完。”谈到电影博物馆的将来,刘建中表示,“作为大众的一种电影文化的设施,将来,博物馆也会把保存和展示结合起来,像故宫博物院一样,既是文物保存、研究,又是公开展示。”

将展出世界上第一台放映机

1895年12月28日,法国卢米艾尔兄弟的“活动电影机”在巴黎卡普辛路14号大咖啡馆里的地下室里做第一次公开售票公映,很快轰动巴黎,传遍全世界。于是1895年12月28日就被公认为世界电影的诞生日。电影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个拥有“确切”生日的艺术种类。

这次,中国电影博物馆特地从法国方面借到了这台世界上最早的电影放映机。据了解,卢米艾尔兄弟的放映机将在电影博物馆借展一年左右的时间。记者看到在早期电影的展示厅中,已经为它预留了位置,但还没有进馆。据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负责电影博物馆史料文物收集工作的朱天纬介绍“展馆中将模仿当初卢米艾尔兄弟放映《火车进站》、《工厂大门》、《水浇园丁》时的样子,特别复制了一个小的咖啡馆,其中连座椅都是按原件复制的,给观者身临其境的感受。另外一件比较珍贵的文物,是中国电影史上的标志性人物、中国‘第一代’导演郑正秋当年所用的写字台、书柜及卡片收藏柜,这是由郑正秋的曾孙提供给我们的,从上海用大卡车小心运来,应当说很珍贵的。”采写:本报记者张悦

中国电影博物馆设置

电影展览区

——展示中国电影百年发展历程。通过剧照、人物照片、拍摄场景、文物资料、模型等介绍中国电影各个发展时期的艺术成就。主要有电影的发明、电影传入中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至世纪末各时期的电影,港澳台地区电影,科教、美术、新闻电影等展厅。

电影展览区也展示了电影的“前世”,图为明朝皮影戏的展品。

展区内设计了一些场景模型,图为影史上影响深远的商务印书馆活动影戏部。

电影放映区

——设有巨幕影厅、数字影厅和3座100-150个座位的影厅,采用先进的放映、音响设备,可放映巨幕立体电影、数字电影和各种技术要求的国内外优秀影片。

放映区内的IMAX巨幕影院将是北京的第一家。

电影博览区

——以电影技术发展为主线,通过高科技手段介绍电影技术成果。采用观众可动手参与等方式,使观众体验电影是科技发展的产物,电影依靠科学技术的发展而发展,揭示电影摄影、录音、剪接、洗印、合成、特技、动画制作等奥秘。

博览区是博物馆内进展较为缓慢的部分,目前尚未有具体的布置。

结束语

为了明天的聚会

一直以来,我都认为,如果一件事被冠以时间观念,便会叫人感到沉重。就好像《大话西游》里的周星驰,非要给“我爱你”加上一万年的期限,才能叫人感到那份切肤刻骨似的。当然,也有些特定的名词在汉语语境里先天不能轻松,譬如电影和足球之类的。所以,提到“中国电影百年”,给我的第一印象总是那样庄严厚重,还带有几分压抑和委屈。

今天是2005年的11月25日,“中国电影百年”这个并不轻松的系列专题报道终于宣告完结,时间延续了20个月,数量总计270期。

在第一期见报的“中国电影百年”上,记得有片文章的标题叫“我们的一年,中国电影的一百年”。我们起先的计划是这个专题做满一年,结果现在做了一年零八个月,才终于正式收尾。如释重负的同时,也未免会对这个世纪话题多了几分感慨。

2005年,中国电影诞生的第一百年。在一片光鲜浮华的应景庆典中,反而更容易体会到沉重“百年”发出的一声叹息。

1905年,宫廷御用老生谭鑫培先生在北京的丰泰照相馆演了一出《定军山》,与平日不同的是,台底下坐着的不是一般的观众票友,而是一台卷着胶片的“活动箱子”。后来,这卷拍下《定军山》片断的胶片被视为中国最早的电影,谭鑫培是中国电影史上的第一位演员,而丰泰照相馆的老板任庆泰也顺理成章地当上了制片人和导演的鼻祖。

一百年后,我们能够将《定军山》的拍摄故事一而再地搬上银幕,却再也无法找那段验证历史的珍贵胶片,好在留下了谭先生提着大刀托着髯口的定妆照,为了各类电影书籍存下了一幅还算体面的扉页图片。据我所知,由卢米埃尔兄弟拍摄的《火车进站》,号称世界上的第一部电影,比《定军山》要早上十年,至今仍保存完好,今年还借着法国文化年之机来北京进行过展映。当然,在中国电影史上一并消失的还包括———最早的故事片《难夫难妻》、最早的出口影片《庄子试妻》、最早的武打片《车中盗》、最早的社会问题片《孤儿救祖记》,就连红遍大江南北一拍十八集的武侠神怪片《火烧红莲寺》也只剩下几段残片。

百年之后,中国电影留下来的是并不完整的历史,真正意义上的电影史也只有上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电影发展史》一部而已。仅仅以这样一部落于纸面且明显断代的史书,显然很难呈现出这一个世纪的中国光影,况且那些真正鲜活、生动的记忆也绝对要与如此严肃工整的文字绝缘。

即便如此,就像足球之于体育,体育之于民族精神一样,电影对一个国家文化的意义还是不言而喻的,这也应该是今年有那么多电影纪念活动的根源所在。尽管今天中国电影产业的家底还不够殷实,每年能够形成大众话题的作品更是凤毛麟角,却依然能屡屡占据各大报章文娱版的头条。

从2003年底到2004年初,我所在的新京报娱乐新闻部先后推出了“韩国电影百年”、“香港电影北上”、“中国电影加速度”三个大篇幅的专题特刊,都与中国当下的电影产业紧密相关。扫描现状的同时,我们更希望了解剖析电影产业在中国发展成型的来龙去脉,虽然谈不上问诊把脉,至少能够提供更多不同的思路。

于是,从2004年4月起,新京报推出了“中国电影百年”的大型系列专题,每天以一个版的篇幅出版。

在最初的设想中,无论策划开创这个专题的新京报副总编李多钰女士,还是参与其中的编辑记者乃至学术顾问,达成的第一个共识就是,“中国电影百年”不要做成电影史,也不是学术论文,而是以新闻的视角重现发现中国电影的百年历程。

如何在史料里发现新闻,如何让亲历者复原鲜活的历史,是“中国电影百年”开展工作的思路和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说,在将近二十个月的采访报道中,我认为收获与遗憾并存,程度基本属于对开。

收获方面,兼顾形式与内容。形式上,“中国电影百年”不同于以往的“电影教科书”或者“影史钩沉”,既有当下视角的审视,又有历史主角的现身说法,不是单纯的忆旧,也不是单一的坐地论道。简单说,立体而非平面。在“中国电影百年”的版面上,不仅有黎莉莉讲述黄金年代的世纪回忆,也能得到关于“荒岛时期”电影狂欢的启示,更可以见证一部《中国电影发展史》四十年伴随而来的思辨与反省。

内容上,“中国电影百年”的确着意于“发现”二字,不拘泥于作品人物的条框,以一个产业的视野重新搜寻有价值的内容,以人性角度捕捉历史背景下的个人感受。

譬如早期电影的报道,“中国电影百年”并未落足于那些无影无踪的作品,而以投资运作、市场反应等侧面呈现电影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即便我们今天已经无法看到《定军山》,也能感受到从大观楼到虹口影戏院的演变;即便四大女星的光环早已退去,却能发觉现今偶像剧和“鸳鸯蝴蝶电影”的渊源;即便“天一”出品的古装传奇“稗史片”多已失传,却依然能领略到邵氏兄弟当年抵抗“六合围剿”的意气风发。再比如“第五代”,我们没有选取他们功成名就的时刻,而以北京电影学院“78班”毕业为节点,展现这个特殊群体面临命运转变的不同感受。

再谈遗憾。最大的遗憾同样在于“发现”,纵观近三百期的“中国电影百年”,真正出挑的内容还远比不上按部就班的计划内容。像“远去的光影”这样关注电影生存现状的报道,像“八〇初类型片”这样重新审视发现进而重新引发行业讨论的报道,像世纪老人黎莉莉这样鲜活生动的人物报道,都还太少。

究其缘由,有我们自身电影专业储备不足的主观因素,也有时间紧迫人手有限的客观限制。对一份综合性日报的采编人员来说,几乎每天都要面临着一定的工作压力,参与“中国电影百年”的只有一位固定专职的记者,编辑们都还有其他负责的相关版面。以投入的人力和平均每周四个版面的出版节奏相比较的话,“中国电影百年”能够呈现出现在的效果,已经非常可贵了。“中国电影百年”工作持续了将近两年,期间参与具体工作的人员也进行过几次微调,版面细节和报道形式也小有变化,随之而来也出现了不少疏漏,在此向读者们表示歉意。

在告别的时刻,我要向所有为“中国电影百年”提供帮助的人士表示感谢,正是因为你们的关注参与,才使得这个专题能够顺利完成。

新京报副总编孙献韬曾指出“电影兴亡,媒体无责”,近两年的工作让我感同身受;电影导演陈凯歌在《中国电影百年》一书的序言中讲到,“一个被热爱的事物是不会消亡的”,我想这也是“中国电影百年”成型的根本缘由。“中国电影百年”行将落幕,中国电影的新世纪还面临着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的工作并非怀古忆旧,也没有“治病救人”的抱负,只当是为了明天的聚会吧。

□刘帆(娱乐新闻部副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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