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呼唤汇率弹性机制

当前，国际社会众说纷纭的“人民币升值”问题，实质上是“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机制”问题。近年来，市场对人民币需求有升、有降，变化幅度很大，对人民币汇率调整的呼声从未停止，到目前人民币汇率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正因为已成为一个国际问题，目前的人民币升值问题，才应并入人民币汇率的弹性机制问题中，站在世界经济的高度，从全球金融的角度，通盘考虑，这是一个负责任大国的义务和权力。

那么回过头来看，目前人们普遍认为人民币存在低估，而且有些学者认为人民币存在严重的低估，这一幅度在20－30％，有的甚至认为在50％以上。那么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到底有多大？

国际金融的主流学派认为，汇率决定的基础是各国货币的购买力。两种货币之间的汇率应该等于两国物价指数之比（也就是所谓购买力平价）。然而，由于物价可比的算法不同、基于的时期不同，估算出的汇率结果差距很大。例如，《经济学家》期刊（1993年5月13日）所引用的估算高达1美元合1.5元人民币。经济学家们估算的人民币币值远远高于现行官方汇率，其主要原因是中国城市的住房，服务，公共交通，高等教育等不可贸易商品价格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如果把不可贸易商品剔除出去，对美元与人民币之间的可贸易品购买力平价的估算值在1994年汇率并轨时为1：7。按照同样的方法，2004年这一估计值大约为1：6.8。这个结果的字面含义是人民币现行官方汇率低估了约22%。

如果说购买力决定了汇率的长期趋势，在实际生活中，外汇供求关系变化往往引起汇率的短期波动。外汇供求主要受贸易平衡、国际资本流动的影响。贸易顺差，出口大于进口，或资本流入大于资本流出，都会增加外汇供应，造成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此时，汇率升值，以外币计的出口商品价格提高，以本币计的进口商品价格降低，可以导致出口减少，进口增加，使贸易达到平衡。

学术界以贸易平衡作为判断短期内汇率水平是否适宜的标准，认为适宜的汇率水平应使一国贸易平衡，进出口基本相等。

但是从贸易平衡来看，短期均衡汇率的计算结果亦不同。主要是在汇率变动对进出口额影响程度的判断上，存在不同观点。如果以主要贸易伙伴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所占份额为权重，计算人民币汇率变动对中国进出口的影响可知，目前人民币大约低估了4%。也就是说，理论上人民币升值约4%就可以使进口和出口基本平衡。由于我国的进口增长速度快于出口增长速度，一旦人民币升值，在可预见的时期内很可能出现贸易逆差。

事实上，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贸易顺差基本来自加工贸易。加工贸易中，中国进口元器件和原材料，加工组装成品，赚取少量加工费。加工贸易出口额中，绝大部分是进口的元器件和原材料价值的转移。因此，汇率变动对加工贸易的影响较小。受汇率变动影响的主要是一般贸易，从1999年起中国的一般贸易就已经出现了的逆差。2003年一般贸易逆差为57亿美元，2004年达到了90多亿美元。如果按一般贸易平衡计算，人民币不存在升值压力。

若从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综合考虑（即国际收支），适当的汇率水平应是使国际收支达到平衡的汇率值，据此判断，理论上人民币升值7%左右是一个比较适当的选择。这是在没有考虑热钱炒作和美元贬值等因素做出的估算。如果美元如人们预期的那样贬值15%，则人民币兑美元升值7%就已接近购买力平价法估算的长期均衡汇率。

总之，从长期走势看，人民币确实存在升值压力。以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人民币长期均衡汇率结果显示，当前人民币低估了22%；而以贸易平衡、国际收支平衡为目标计算的人民币短期均衡汇率结果则表明人民币的低估幅度分别是4%和7%。

当然，利率、经济增长的国民差距、心理预期和政府干预政策等诸多因素，都可以通过影响外汇市场的供求关系对汇率产生影响。受数据和工具的限制，对这些不确定因素的定量分析很困难，只能给出一个基础性判断。我们认为，中国的利率水平、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但压力正在减弱；外汇储备、市场预期、美元走势和体制因素放大了人民币的升值压力；宏观经济政策有利于减轻人民币汇率升值的压力。

二、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是一个中长期目标

在市场机制中，汇率与其它经济变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发挥着信息传递、收入分配、动力刺激和资源分配4项主要功能。人民币汇率变动对国民经济将产生广泛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人民币升值的传导机制是：汇率升值，贸易条件改善，有助于降低国内工业的生产成本；将导致农产品进口增加和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下降，促使部分农业剩余产品转化为工业积累，并促使农业劳动力向工业部门转移，但不利于农业发展并可能导致城乡收入差距拉大；汇率升值还起到鼓励消费品进口、阻碍产品出口的作用，不利于民族工业的发展并可能使发展中国家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和债务负担。

从长期看，人民币适度升值可改善中国的贸易条件，有利于中国产业的高级化；人民币适度升值可以使国内市场上劳动密集型产品价格与资本密集型产品价格趋于合理，将有利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人民币适度升值配合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改革，还有利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可见，人民币在条件具备时适度升值有利于国民经济的总体平衡和长期经济发展。从内外部均衡的角度看，升值7%是理论上的合理值，但升值方案和措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人民币升值是容易的，但在新的汇率水平上能否保持稳定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对中国而言，汇率问题的紧迫性不在于升值，而在于能否形成更加适应市场供求变化、更为灵活稳定的人民币汇率机制。

人民币汇率制度改革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首先，建立能够反映均衡汇率运动趋势的人民币汇率调整机制；第二，尽量减少由于汇率调整所带来的宏观经济风险，尤其是对人民币的恶性投机。

鉴于一系列金融危机的教训，一国怎样退出现行的汇率制度已经成为国际汇率制度研究的新领域。研究表明，最佳的退出战略是在盯住制度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时点。为了使退出盯住制度的风险降到最低，退出时机的选择非常重要。Eichengreen和Masson（1998）的研究表明，退出固定汇率的最佳时机是外汇市场相对平稳的时候，也就是说，外汇市场对汇率没有较强的贬值预期的时候。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当局增加汇率的灵活性可能会引起外汇市场的汇率波动，但是市场没有理由认为这是政府政策的结果。这样就避免了过分的汇率调整。退出盯住汇率制的次优选择是在一国经历大规模资本流入、汇率较强升值压力时。另外，一种时机的选择是与周边国家的经济状况相联系的。中国汇率制度调整的最佳时机是亚洲经济完全稳步复苏之后。

三、人民币汇率弹性机制的配套措施

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最终形成一个稳定有效的汇率弹性机制，是一项涉及多方面的系统工程，必然需要综合推行一系列配套措施和改革。

1、加速外汇市场的建设，普及金融理论、发展金融衍生工具作为政府政策的配套工具

影响名义汇率变动的因素很多，要利用行为金融理论和博弈论来研究市场参与者的行为特征，研究不同环境下的策略性引导方案，并根据资产组合理论和金融工程理论提供的方法，研究如何利用各种金融衍生工具市场进行套期保值，研究特定环境或应急状态下的金融创新方案。前瞻性的强制性制度安排，不仅要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现状，也必须同时兼顾中国经济发展的缘起目标。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在国际范围内优化资源配置的预期效果。

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财富在国际间转移的速度明显加快，发生于上个世纪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中国能够避免这场灾难的冲击，得益于严格的资本管制和充足的外汇储备。国内外有些学者认为，禁止人民币期权交易也是中国经济与危机隔离的重要因素。事实上，正是因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不发达以及中国驾驭金融衍生工具能力的不足才使得我们失去了参与财富在国际间再分配的权力和机会。我们不能否认，金融衍生工具的投机功能和潜在风险，但是更愿意强调金融衍生工具强大的套期保值功能，因为金融衍生工具不仅是企业规避经营风险的重要工具，而且也是政府部门制定汇率政策和管理外汇储备必须考虑的因素和配套工具。我们应加速外汇市场建设，尽早建立货币期权期货市场，完善金融市场的品种结构，加强金融理论和实务的教育和普及。

2、加速利率市场化，适时推动人民币可自由兑换

金融市场的效率提高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必须伴随本币区域化或国际化的推进。只有这样才能从真正意义上降低汇市波动的风险。而利率市场化是本币区域化或国际化的重要前提条件，应该先行。惟有在利率市场化下才能灵活调节国际资本的流动。一个已实行利率市场化的国家，在短期资本大量流入时，国内货币供应量扩大，随即引导利率下降，进而抑制短期资本的流入和刺激短期资本的流出。反之，若不是利率市场化的国家，面对短期资本的流入，政府虽可以采取收缩货币供应量的货币政策以抵销货币供应量增多的影响，但却无法有效抑制短期资金的持续流入，或是引导其流出。因此中国应加速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在条件具备时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帐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3、关注实际有效汇率，并列为政策调控的对象和决策考虑的因素

从稳定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应该以稳定出口增长为目标来调控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方向，这是优化资源配置，特别是人力资源配置的有效途径。中国必须通过货币政策有效地调控实际有效汇率，使实际有效汇率的变动方向有利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均衡发展。

4、在汇率调整和汇率制度转换过程中，加强对弱势群体的保护

主要是对农业、农村和农民工的保护。要加大对农业的直接补贴，加强对农村的转移支付，以减少汇率上升对“三农”的不利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