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11年前行为艺术家在美术馆里孵蛋和打枪以来，行为艺术一朝暴得大名，俨然成了前卫艺术的正宗。青年艺术家仿佛着了魔一般地行动起来了，我对这些据说很艺术的行为听得越多，就越有一种听人郑重其事地介绍“他是一个科长”的感觉。

    听人谈论行为艺术与听人谈论科长的相似性在于，在官员遍地走的时代，说一个人是个科长，类似于说他其实混得并不怎么样；在行为艺术处处开花的时代里，听说一个人是行为艺术家，也就相当于说他搞艺术搞得够倒霉的。

    有一位青年版画家曾向我约略介绍，“从架上走到架下”，已成许多艺术青年的首选。他分析这是因为“架上”的世界是已成名者的世界，无名者便往往在“架下”搞行为。近几年“架下”的“经典”之作，也有不少，有些行为且已搞到“冲出亚洲，走向世界”了。有行为艺术家拿了火药到处炸，名山大川、历史古迹、闹市街头等等地方，弄出点响动来，便是艺术了。有行为艺术家弄一帮人穿了寿衣到处走动，搞得众人瞩目，也已经“生效”。还有艺术家与一头骡子成了亲，自然也获得成功。

    因为不在行为的现场，所以这些“经典”作品，我一直没有见到。近日终于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了整版的“行为艺术”的留影，这其中便有寿衣及骡子成亲两种行为。报纸上说，这些艺术当初出现，都被认为是胡闹，现在人们逐渐改变了印象，“其实他们（指行为家）都有极强的社会责任感，都受过高等教育……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一种更为直接的表达方式而已”。这方式直接倒是直接，只是艺术到底有多高妙，实在值得怀疑。

    我看那与骡子成亲的艺术家，倒也是满脸正经哩，但那头骡子又何其无辜，腿上套了长丝袜，身上披了婚纱，骡脸上且打着胭脂，被艺术家摆着照相。行为艺术家到底希望表现怎样的人类现实，我当然是无法猜想的了，但他怎么就知道那头骡子愿意与他结婚，愿意被他这样弄来搞艺术？当然这是次要的，重要的是批评家注意到了这样的行为，评论了这种行为，于是艺术便成功了，“生效”了，艺术家的名头就当之无愧地戴起来了。

    据说，行为艺术无不包含有艺术家的痛苦感受与社会责任。我不知艺术家痛苦到要与骡子结婚，这种痛苦到底是痛苦于人类的某种现实，还是痛苦于“架上”生涯难以“生效”，痛苦于自己一时间没有声名，必须靠一种引人注目的行动立起艺术家的牌坊。

    我只知道，这样的行为艺术实在也无须要由“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搞。我想，传说中爱听把碗打破的声音、把钱丢到水中的声音的富家小子，就是很艺术的行为，无非是常人所不能做与不愿做的事情而已。难道这些事情由一个精神病人“率真”地做，便要送院治疗，由一个“受过高等教育”而且没有被诊断为精神病的人来做，就成了“行为艺术”？

    说起来，行为艺术当然是最不在意观众怎么样想的，但行为着的艺术家也决不因此而暗自而为，必须喊上批评家在众目睽睽之下搞，且留下照片以存证，无非也是期待一阵喝彩的声音。这里面矫情的成分之重无以复加，“直接”的行为后面，实际利益的驱动力之强大也是无以复加的。

    假如我忽然想到，当街摆上一大盆墨汁，组织五十人轮流在里面泡澡，于是一件行为艺术就此诞生，批评家说这里面深意存焉，荒谬感是如何的强，反讽意味是如何大，解构性是如何不可抵挡，艺术家的封号就此获得，我会感到自己的无聊与无赖，我会奇怪自己怎么竟是如此无能，不能凭着别的什么硬通货进入“生效”的市场，而只能凭这种自我作践式的津门无赖子行为打码头。

    一个人搞不好艺术，或者暂时搞不好艺术了，便可以搞行为艺术。但也正因为如此，所谓的行为艺术便只是行为，而并不是什么艺术。

    《深圳特区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