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5年，世界电影诞生后的第10个年头，中国开拍了自己的第一部影片。在此后的100年里，中国人已经拍摄了7000多部影片。分布在不同时期的优秀作品，曾经深刻地影响过中国人的生活与精神世界。

中国电影曾经笑傲于世，也有尴尬的时光。长期以来，它一直是中国普通百姓最基础的娱乐享受。曾几何时，观众年总数达到近300亿人次的高峰。虽然近年来去电影院的人数在持续流失，但中国电影又开始重新回到掌声之中。逐步符合市场和艺术规律的一整套运作机制、与世界接规的多起国际合作项目正“浮出海面”，《电影促进法》有望在今年内出台……一切均昭示着中国电影的未来。

应该说，100岁，只是一个新的起点！

“我们终于扭亏为盈，算是对得起百年老影院了！”去年12月才任大观楼电影院第12任经理的王占友松了一口气。6月份，他决定闭馆大修，其目的是为了一个“大事件”——中国电影百岁生日，当然也为了日后的高票房。

“大观楼”开业于1903年，第一任经理叫任庆泰。这位自费去日本学习过摄影等新技术的“新潮人物”，在100年前出资拍摄了中国第一部影片《定军山》。

任老板很像如今互联网时代的创业者，不断给新技术寻找盈利模式以及“可持续发展”战略。他敏感地意识到，“与国情民俗有隔”的外国短片已使有近10年观影经验的中国观众失去了最初的新鲜感，于是把目光投向了当时中国最时髦的艺术——京剧，并特意邀请了京剧界当年最红、类似今天“影帝”级的人物谭鑫培出演《定军山》，显然有着明确的票房考虑。这部只是简单记录了同名京剧几个片断的影片果然“大卖”。在大观楼，虽然什么也听不见，但观众们却随着片中谭大师的动作、口型而“狂欢”。

与世界电影开启于路易·卢米埃尔 “工厂大门”等日常生活场景不同，中国电影从一开始便与自己最国粹的艺术形式相结合，使“舶来品”立刻具有了本土味道。之后，汲取民族传统文化的营养成为很多中国影人灵感的源泉与自觉使命。

群雄并起的“少年时代”

很不幸，1909年，一场大火使《定军山》的胶片不知去向。这时的中国有4亿人口，开始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电影市场。 

在上海，美籍俄裔商人本杰明·布拉斯基在此创办了中国第一家正规的电影公司——亚细亚影戏公司。它提供的资金和设备方便了两位早期中国电影的代表人物张石川和郑正秋走上影坛。

他们1913年编导的《难夫难妻》被看作“中国第一部有编剧的影片”。其时，男女还不能同台，因而片中的女角也都由男人充任。但此后不到1年，这一“禁忌”便被打破，中国第一位电影女演员严珊珊出现在香港电影的“开山之作”《庄子试妻》中。布拉斯基后来把该片带到美国，成为最早在国外放映的中国影片。

1923年，已经有了10多年经验的中国电影依然没有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效仿西片者居多，这样更适合中国观众的口味成为所有从业者共同面临的一道难题。而正是在这一年，郑、张编导的长故事片《孤儿救祖记》成为早期中国电影的一座“里程碑”，无数人涌进电影院，含泪看完。这部描写家庭亲情和骨肉分离的影片题材在今天看来依然非常“中国”。应该说，它终于开源了中国电影的一大传统，即重视电影的社会教化作用，同时追求故事性和戏剧性，着意表现伦理冲突，以此折射社会现实。这与中国悠久的历史传统和文化传承、观众的欣赏与接受习惯遥相呼应。

“我年轻时追星的狂热劲儿一点儿也不亚于现在我的孙女，曾经连看6遍王汉伦主演的《孤儿救祖记》。”88岁的上海老人李姊儿满脸笑意地说，她至今还珍藏着中国第一位电影女明星王汉伦的剧照以及有关的各种剪报。事实上，李老太太年轻时，电影明星们的影响力已经迅速地超越银幕，变得无处不在。街头的广告牌、招贴画里满是他们的身影，电台里有他们为某种产品“吆喝”的声音，“力士”香皂也在中国找到了明星代言人。

明星的“摇钱树”功能也是显而易见。在1949年以前，有4部中国影片缔造了票房神话，均有当时的大明星加盟。不过，导演的作用也很突出。其中，郑正秋编导的家庭伦理片《姊妹花》，在每个月有数百部影片同时投放到市场的上海连续放映了67天。此外还有《渔光曲》和《一江春水向东流》，它们的导演即蔡楚生，郑正秋的学生。

描述渔民家庭悲惨命运的《渔光曲》连映80天。1935年，它拿到莫斯科国际电影节“荣誉奖”，成为中国第一部获国际大奖的故事片。《一江春水向东流》在1947年连映3个月。善于研究与把握观众心理的蔡楚生把一个家庭悲剧放到宽阔的时代背景下去表现，并因此而具有厚重的社会写实感与史诗性。

应该说，从上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电影步入第一个“群雄时代”。一大批现代文化精英进入影坛，从而扭转了中国电影的文化与艺术走向。其中不少人直面社会和人生的勇气以及各种实验与理念，令人不能不联想到10年后诞生、却影响了世界电影发展走势的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电影，以至于法国乔治·萨杜尔等国际电影史学权威曾经提出过“‘新现实主义’始于中国30年代电影”的论断。

除了开采和继承本土传统资源以外，一代中国影人努力了解、学习和借鉴国外的先进电影经验。美国好莱坞技巧和苏联蒙太奇理论对他们的影响尤为突出。吴永刚等导演则试图将德国表现主义和法国先锋电影的手法与地道的东方气派巧妙地结合起来。吴在1934年拍摄的银幕处女作--反映下层妓女苦难生活与母爱的《神女》得到了最高的评价：“中国默片时代的顶峰”。这部影片还比以往中国电影更多地运用了特写镜头，使观众领略了表演的出神入化--它由这一时代最耀眼的大明星阮玲玉以其眼神与面部表情的微妙变化和幅度很小的肢体语言所体现。

1937年，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全面爆发，同时打乱了中国电影发展的自然进程，电影艺术也肩负起“爱国”与“救亡”的民族重任。值得一提的是，抗日救亡题材影片《风云儿女》中的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后来被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17年的“青春期”

负伤后生命垂危的战士突然醒来，因为要最后看一眼红旗；向战友们高呼“你们快撤，我来掩护”……很多中国观众都曾在自己童年的游戏里，复制过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国产片中的这些场景，甚至各种细节与大段台词都分毫不差。

从1949到1966的17 年，新生共和国的朝气、活力、创造渴求与革命激情投射在大银幕上，中国电影呈现出强烈的“时代气息”。虽然生活在国营电影制片厂大院里的电影人经历了不断的政治运动以及各种观念碰撞、斗争和相互消长的过程，但他们对拍摄出无愧于时代的崭新电影充满了渴望，实际上也确实奉献出“很时代”、“很中国”、不乏文化与艺术含量的一批经典之作，在物质贫瘠的岁月里，给许多人以精神上的力量，即便是几十年过后的今天，不少影片仍然让当年的老观众一看便激动不已。

“我成为今天的我完全是因为你呀！”科学家休瑞娟邂逅大明星秦怡时对自己的偶像说了这样一句话。原来，休12岁的时候，父亲带她去看了秦怡主演的一部影片，她所扮演的在抗日烽火中成长起来的巾帼英雄深深地影响了休的未来。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1962年，取“百花齐放”之意，中国电影“百花奖”以普通观众投票评选的方式面世。经过12万人的评选，《红色娘子军》荣获首届最佳故事片、导演、女演员和男配角等4项大奖。片中唯一的男性指挥员与女主角若有若无的爱情，曾经使那个年代的观众产生许多联想，可他们还是更愿意把这理解为“同志般的友谊”，或者说“战斗感情”。而戏外充满戏剧性的是，后来脱胎于该片的同名芭蕾舞和京剧成了“文化大革命”期间（1966-1976）的“样板戏”，原片却成了“毒草”，其罪状之一是宣扬了“资产阶级人性论”。许多影片也同样难逃厄运，其证据是，它们的女主角爱上了男主角，或女主角很爱自己的父亲。

伴随改革的“壮年”

当10年“文化大革命”结束的时候，中国影人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在废墟上重建文化高地。他们的作品也随着“新时代”而不断突破。

1980年上映的影片《庐山恋》被法新社认为代表了“中国电影和时尚的新倾向”。其实，该片并没有多少突破的地方，但是在当时饥渴的观众看来，就是一道盛大的美餐：华侨女主人公走马灯似地在高山上共换了几十套衣服，“当时上海的女孩子赶时髦，有把裁缝拉到电影院里面，要他照着上面的样子去做的。”导演黄祖模至今说起这些来仍然得意。

除了服装，《庐山恋》令全国心动的是一个吻：身着泳衣同游的女青年对男青年说出“你真傻，傻得可爱”并伴之以大胆的神情，但最终只是女的轻轻地把嘴贴在了男的脸上。在中国，尽管上世纪30、40年代的电影中接吻镜头比较普遍，但在1949年之后，吻戏基本上在银幕上绝迹，直到《庐山恋》。

此前，影片《生活的颤音》羞涩而似是而非地迈出第一步，让一对情侣在告别的时候有了“文化大革命”后中国电影上第一个接吻企图，可导演不敢放开，刻意安排了女方的母亲突然推门而入，将这一吻扼杀胎中，当然也将可能随之产生的责难甚至批判也一并扼杀了。

银幕上的吻，作为“一小口”，很可能是中国电影乃至社会的“一大步”。《庐山恋》开启了一个中国电影的经典爱情片段：男女一见就追，一追就跑，一跑就倒，一倒就咬，并且，当男友不敢接吻时，女孩流行说“你真傻”；当男友要接吻时，女孩流行说“你真坏”……1986年，导演谢晋在《芙蓉镇》一片中创下中国电影最长接吻镜头的记录，时间总共长达4分23秒，虽又引发一场轩然大波，但已被时尚氛围所容。

影片《孔雀》获得“银熊奖”。

新华/路透

作为老一代的代表，谢晋在上世纪80年代进入个人的创作高峰期，凭着几部反映国家民族曲折历程的经典之作而多次引起轰动，创造了至少1.7亿人次的影院收看记录。“评论谢晋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他早已成为当代中国人集体审美历程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的著名文化评论家余秋雨如是说。

不过，当谢晋如日中天的时候，新一代（理论家称之为“第五代”）正酝酿着“革命”，跃跃欲试地想撬动中国电影几十年来固有的模式，也包括他们认为的“谢晋模式”。其策源地之一便是北京电影学院。“我们的老师主张打倒我们的老师。”1978年考入该校的陈凯歌回忆道。1984年，32岁的他推出了导演处女作《黄土地》，一部的确带有“造反”味道、试图挖掘民族性格的史诗。其人物说话很吝啬字儿，从整体看，这似乎正是该片独特的语感。如果观众能够受得住1个多小时黄土般的沉默、沉重与坚忍，那么他们会被后面众多小伙子打腰鼓的狂野与呐喊场面所震撼。此后，这个黄土地上打鼓的意象甚至构成了今日中国的民族核心形象的一个符号，出现在1990年北京亚运会开幕式和诸多表现“很中国”的场合。

此前，担任《黄土地》摄影师的张艺谋已经拍摄了“另类”的抗日战争题材影片《一个和八个》。“要与众不同，彻头彻尾地跟别人不一样！”在拍片现场，张经常铁青着脸说。

事实上，陈凯歌、张艺谋们无非是更强调电影艺术的声光本质和影像魅力，不惜代价地追求真实效果，试图医治政治图解、艺术直白、虚假、概念、“人不像人”等不少中国影片的通病。

转眼之间，“第五代”已经从叛逆的孩童变为成熟的壮年。如今，曾经把“金棕榈”、“金狮”和“金熊”等国际电影节大奖带回家的他们依然活跃。其中一些人在市场经济大潮的飞沫中从“票房毒药”变成“摇钱树”，因而也引发了不断的争议。

长期以来，国有制片厂体制曾经使电影人衣食无忧，甚至“第五代”出世时仍然拥有着让其后人羡慕乃至嫉妒的“时代优越性”：只要他们愿意，就完全可以为了艺术与个性而根本不用去考虑票房。而从上世纪90年代初开始，即便是最不追求商业性的制片人也不大可能在无法从市场上收回本钱的情况下筹得电影制作的投资，而最敬业的电影人也不能够在难以与自己的观众见面的状态下继续工作。近几年来，电影体制改革开始向纵深发展，显示出政府主管部门以市场为导向发展电影产业的坚定决心。国有制片厂和电影公司不再是国内唯一的电影制作和发行机构，相当数量的独立电影公司参与到了竞争中来。“现在我们和国营电影厂最大的区别只是没它们那块地，没有几十年的积累，其它都一样”。屡创票房佳绩的私人电影公司“华谊兄弟”总裁王中军说。

全球化背景下的“混血儿”

“当年在中国，《泰坦尼克号》票房第一，我们第二，虽然这第二只是第一的零头！”说这话的是美国人罗异。1997年，他投资仅300万元人民币，拍摄了一部反映中国当代都市人情感与生活的影片《爱情麻辣烫》，获得了3000多万元的回报，名列此年度国内总票房第2位。

罗异任总经理的“艺玛电影技术有限公司”是中国国有电影制片厂一统天下以后出现的第一个独立制片公司，那时要挂靠国营单位，因此，它与西安电影制片厂合资才使自己合理合法地存在。《爱情麻辣烫》也因为投资方和制片人都来自中国以外，被人称为“混血儿”，但大多数中国观众都毫不知情地认为这是一部国产片。

随着全球化和日益开放的政策，“混血儿”影片的数量在中国不断地增加。人们熟悉或不熟悉的好莱坞或者有着明显境外背景的公司名字越来越多地在中国银幕上亮相，有着多元国籍、“身份复杂”的影片不时在中国的电影市场里出现。

随着外资的大举进入，一些业内人士担心中国的本土电影、民族电影将日益受到好莱坞等多方的威胁和挑战。但很多人也并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混血儿”影片优化组合与优势互补的特性更有利于中国电影的发展。实际上，近年几乎绝大多数具有良好市场表现的中国影片，都是中外、内地与港台合资合拍的。目前中国大陆最卖座的两位导演张艺谋和冯小刚执导的年度票房冠军《英雄》和《大腕》都有外资背景。

2001年出品的《大腕》，其主要投资方为美国哥伦比亚公司。据透露，影片的投资规模为300万美元。虽然对于好莱坞来说，这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小制作，但它已经超过了中国国产电影一般投资规模的10倍。正是跨国生产的经济模式，决定了《大腕》的定位：与大多数内资影片不同，它的操作方式完全市场化，从成本核算到制作方式、从演职员阵容到市场营销方式，都是按照市场规则来设计的。该片在全球发行达1亿多人民币，在当年是许多中国导演和制片人想都不敢想的数字。

这当然是中国影人希望看到的结果，而日益开放的趋势也似乎昭示着一种“双赢”的前景。

“真正开放意义上的电影产业，肯定会越来越好。”王中军这样认为。

作者：唐元恺

供稿：《北京周报》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