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电影诞生100周年，本书是专为这一重大纪念而撰写的。书中介绍了五十余部中国电影的拍摄经过，它们不仅是重要的电影史料，也将使今天的影迷们产生兴趣。

第一部长片《阎瑞生》

从1920年开始，中国电影的拓荒者们在上海开始了从短片转入长片的试制，最早开始尝试的就是《阎瑞生》。事情是因上海一起谋财害命的案件引发的：洋行买办阎瑞生向妓女题红馆借了钻戒，抵赌未中，无法偿还。一个偶然的机会，阎瑞生在友人朱老五（上海闻人朱葆三的儿子）处遇到名妓王莲英，见她身上佩戴不少贵重饰物，顿起歹念将其骗来，半夜里在市郊勒毙，抢去身上的饰物后移尸麦田。事发后，阎畏罪潜逃，几经周折，终被捕伏法。此事在报端披露后成为轰动一时的社会新闻。上海新舞台的夏月珊、夏月润兄弟迅速将此命案改编成文明戏《阎瑞生》上演，卖座空前，竟历时半年而不衰。这一事件同样也引起了一群年轻人的兴趣，和夏氏兄弟不同的是，他们借此施展身手的天地不是舞台，而是银幕。这几个年轻人分别是陈寿芝、施彬元、邵鹏、徐欣夫、顾肯夫、陆洁等。他们认为，既然大家对阎瑞生案件这么有兴趣，把它拍成时髦的电影就一定更会引起轰动。年轻人敢想敢干，雷厉风行，很快就在上海的南京路西藏路口的一条弄堂里，打出了“中国影戏研究社”的招牌。陈、施、邵、徐四人都在洋行供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平时也都嗜好外国影片，顾、陆两人更是超级影迷，他们一个当律师，一个任职于青年会，但他们的电影知识，在当时的中国绝对属于“专业”级水平。他们起意拍片，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21年他们联手创办的《影戏杂志》，被电影史界誉为“中国第一本电影专业刊物”。

1921年7月1日，《阎瑞生》首映于夏令配克影戏院，受到观众热烈欢迎，结果连映一周，成为当时轰动影坛的一件盛事。有人在报上发表评论：“剧中之情节，编制尚紧凑。演男女各员，均能适如其分。就中主要而最精彩者，为饰阎之陈君，神情状态，活画一堕落青年，观之殊足发人深省，至面目相类真阎，尤其余事。”又说：“一切布景均与西片相仿，殊与各舞台之乱七八糟者，不可同日而语。国人自摄影片，竟能臻此境界，殊出意料之外。”《阎瑞生》片长十本，放映时间两小时左右，是中国影坛第一部长故事片，标志着中国电影尝试时期的结束和发展时期的开始。

风光宣传片《湖边春梦》

1927年春，田汉怀着自主进行艺术创作的憧憬，曾接受南京某些官方人士的交换条件，赴金陵就任南京政府总政治部宣传处艺术科顾问，主管戏剧股。孰料，数月之间，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田汉的一切幻想皆成泡影，终于一事无成，重回上海。田汉的南京之行，当时曾引起各方友好的议论和责难，田汉自己也“一时沉入非常幻灭之中”。影片《湖边春梦》即创作于此时，故带有浓郁的感伤色彩。

明星影片公司对该片非常重视，请田汉的老友卜万苍执导，男女主角则由风靡一时的艳星杨耐梅和崭露头角的小生龚稼农担纲。为了使影片在景观上标新立异，“明星”当局还决定重要镜头均在外景地杭州实拍。十余天中，不但将苏堤春晓、平湖秋月等西湖十大胜景一一摄入镜头，其余如石佛山上沿崖壁刻的石佛、西泠桥畔的苏小小墓、岳王庙、宝塔、灵隐寺、虎跑泉，乃至秦桧、张俊等人的跪像等，均无一遗漏，并由杨耐梅所饰演的美艳少妇，穿插介绍古迹佳话和风土人情，使没有到过杭州的观众，看了影片也恍如来到了美丽的西子湖畔，纵情游乐于湖光山色之间。难得的是，所有这些镜头，均紧扣剧情，没有生硬勉强之处，故当时赢得舆论的一致好评。1967年，龚稼农在台湾撰写从影回忆录时，仍对几十年前拍摄此片的情景记忆犹新，感慨道：“《湖边春梦》是一部很好的观光宣传片，如今天能放映于观众之前，纵然当时摄制技术较差，但也可从画面上醒人的景色中聊慰乡愁。”

《红楼梦》的银幕轨迹

最早将《红楼梦》故事搬上银幕的是梅兰芳。1924年秋，民新影片公司将梅兰芳演出的五出戏，拍摄剪辑成一部两本长的戏曲短片，其中就有《黛玉葬花》。此片是借了北京东四九条一所原属清朝贵族谟贝子的府第拍摄的，房主人的身份和建筑的格局、园林的布置，都与曹雪芹笔下描写的大观园的气派差不多，时代气息较接近。《黛玉葬花》放映的时间很短，就是梅兰芳本人也没有看到，生前曾一直引为遗憾。1927年7月，复旦影片公司第一次较完整地将《红楼梦》的主要情节演绎成电影故事。影片长达二十本，分上、下集，以刘姥姥一角贯穿始终，扮演刘姥姥的是著名喜剧明星周空空。由于影片中人物穿的都是时装，故在当时及以后都曾受到严厉指斥，而影片主创人员却认为：《红楼梦》一书“始终并未示明年代”，穿时装是可以允许的。他们并特地在广告上申明：“本片是近代装，非老戏式之古装。”次年二月，孔雀影片公司也将《红楼梦》搬上了银幕，并针锋相对地刊出广告：“本片乃古装香艳巨片，非时装可比。”这两部影片都产生过一定影响，数年以后还分别复映过。

还引起过轰动的是1939年由新华影业公司拍摄的《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其时正是主演顾兰君最走红的黄金时期，她以精湛的演技，将美貌、泼辣、工于心计的凤姐刻画得栩栩如生，入木三分，公映后赢得一片赞誉。

解放前拍摄的《红楼梦》影片中，艺术上比较成熟的还有1944年由卜万苍编导的《红楼梦》。卜氏以数月时间精心改编，力图“反映出一个大家庭的丑态”，“暴露出封建制度的罪恶”。卜氏自称：“对此皇皇巨著”，“嗣经再三研读，并旁涉一切关于《红楼梦》之论著”，才开始工作。仅就服装道具方面，“费去很多时间，翻过很多书籍，参考很多式样，方才决定”。该片演员阵容极为壮观：由周璇饰林黛玉，袁美云反串贾宝玉，王丹凤饰薛宝钗，白虹饰王熙凤，梅熹饰贾政，欧阳莎菲饰袭人……称得上是一次明星大荟萃。影片在丁香花园搭景拍摄，历时四月余。公映后轰动一时，报刊誉其为“精细的磨练，精湛的成绩”。片中的几首插曲也不胫而走，传唱一时。

“孤岛”上的《木兰从军》

抗战爆发以后，欧阳予倩一度流亡到了香港，生活境况相当困难。当时，正好他的熟人、新华影业公司的老板张善琨也在香港，欧阳就请张善琨设法借贷二百元。他同张商量说：“我暂时无法偿付这一笔钱，待将来编一部剧本抵消吧。”此后，他根据《木兰诗》和古代的一些笔记传说，创作了电影剧本《木兰从军》。张善琨收到剧本后，认定《木兰从军》一定能够卖大钱，决定马上投拍。张善琨从香港请来漂亮而又充满青春活力的陈云裳扮演花木兰，男主角刘元度则由英俊小生梅熹出演，这对俊男倩女在当时堪称最佳组合。张善琨并在影片开拍期间就开始施展最为擅长的宣传攻势。他在影院旁边建造了一个足有五六层楼高的广告牌，上面绘有陈云裳扮演的花木兰的飒爽英姿，旁边是“新片《木兰从军》”几个大字。每到夜晚，广告牌灯火通明，十分引人瞩目，吸引了很多人特地前去拍照，也有不少人专为看这块奇特的广告牌而兴致勃勃赶来。1939年2月，《木兰从军》在上海公映，连演八十五天，场场满座，创下空前的上座纪录，影片插曲《太阳一出满天下》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广泛传唱。《木兰从军》不但受到老百姓的欢迎，电影评论界也予以很高评价，当时的不少报刊都推出特辑推荐。几十年后的影评家也著文予以赞赏，认为：“电影的爱国与反侵略主题在当时无疑起着鼓舞人民坚持抗战的积极作用……在艺术处理上，影片戏剧性强，扣人心弦，剧情进展流畅自如，对话风趣，由于木兰女扮男装又演绎出许多生活的细节，如改嗓音，住宿时的困窘，对美的爱好不自觉的流露等，使影片于粗犷中又见抒情，具有较高观赏性。”

就是这样一部广受欢迎的影片，谁知运到大后方重庆放映时，却遭到了被焚的结局，并引出了一场社会风波。1940年1月27日下午，重庆的惟一电影院正在放映刚从上海运来的《木兰从军》，放到一半时，突然有人跳上舞台向观众发表沉痛演说道：这部影片是日本人出钱资助的，它挑拨我们的民族感情，多名观众激奋起来，他们高呼“打倒汉奸”的口号，几个青年冲进放映间，把电影的拷贝扔到街上，全部付之一炬。这就是当时被称为“1940年中国影坛第一宗大事”的《木兰从军》被焚事件。

此事发生后，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上海、重庆、桂林、香港等地都展开了讨论。夏衍在桂林《救亡日报》发表专文，明确指出：应该把张善琨是否汉奸与影片“内容有无问题”分开来讨论；至于欧阳予倩，他决不会写投降的剧本。夏衍认为：“将上海电影全盘抹煞，认为汉奸作品，也是近于残酷的武断。”

经过分析、辩论和有关人士的调解，《木兰从军》的抗战内容和价值也逐渐得到了大家承认，影片在重庆、成都等地得以重新上映。

搬上银幕的“三毛”

“三毛”漫画早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就和广大读者见面了。以后的十几年，张乐平创作的“三毛”不断出现在报刊上，三毛已成为当时穷苦儿童命运的象征。全国解放前夕，著名作家阳翰笙根据三毛漫画创作了《三毛流浪记》电影剧本。影片由昆仑影业公司于1948年10月开拍，直到全国解放以后才拍完公映。

影片里扮演三毛的是著名音乐家王云阶的儿子王龙基，当时他才九岁，却已是位“老演员”了。王龙基从小就会弹钢琴、绘画，喜欢动手搞小实验，也常爱替小朋友们打抱不平。他第一次上银幕是在曹禺编导的《艳阳天》里做小演员，曹禺非常喜欢他，还曾特地为他增添了两场戏。后来，王龙基还在石挥导演的《母亲》中有过出色的表演。“昆仑”筹拍《三毛流浪记》时，王龙基常跟父亲到摄影棚参观，他的聪明智慧引起了导演的注意。

由于影片强烈的讽刺性，《三毛流浪记》开拍后，遭到反动派的阻挠和恐吓，编导收到了不少匿名信，至使拍摄进度缓慢。1949年5月上海解放后，影片的拍摄才走上了正轨。影片最后一场大景是“豪门大宴会”，布景富丽，场面豪华。尤为引人注目的是有上官云珠、黄宗英、沙莉、吴茵、朱莎、赵丹、孙道临、中叔皇、高正、张乾等这么多大演员充当“小”角色，为“三毛”这样一个小孩子配戏，这在解放前的影坛上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当时报刊上曾将此誉为“空前盛举，开中国电影史之新页”，赞叹“只有在解放后的今天才能见到”。（张伟 摘自《前尘影事》上海辞书出版社2004年版25.00元）

《文汇报》2005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