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下的流行歌曲完全不同，非常写实、口语化，不煽情，不缠绵，音调也很平实。演唱者的嗓音也并不出色。

一个打工者为中国一亿打工者所作、所唱的歌，并不优雅，也不时尚，没有任何包装，却打动了无数中国人。

■用歌的形式述说打工者的大实话

3月12日，星期六下午，孙恒获得“十大志愿者”称号后的第一个周末，北京天下溪教育研究所请孙恒去做一个“志愿者与志愿者的故事”的讲座。孙恒带着他的吉他，在寒风中从东五环外的“农友之家”办公室赶到清华东门外的讲座地点。他说，他不善于做这样的演讲，尤其是面对大学生，但他可以给大家唱歌。

来听讲座的人很多，大部分是大学生，房间坐得满满的，临时又加了很多椅子。讲座开始前，孙恒给大家放了他们自己录制的一段节目，“打工打工最光荣”的激扬歌声在房间里回荡。掌声响了起来。

孙恒抱起了吉他，又在脖子上戴上他自己制作的口琴架。他像聊天一样给大家讲自己的经历，其中穿插着他自己创作的歌。这些歌都是他根据他所遇到的人和事而创作的，而这些人和事都是打工者。他唱的第一首歌叫“彪哥”。他告诉大家，这是他在外地遇到的一个民工，大家都叫他“彪哥”，30多岁，个子矮矮的，在工友中很有威信，但说话很少。

“一次，他把一双手伸到我的面前，说：你看，我只有空空的一双手，我要靠这双手养活孩子、妻子、父母。我起早贪黑拼命干，每天干十三四个小时，有时十七八个小时，特别累。有时累了就喝酒，喝完酒就想家，但很多道理怎么也想不清楚。你看，我们用双手在这个城市修建了高楼、大路、桥梁，而这个城市的很多人却瞧不起我们。我原来想，只要自己拼命干，也许以后就会改变，但到头来剩下的还是空空的一双手。我就把彪哥的这些大实话写成了歌。”

孙恒开始唱：“认识你的时候，已是在你干完每天13个小时的活儿以后……”这是与时下的流行歌曲完全不同的歌。非常写实、口语化，不煽情，不缠绵，音调也很平实，没有任何“包装”的因素。孙恒的嗓音也并不出色，很普通，也就像一种平平淡淡的述说。然而正是这种平实中透出的歌者的真诚和激情，放大了他所歌唱的平凡人、平常事本身蕴涵的张力，从一开始就温和但不可阻挡地触动了所有听众的心。在场的所有人都被他的歌击中了，掌声再次响起。

■植根在打工者社区中

知道孙恒，是因为看到央视的一档节目，介绍了孙恒和他的打工青年艺术团，其间播放了他们的很多演出实况。一瞬间，在又惊又喜之中，我被他们那跟“时髦”绝不沾边的朴实表演打动。

孙恒的“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在东五环外的东坝，一所叫做“蓝天实验学校”的小学里。我在三月里第一场大风的日子去那里找他。我想，这个有着一个诗意名字的学校应该很好找，结果在那一带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孙恒在电话里告诉我，要沿一条小巷往里走，走到头就是，“是一条土路，”他特别强调。

这条土路好像老也走不到头，凛冽的寒风卷着小巷里的尘土和垃圾，铺天盖地地抽打过来，我只好用双手轮换遮住脸。终于在路的尽头出现了一道很大的铁栅门，门后有一个人在向外张望，从衣着上看，很“老土”。我觉得，他似乎是在等我。

果然这就是孙恒。他完全没有与他那诸多荣誉和头衔相匹配的“派头”，内敛而温和，说话不多，很低调。穿一件老蓝色的旧防寒服，很多年以前的样式，系一条红色的围巾。还奇怪地剪了个极短的寸头，看起来有点“傻”。

“蓝天实验学校”是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舍都是砖砌的平房，围成一个大院子，很简陋，尽管是新建的。孙恒他们在这里有两个房间，门口挂了两个小牌子，一个写着“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另一个是“打工者问题协助中心”。

虽然看起来很内向，与孙恒的沟通却毫不费力。他有很好的口头表述能力，态度平和，思路清晰、敏捷，遣词造句中带有音乐人的特点———韵律。而且，很有想法。

■被一件小事逼上音乐路

孙恒的童年是很开心的回忆。父亲在陕西安康林业科学研究所工作，单位在山里。他记得小时候，家的周围都是树林，成天都能听到小鸟唱歌。每天早上被窗外小鸟的歌声叫醒，吃过早饭，就到父亲的单位去，用透明纸描昆虫图案，然后拿着捕虫网，到山上去抓蝴蝶、昆虫，带回来做标本，下午去放牛。那是一种并不富足的生活，但无忧无虑，很快乐。

孙恒说他原来根本不会唱歌。初中时，他随父母回到河南开封老家，在一个农场工作，种27亩地。因为不懂当地方言，连说话都听不懂，朋友很少。元旦，学校开联欢会，大家击鼓传花，传到谁就得表演节目。传到他时，就无奈地唱了一首当时很流行的信天游，吞吞吐吐，几乎就是在念，同学们笑得前仰后合。他觉得特丢人，回家就跟父亲说，要买个录音机，想学英语和唱歌。父亲同意了，然后他就把能听到的歌都录上，拼命去学。上学和放学的途中，走在山路上，他就放开嗓子大声地唱。很快，他有了明显的进步，还成了班里的“小歌星”。这使他觉得找到了一种表达自己的途径。

高中时，他上了一个“第二课堂”，接触到一些乐理知识。高中毕业后，他考取了河南安阳师范学院的音乐专科。当时家里反对他学音乐，认为是走歪门邪道。但他执意要学音乐，按他自己说的理由，一是因学习成绩不太好，考艺术类专业的分数可以低一些；二是自己也喜欢唱歌。

■辞了“铁饭碗”———去走自己的路

毕业后，他在开封一个学校做音乐老师。那是一种安安稳稳的生活：“铁饭碗”，收入稳定，工作也不繁重，一周三节课。这是个让人羡慕的“饭碗”，但他做了一段时间后，却不想要了。

“在我的想象中，每一天的生活都应该是全新的，充满朝气。但在当时那种教育体制和环境中，我有很多想法得不到实现。比如我认为音乐课应该是轻松活泼的，不应该枯燥无味，所以我带着吉他去上课，和孩子们唱歌玩，谈理想。周围的一些人就会说我不务正业，为什么不按教学大纲讲？于是有很多冲突。人们都显得很现实，都想着怎么多挣钱，成家生孩子，挣钱少会被人看不起。我觉得很压抑，精神上很苦闷，我想象中的生活不应该是这样。在那种环境中，每一天的生活都在重复，就像一潭死水，不能有自己新的想法。一旦有新的想法，找人交流的地方都没有，没有人听。如果你付诸实行，别人会说你不现实，怎么这么天真？

我也尝试过放弃自己的想法：人家都可以那样生活，你为什么就不可以？有一段时间就按部就班，父母希望我什么样子，就强迫自己那样去做。但总觉得那不是自己的生活，心里很苦闷。那时开始每晚写日记，有时一整夜睡不着。觉得人格好像分裂了，白天是另一个人，晚上才是真实的自己，很痛苦。

“于是我就想，我在这里找不到自己的生活，但世界上肯定有自己想要的生活，全新的，而走向这种生活的路是属于自己的。我相信世界上总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在什么地方，我还不知道，我能做的就是逃离这个地方，出去寻找。当时就是这种心态，但并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做什么。”

1998年的10月，他辞职了，要去北京，为此他和家里闹翻。家人都很生气，不打算再管这个叛逆的儿子了。但他就赌一口气，相信凭自己的双手能养活自己，于是带着一把吉他、一个铺盖卷，到了北京。

■初到北京———找不着北的日子

他在西客站下车，先找工作，因为先得生存。一个很小的门面里挂了一把破吉他，吸引了他的目光。过去一问，人家正好需要搬运工，他就开始干。那工作很苦很累，一个月就300元工资，干了不到一个月，他实在受不了，辞了。

此后他做过推销员、送水工，在酒吧里唱过歌。再后来，到清华北门租了一间小屋住下，希望能有到学校里学习的机会，提高自己，开阔视野。清华、北大有不少讲座，可以自由的进去听，和同学交流。

那时是冬天，他的小屋很冷，没暖气，一个月要240元租金。有一段时间他实在没钱了，靠十元钱支撑了一个星期。有次去清华食堂吃饭，发现有两个大桶装着面汤，但旁边没有服务员，一问，才知道是免费供应的。他特高兴，吃饭时就很早跑去打免费的汤来喝。

那段时间他特别迷茫，在北京没有一个朋友，家里也不要他。为什么要从家里跑出来，自己也说不明白，经济上很窘迫，又无依无靠。有时一个人呆在小屋里，突然之间会觉得很委屈，情绪低落。

一天，他买了一车煤，卖煤的老大爷也是河南人，五十多岁了，靠卖煤养活一大家子人。那么冷的天，他满脸都是黑的，拉着一车煤，但他高高兴兴地干活，热心地和孙恒拉着家常，表情很积极乐观。孙恒突然觉得一股暖流涌到心里，因为他能感觉到那位老人心里的热：他像一块煤一样在燃烧。

后来他为这个老人写了一首歌———《煤》：

“天/冷的时候/一个外地老乡/给我送来了/一车煤/黑色的脸上/带着微笑/把我的心灵/燃烧/天上飘着雪/那黑色的双手/是他的骄傲/他以此换回粮食/孩子的玩具/妻子的衣物/和全家的幸福/我曾不止一次地疑惑/疑惑这漫漫寒夜/该怎样去度过/而如今我终于懂得/什么是真正的/光和热”

■在路上———为底层群体写歌

在北京呆了几个月后，孙恒又选择了离开：写了一些歌，录了一些磁带，背着吉他去全国各地漫游。在大半年的时间里，他走了十几个省市，主要靠卖唱、打短工为生，经常在工地、地铁站、街头、高校，卖自己的歌。

在路上那段时间，他经常很迷茫，漫无目的，不知明天要去什么地方。有时在街头唱着歌，看着熙熙攘攘的人从身边过来过去，都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他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来唱歌，觉得这样生活一辈子也不现实。然而有时，会突然有一个行人在他面前停下来，跟他坐在一块聊天，相互告诉自己的生活经历，互相给予鼓励。这样的小事往往是最难忘的，给了他很多感触。

也就是在这段时间，他遇到了彪哥，并为彪哥写了那首大实话的歌。

他看到了底层人们生活的艰辛，也看到了他们为美好生活的努力拼搏、顽强不屈的奋斗，积极乐观的态度。在路上，有很多人和事打动了他，他一路走，也一路写了很多歌曲。这个过程中他在不断思索，当看到别人的艰辛的时候，也就慢慢地看清了自己：你还去找什么你个人的价值？这样太奢侈了吧？很虚无。他明白了自己应该怎样生活：应该为自己所属的这个群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

■为打工者歌唱———给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

于是他又回到北京。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到北师大听讲座，是明圆学校（一所打工子弟学校）校长张歌真讲他的办学经历。他第一次知道，北京每年有20多万外来打工者的孩子，因为没有户口，上不了城里学校。他们就自己办学，但师资力量、教学条件都比较差，都没有开设音体美课程。当时他就表示，愿意去做音乐老师。第二天，他开始去明圆学校上课。

在那以后的两三年时间里，他陆续在很多打工学校做音乐老师。他了解了孩子们，并进一步了解了这个群体。孩子们的父母都是来自农村，在城市里做最辛苦、最重的活。他也认识了很多各行各业的工友，知道很多他们的故事，他把这些故事编成歌，唱给他们听。

2001年的12月份，孙恒去天津科技大学看朋友。那时很冷，大学生们募捐了很多衣服，准备去送给建筑工地的工人。他们邀请孙恒一起去，那是他第一次到工棚里唱歌。工棚就是一大间房子，搭着上下铺的大通铺，四五十个工人拥挤地住在里面。窗户的玻璃碎了，寒风飕飕地吹进来，屋里也没什么取暖设施。有的床板还是光板，连褥子都没铺。

孙恒就站到床板上唱歌，一连唱了几首关于打工的歌曲：《团结一心讨工钱》，《一个人的遭遇》，《彪哥》……工友们鸦雀无声地听他唱，眼睛里闪着内心的激动，雷鸣般地为他鼓掌，然后围住他，拉着他说心里话。

“这对我的震撼也很大，突然觉得自己对人家是有用的，是被需要的，这种感觉真好，很带劲，这是一种价值的实现。突然间我豁然开朗：原来歌还可以这样来唱！因为这样唱歌是快乐的：给别人快乐，自己也快乐。”

这件事给了他一个启示：我们的生存条件差一点，但我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欢乐，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从那时起他就有了一个念头：能不能搞一个自己的文化团体？工友们有这样的需求，而自己也需要那个舞台。

■成立打工者自己的艺术团

孙恒与几个喜欢唱歌的工友谈了自己的想法，大家一拍即合，都愿意去工地做义务演出。刚开始也不是什么正式演出，就是下了班以后，在工地上找一块空地，一群人往那一坐，用两把吉他做伴奏，就开始表演。有时来的工友太多，就用两个家庭卡拉OK麦克风，再加两个小音箱，把工地上的钢筋棍拔下来插地上，把麦克风绑上边。有时说着唱着，麦克风突然就不响了。但现场气氛都特别热烈，工友们就像过年一样的高兴，因为他们太缺少这样的娱乐。

过了几个月，他们已经有七八个文艺骨干，就选择2002年的5月1日——劳动节，正式搞了个仪式，对外宣布“打工青年艺术团”成立，孙恒担任团长。

他们的第一场演出是在北京某高校的建筑工地，台上拉了一条醒目的条幅——“天下打工是一家！”他们以一首《打工打工最光荣》开始，一首接一首唱下去，唱到《团结一心讨工钱》时，工人们都站起来鼓掌，打着节拍，台上台下齐声唱。

这个情景让工头不舒服了，马上出来阻挠，不让他们再唱，几乎就是赶着孙恒他们走的。后来他们联系去建筑工地和工厂演出都不太顺利，老板总是找各种各样的借口来推辞。

孙恒他们就总结经验，演出前先了解一下情况，选择不同的曲目上演，如果那里有拖欠工资的情况，就不唱这首《团结一心讨工钱》，而选择身份歧视的歌上演。这样可以得到老板的合作，工友们就能得到欢乐。到现在将近3年，凡是有打工者的地方——工地、工厂、打工的居住社区、子弟学校、饭店酒楼，他们都去义务演出，共演了100多场。

几年间，“打工青年艺术团”不断吸引了不少“演员”加入，凡是有一技之长的人，吹拉弹唱说，都可以加入到他们的表演中。他们不断编写新的歌曲，也不断开发新的节目。2002年11月，孙恒正式注册“农友之家”(非营利性的社会机构)，开展法律咨询、权益维护和大众电脑培训等工作。2003年3月，得到一家慈善基金会的援助，孙恒成为“农友之家”的专职工作人员。

■歌声中产生的共鸣——找到了自己的爱情

后来，一些关注“三农”问题的大学生团体知道了他们，也成为他们的志愿者。中华女子学院社工系、北京师范大学“农民之子”、北京大学“乡土中国”等等，都来参加他们的活动。

2003年的寒假，“农友之家”和一个研究机构联合办了一个大学生的支农培训班，孙恒教他们唱歌，编了很多新的节目。有一个小品叫《月英的故事》，大学生也参加演出。这个小品取材于一个真实的故事：36岁的打工妹李腊英在横穿马路时，使一辆公共汽车急刹车，车上一个女乘客的蛋糕被损坏。司机和乘客把她强行拉上车，让她付赔偿费，否则不让下车。遭到这样的羞辱，李腊英从飞驰的汽车上跳下，摔死在马路上……

饰演月英的是一个北师大的学生，一个圆圆脸、大眼睛的重庆妹子。她没有这种生活经历，开始时怎么都演不像。孙恒就反复给她分析角色的生活背景，还介绍很多打工朋友给她。慢慢地，她了解了这个群体，进入了角色。她成功扮演的月英让很多观众流下了眼泪。

这个圆圆脸、大眼睛的重庆妹子在今年元旦成了孙恒的新娘。那天孙恒他们为工友们组织了一个联谊会，而工友们为他们举行了婚礼，还送来很多生活用品和小装饰品，帮他们俩布置了新房。

新婚的孙恒夫妇聚少离多。他们在“农友之家”办公室的后院租了一间不到10平方米的小屋，这个简陋得不像一个家的小家承载了他们所有的幸福。现在孙恒的妻子在北师大念硕士，研究方向是农村妇女问题。平时她在北师大上课，周末才能回家来。但他们并不打算住到离城区近一点的地方。“如果找个离她近的地方，就离工友远了，而我们的工作对象是工友。”这是孙恒的解释。

她不时地到偏远农村去，寒暑假还要参加或组织支农活动，并打算毕业后要先去支农一段时间。

“这就是我从家里出来时的想法：总会有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现在我找到了很多这样的朋友，还有可以相伴终生的伴侣，心里觉得特踏实，有了归宿感。”

■希望改善打工者的群体生存状况

除了“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打工青年艺术团”和“打工者问题协助中心”，2004年2月，孙恒和他的朋友们还在圆明园西边的肖家河社区成立了“打工者文化教育协会”。现在他们有了东坝和肖家河两个活动点，并用募集的书籍设立了两个“工友互助图书馆”。他们的经费大部分来自慈善机构的资助，有时也得到其他方面的捐款。

孙恒把他们自己定位为“一个以文化教育为主的综合机构”。周末他们经常办一些文化教育培训，如法律讲座、英语班、打工夜校，让工友们可以免费学电脑。今年又开通了“工友热线”，派发维权宣传卡，联系高校里懂法律的专家、律师和大学生，帮助工友们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打工者都有文化的需求，但工地的精神文化生活很匮乏，有的工地连电视都没有。工友们需要学习、更新自己，才能融入城市。他们需要受教育的机会。所以下一步我们想办一个培训学校，为工友们培训技能，但又不仅仅是技能培训，还要加入大量文明礼仪、思想观念、法律意识的教育。

“我们希望这个群体的状况得到改善，就要提高他们的素质，现在最需要图书和旧电脑。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团体来帮助我们。书籍并不需要特别专业的，需要文学、小说、《青年文摘》之类的杂志和技能的书籍。再有两三千本书，我们就能再办一个图书馆。”

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捐助电话：62819903,81604803

孙恒,北京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总干事，2005年3月5日当选“2004年度北京十大志愿者（团体）”，是其中唯一的打工者。2002年他发起创办了全国首家打工者业余文艺团体——“打工青年艺术团”，为打工者义务演出、开展权益宣传活动达百余场次。又成立“农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组织打工者开展各类文化教育及培训活动，声名远播。

2004年9月，京文唱片公司为打工青年艺术团出版专辑《天下打工是一家》，到现在，已发行约10万张。同年，孙恒又获得“2004年创业青年首都贡献奖”，还被国家司法部、四川省政府授予“维护司法公正——形象使者”称号。

（孙丹平/文 ）（摄影为“农友之家”提供）

《北京青年报》 2005年03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