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在讲陈凯歌、张艺谋不会拍《芙蓉镇》，他们的经历和我的完全不一样，这不是说水平高低的问题。”

入行经历

我很幸运，这么多大师教过我

新京报：您从事电影导演这个行业是出于什么原因？我们知道，在拍电影之前，您受过很长时间的戏剧教育，还演过话剧。

谢晋：了解作品的同时应该了解这个创作者的经历，这是我一直很强调的。

我出生在浙江上虞，祖父是我们家乡第一个剪辫子的，那是秋瑾的故乡，所以我后来会拍电影《秋瑾》，我的爱国情怀与我的出生地有关。

我18岁考入四川江安国立剧专，曹禺先生是我的教务主任，他给我们讲戏剧课从易卜生一直讲到莎士比亚；焦菊隐先生是我的班主任，我和他关系很好，他在前面排戏我在后面帮忙；黄佐临是教我导演课的老师，还有留美的洪深先生，他们对我电影导演方面的启蒙是很重要的。我很幸运，这么多大师教过我。四川江安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所以我将要准备开拍的《江湖祭》就是讲川剧的，发生在江安的故事。当年演了一些话剧，也做过剧务，但我认为自己应该做导演，也有这样的信心。后来去了南京国立剧专，应吴仞之导演的邀请到了上海大同影业公司，当时我的老师黄佐临让我去文华影业公司，结果没有去成。

我算“第三代”，最老的一批是张石川、郑正秋；还有就是我的老师辈的导演，沈浮、吴永刚、张骏祥、黄佐临，还有费穆，最好的导演了，我小学时就看他的片子，这个人最可惜了。

抗战前主要做导演的是“第一代”，“第二代”主要指抗战时期，而我们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导演，也就是“第三代”，那么吴贻弓、黄蜀芹他们就是“第四代”，陈凯歌、张艺谋是“第五代”，后面还有更年轻的一代。基本前一代都是下一代的老师辈，经历也各不相同，我一直在讲陈凯歌、张艺谋不会拍《芙蓉镇》，他们的经历和我的完全不一样。这不是说水平高低的问题，而是时代和经历以及兴趣点的不同。

“文革”遭遇

我不太愿意强调我的家庭悲剧

新京报：应该说您在“文革”以后拍摄的电影与之前的电影在内容和风格上都有明显的不同，是否最直接的原因是您和您的家庭在“文革”时的遭遇？

谢晋：我不太愿意强调我的家庭悲剧，因为在这场浩劫中有多少家庭比我还悲惨，甚至多少国家领导人在“文革”中殉难，而又有多少电影人没有等到“新时期”到来。我的父亲服安眠药自杀时，我正在厂里“隔离”，赶回家看到的是父亲的尸体，我又被很快带进“牛棚”，连父亲尸体火化都没能参加。后来母亲跳楼自杀，我把母亲的尸体抱上楼，我的两个傻孩子不明白怎么回事，还在笑，这给我很深的刺激。应该说有这样的人生经历，对人性被扭曲和被摧毁的东西特别敏感，所以我后来会拍《天云山传奇》，会拍《芙蓉镇》，十年动乱的切身经历与拍片有很大关系。

新京报：《芙蓉镇》经历了一些波折才得以上映，最终捧得了国际影展的奖项，但之后一些反映“文革”题材的影片就没有那么顺利了。

谢晋：《芙蓉镇》出现的时候，正是“文革”结束十年、集体反思风潮涌动的时候，这部影片大张旗鼓地直视“文革”，小说本身也是从1963年写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加上一点点“倒叙”，大约20年的时间。影片最终能够公映，还送到国外参加影展也是很多电影界和文学界朋友努力的结果，但是此后再触及这类题材的电影都没能通过。

“文革”结束近30年了，我们这些当时四五十岁的人也都七八十了，正视那场大灾难非常必要，老早就有人建议应当建一座“文革博物馆”，正视曾经走错的地方，痛定思痛进行反思。

电影创作

我的电影多半是“一场风波”

新京报：从上世纪50年代您开始独立执导影片一直绵延到90年代，那么多影片从题材到涉及面来看相当广泛，您认为自己的影片前后有哪些不同？

谢晋：“文革”前我的电影多是新旧社会对比，都是歌颂新社会，也没有乱“抹黑”，现在看起来这个概念很单调，但在当时是非常真挚的。而在“文革”后我拍的却多是悲剧。因为遭遇了大悲剧，我就要拍大悲剧。

新京报：您和林农联合执导过一部电影就叫《一场风波》，结果您后来拍的影片果然风波不断？

谢晋：这点你说得对，1957年我的第一部有影响的片子《女篮5号》，要去参加莫斯科世界青年联欢节国际影片展的时候，体育局的领导认为这部电影有问题，首先是没有反映出党的领导，其次有“锦标主义”趋向，因为那时很主张“友谊第一，比赛第二”，而《女篮5号》强调的就是竞技，非要拿第一不可。后来是两位重要人物把这部片子“抢救”回来，一位是贺龙，一位是周总理。

1960年的《红色娘子军》也很有意思，当时不让在影片中表现爱情，把所有爱情内容都剪掉了，但是片子中祝希娟对王心刚“爱情的眼神”是剪不掉的，这是黄宗英对我说的。

1964年的《舞台姐妹》更是悲惨，一直被作为“大毒草”来批判，我们这个戏死了五六个人，估计是前所未有的。沈浩1966年自杀去世，上官云珠1968年自杀去世。

再来看“文革”后的戏，《天云山传奇》和《牧马人》都差一点点被“枪毙”，《芙蓉镇》也遇到不少“麻烦”。也有很多我的朋友劝我，不要再碰这些敏感的题材了，但是我不怕这个的。

老骥伏枥

“慰安妇”的电影能拍出来就不得了

新京报：有没有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

谢晋：从中学时我就看美国电影，看过那么多好片子，现在一想起来最喜欢的外国片子就是《卡萨布兰卡》，这个片子就是了不起。我到美国访问，看到人家电影院里的第一张大海报就是《卡萨布兰卡》，现在很多人不觉得它怎么样，我当时迷得不得了。大明星英格丽·褒曼和亨弗莱·鲍嘉演得好极了。

在爱情的“杯水风波”以外大背景很重要，我们这一辈人深有感触。江泽民同志当初接见电影界人士四五次，经常提起《卡萨布兰卡》、《魂断蓝桥》、《居里夫人》这些片子，我曾经问过他是不是在交大上大学时看的，他说：“你怎么知道的？”当时的这些电影就是有这样的影响力，现在有人说这个片子有什么了不起的？你别说，还就真拍不出来。

所以，后来我在拍《天云山传奇》时处理王馥荔、石维坚所演的角色时，想到了《卡萨布兰卡》大背景下的人物情感关系的处理。

新京报：您现在快82岁了，还在准备拍电影吗？

谢晋：我不拍电影，干什么呢？我最近看到报纸上报道日本右翼官员对于中国当年的慰安妇问题大发谬论，我很气愤。假定说20年前，十几年前，我如果有机会拍这个戏，肯定能拍好，因为它本身震撼人心。

慰安妇的问题如果揭露出来，拍出来，这个戏不得了。我如果真是下工夫，也有钱能够拍，就能拍出来，关键是现在没有人站出来说：“谢导，拍啊！”所以我说也有遗憾，一个是自己的年龄也大了，另一个是在想其实有很多人本应该出来的，没能出来，比如说如果田壮壮拍出一部非常好的戏，全国轰动，那就不一样！我从小时候就喜欢电影，后来一直就做电影，人还是应该有一个理想或者信念，你为什么而活？我想我是为电影。（张悦）

执导《女篮5号》时的谢晋。

■谢晋年表

1923年：出生于浙江上虞，在家乡度过童年。

1930年：随父母迁居上海。

1939年：读高中时，参加学生戏剧活动，在多幕剧《岳云》中扮演岳云。

1941年：考入四川江安国立戏剧专科学校话剧科，受教于曹禺、洪深、焦菊隐、马彦祥、陈鲤庭等名家。

1943年：辍学，跟随马彦祥、洪深、焦菊隐去重庆中国青年剧社工作，担任剧务、场记和演员，确立了向

导演专业发展的志向。

1948年：由南京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毕业，到上海大同电影公司担任助理导演。

1950年：考入华北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八个月后毕业，入长江影业公司。

1951年：执导第一部作品《控诉》。

1953年：转入上海电影制片厂，担任《鸡毛信》的副导演。

1957年：执导《女篮五号》反响巨大。

1986年：获邀出任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委员、美国电影导演工会会员。

1993年：出任上海谢晋－恒通明星学校校长。

《女篮5号》是谢晋第一部获得广泛影响的作品，也是中国少有的体育题材优秀影片。

以越剧戏班为故事背景的《舞台姐妹》问世后遭到猛烈批判，成了当时的“大毒草”。

在《天云山传奇》之后，《牧马人》将反思的矛头指向“文革”。图为谢晋为童星方超说戏。

在新千年，谢晋拍摄了一部转变风格的大制作影片《鸦片战争》，惜乎反响一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