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微笑着的田源更像一个学者，而非强有力的鼓动者、充满激情的企业家和富有交际魅力的活动组织者。他像教授一样仔细地讲解“中国价格”——为什么中国应通过市场成为粮食、等大宗商品全球定价中心。他现在的样子可能与他二十年前的角色更为匹配，当时他在国务院价格研究中心从事价格研究，参与价格改革方案的研究和制定。

1987年，他在纽约商品交易所接触到期货之后，这位价格研究者逐渐成为中国期货的主要推动者，他希望以此“解决价格波动问题，以便保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后来，他创办中国国际期货经纪有限公司，在期货业狂热、低谷、逐渐恢复的大淘汰过程中，这家公司始终是行业中坚。在1996年开始的5年间，他还改革了华通集团(现名诚通集团)，建立竞争性体制、扭亏为盈、确立主业，这家由原国内贸易部所属企业行政性组建而成的集团组建时资产220亿左右。

在再次邀请许多知名企业家到滑雪小镇亚布力，讨论“CEO与中国企业发展”这样宏大的话题之后，2002年，田源意识到他推动的这个活动可以成为“中国的达沃斯”。此前，他为配合1996年亚洲冬季运动会而投资建设了这个中国第一个滑雪场。在上一年也就是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企业家就曾聚集在亚布力讨论“新经济”。在1995年田源就被评为“明日世界领导人”参加过瑞士日内瓦大学商学院教授施瓦布创办的世界经济论坛达沃斯年会。

相比于讨论期货时的激情，谈论“中国企业家论坛”时田源很平静，但这个论坛可能影响深远，至少可以像田源所说的，“成为一个交流平台，起到一个望远镜的作用，往远处看看，看看下一年会发生什么”。实际上，田源和其他共同推动这个论坛的企业家大多是试图将广义服务业中的新行业、观念引入中国，譬如田源之于期货、之于并购、之于艺术品拍卖及人寿保险、之于信息咨询业等等，“中国的达沃斯”则是引入广义服务业的一个集体尝试。

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中国在全球新增资源消费比例上占据50%的份额，中国因素成为全球商品价格的“风向标”，田源认为因法律限制国内期货交易所无法建设成为国际商品定价中心，使得中国企业只能被动适应其他国家的交易规则。中国虽然是制造中心，但缺乏国际商品定价权。另一方面，2004年全球、石油等商品价格上涨并不完全是因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田源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参与国际竞争需要全球视野，“全球眼光来看问题能够使整个资源配置、思维方式、政府和企业的关系都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对于在新加坡上市的因从事金融衍生品(期权)交易导致巨亏，他认为问题出在该公司内部缺乏系统的风险管理，集团也没有进行风险监控。他认为有些企业需要以期货交易来规避基础原材料、石油资源、金融都有巨大的价格波动风险，以便能集中精力于生产与销售。田源还认为中航油事件反映出的是整个社会的风险意识不足，“企业向来关注生产经营本身，系统风险全部交给政府。而在中国经济市场化发育的过程中，国家处于稳定社会需求，对系统性风险大包大揽，使国内市场长期处于低风险运营状态”。

访谈

问：在中航油事件后，你曾撰文称“‘中航油’事件凸现了中国企业参与国际竞争的制度‘短板’，从侧面反映了中国社会整体风险意识不足的隐忧”。为什么？答：中航油是一个个案，但是体现出中国企业整体上的风险意识不强。计划经济条件下，政府包办所有风险，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企业自身来承担风险。尤其是加入WTO以后、融入国际市场，企业必须具有防御风险的机制。

市场上的风险是很多的，基础原材料、基础农产品、重要的金融市场都有巨大的价格波动风险。以中航油事件为例，石油产业是国际经济、政治的风向标，从来都是波动很大的，打仗、罢工、技术进步、美元汇率变动、加息都会影响油价，石油是全球化、政治化、多变易动的战略性资源，价格可以在一年之内上升下降50%以上。

因此，凡是从事跟这个行业跟这个产品有关的企业都有风险。生产企业如果高的时候不保值，跌下来就亏了；用户低价时不买，高价时再买，也亏了。面对着这种风险，必须进行保值，必须进行这方面的风险管理。中航油参与石油的现期货和石油衍生工具的交易，本身是一种客观需要。

问：如何让它参与交易，又不至于又出现这种巨大的风险和损失？答：这就需要企业按照行业规律来操作和运作。比如说中航油是以进口为主的企业，最主要的风险来自于价格上涨的风险，因此基本的操作方向应该是石油价格比较低的时候买进(期货)，买进的时候没有风险，因为价格锁定了。但它这次恰恰不是买进(期货)，而是卖出(期货)，它就不是一个回避风险操作，而是一种投机。

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问题？中航油缺乏系统的风险管理，集团没有对他进行风险监控，这是明显的失误。北京的集团总部只要有2个人每天盯着陈久霖的交易头寸，他就出不来这么大的问题。因为你发现了问题，就会向上报告、研究风险是怎么处理，它就不会变成个人决策。

问：能不能以中期的例子具体地讲一下监控期货交易风险的过程？答：中期公司下边有13家营业部，6家公司。每天都做大量的交易，我们去年做了1万4千亿的交易，我出现的风险才100多万。这里有一整套的全公司都要执行的风险管理的体制和制度。譬如公司有上海的风险总监，总部有总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风险管理委员会决定重大问题，出现问题后，要监督和改正错误的决策。

但这毕竟还是人治的，我们在北京还有一个总部风险管理系统，这是一个自动的信息收集处理系统。这个管理系统经过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下边每天把交易的结果填报数据，报到总部，然后进行分析、监控，这个制度实行了几年。但后来我发现，有的时候他会不报、隐瞒。

因此，从2002年开始，我们就建立了一个由计算机管理的总部信息管理系统，它取得的数据全是原始数据，每天交易完毕之后，交易所的主机直接发过来。集团风险管理部与分支机构同步重新结算一遍，看看是不是多了，是不是违规进行自营业务。这相当于有个雷达站，所有下属公司都在监控之下，有任何的违规活动都会被发现，这是因为，集团的数据不是他填报的，而是从前端和它从一个信息源头取的。

如果中航油的上级集团有一个这样的风险管理系统，这个风险管理部门向总部领导汇报，甚至向汇报，就不会出这么大的问题。我们觉得国资委应建立风险监控室，对所有的衍生工具、期货交易都进行监控。这个监控系统的数据采集不是报上来的，是从交易所直接获取的。这样的风险监控系统是每天都要自动检查、分析的。如果有一个像监视电网的值班室那样的风险值班室，就出不了那么大的问题。这样大的问题不是一天出现的，是累积的，如果缺乏持续的监控，等到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晚了。

《经济观察报》2005年0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