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泽民四晤克林顿  

    1989年“6·4”事件之后的4年时间内,中美两国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都没有正式访问,这和中美两个具有世界性影响的大国的外交关系是不相称的。因此,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后,两国外交界人士便围绕实现两国最高领导人正式互访一直在寻找新的契机。从1993年起,中美两国最高领导人虽然在各种国际场合进行过四次会晤,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但实现正式互访却一波三折,始终未能如愿。

    西雅图,一晤克林顿

    1993年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以后,中美关系经历了一阵接一阵风波。特别是在“银河号”事件和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败后,两国关系陷入了空前严重的危机。中美关系的这种发展势态不仅引起美国国内的一些有识之士的关心和忧虑,而且美国的一些亚洲盟国,例如韩国和日本也对美中关系的急转直下深表关切。在这种情况下,美国高层也开始意识到,必须采取措施制止美中关系的进一步恶化。

    机会终于出现在中美两国政府面前。

    1993年下半年,克林顿提出在美国召开第一次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这一倡议很快便得到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绝大多数成员的积极响应。这也成为当时条件下,两国高层领导人会晤的理想途径。

    9月25日,克林顿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莱克和助理国务卿洛德在白宫召见了中国驻美大使李道豫。李大使刚刚落座,莱克和洛德便轮番向李大使解释了美国政府刚刚结束的对华政策研究的结果,并建议1993年下半年中美双方举行一系列高层会晤,包括克林顿和江泽民借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召开年会之机举行会晤。在两人作了这番说明之后,莱克将一封克林顿致江泽民的信交给了李道豫。克林顿在信中这样写道:美国致力于推出一个“强大、稳定和繁荣的中国”。同时邀请江泽民出席西雅图会议,并阐述了美国对同中国发展关系的新想法。

    随后,洛德也向中国客人递交了一份详细说明美国意图的外交密件。据一位当时参与会谈的美国国务院人士透露,这份文件还谈到美国支持中国“统一”问题。

    10天之后,中国外交部长钱其琛借出席联合国大会之机,再次会晤了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并和克里斯托弗一起为一系列高层访问作了安排,其中包括一位国务院人权官员和两位美国内阁成员访华,美中4年来的第一次高级军事接触以及克林顿和江泽民的会晤。

    与此同时,中国也明确表示了发展中美关系的愿望,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几次重大外交场合都重申了对美关系的16字政策,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由于双方都希望促进中美贸易和维护两国的共同安全利益,在经济和武器扩散问题上取得重大进展的机会增加了。人权问题解决要困难一些。在如何处理台湾问题方面,双方也表现出了一定的灵活性,1993年11月初,克林顿再次给江泽民写了一封“非常机密”的信件,重申了美国政府坚持“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立场,努力给双方首脑会晤创造一个良好的气氛。

    1993年11月7日,克林顿还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一直很友好,支持他们的经济进步。美国“不能孤立像中国那样强大,像中国那样对世界前途至关重要的一个国家。……我们一直努力寻找适当的折衷办法,我认为我们确实这样做了。”

    1993年11月17日,江泽民乘坐的飞机从北京出发,途经美国西部城市旧金山,然后前往西雅图参加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江泽民主席在赴美国前,在人民大会堂对记者说,“中美的共同利益大大超过了对立点”,要“通过同克林顿总统的会谈开辟两国关系的未来”。

    11月19日,享有“四季常青城”之誉的美国西雅图市,成了世界传播媒介关注的焦点。这天晴朗宜人,有人说,这对改善中的中美关系是个吉祥的预兆。因为在过去的100年中,11月19日这一天,西雅图市阴雨气候竟然占了78天。

    按照原计划,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的正式会晤将在此间的雷尼尔俱乐部举行。

    下午1时,江泽民主席步入雷尼尔俱乐部,他身上的西装笔挺、纤尘不染,举手投足风度翩翩。陪同江泽民主席的中国政府官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外交部副部长刘华秋和中国驻美国大使李道豫等也步入雷尼尔俱乐部,同早些入内的美国总统克林顿、国务卿克里斯托弗、负责国家安全事务的总统副助理桑迪·伯杰和美国驻华大使芮效俭等参加正式会晤的人员握手致意。

    当江泽民主席同克林顿总统的手握在一起时,早已蜷缩在冷风中等候了多时的各国新闻记者们立刻兴奋起来,照相机闪光灯劈劈啪啪响个不停。

    会晤开始,克林顿总统首先对江泽民主席一行来到美国表示欢迎。他说,中国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国家,并且有着光明的未来,并对中国经济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钦佩。

    克林顿在谈话中强调指出,他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了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中体现的各项原则。对此,江泽民表示赞赏。

    江泽民主席就世界的丰富多彩发表看法,认为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应当相互交流,共同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

    在会晤中,中美双方首脑都认为中美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中美关系不仅仅是中美双边关系的问题,应该把中美关系放在全世界的范围内来看,应该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

    在会晤中克林顿还提出了人权、武器扩散和贸易纠纷等问题。他具体谈到了人权问题,并称这是两国建立“正常、完全和建设性关系的障碍”。

    江泽民说:“地球上有上千个民族、约200多个国家、多种多样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世界的丰富多彩是一件好事,并不是一件坏事。各国之间、各种文化之间应当相互交流,共同享受人类文明的成果。这种交流只能在人民自愿的基础上进行。”

    克林顿表示,江泽民主席关于世界多样化的政策是有说服力的。

    在会晤中江泽民还说:“冷战结束了,现在的关键是发展经济,国际经济现在这种不景气的状况持续下去,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不利。”

    江泽民特别强调,中美两个大国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在许多重大的问题上有共同的利益。中美之间增加信任,可以在国际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中美之间存在的分歧,这是客观的存在,双方各自关心一些问题,经过开诚布公的对话,是可以找到解决的办法的。

    江泽民建议,双方的高层接触继续进行,并邀请克林顿在他方便的时候访问中国。克林顿表示他期待着将来有机会实现这次访问,这是他从小就有的愿望。

    中美两国首脑还同意两国外长进行互访、磋商,各个有关部门之间也增加来往。

    下午2时30分。雷尼尔俱乐部空间不大的客厅里挤满了各国的记者。克林顿要在会晤后马上接受记者的采访。谁知提前2个多小时在客厅里待命的记者们,又多等了30分钟。因为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比预定的时间超出了半个小时。当然,两个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首脑,在相隔4年后的第一次会晤,1个小时的时间实在是短了一些。

    会晤结束后,克林顿向记者介绍说,这次会晤“富有成果”,是“一个好的开端”。他说:“中国毕竟是一个占全球人口五分之一、并且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我们必须就广泛的地区和全球问题作出共同的努力。”

    他认为,这次会晤“表明我们双方都决心继续发展两国现有关系中的积极方面,同时以比过去更加坦率的态度商讨解决存在的问题”。

    克林顿总统重申美国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是“正确的政策”,但他同时又称,“这不妨碍我们执行《与台湾关系法》”。

    国际舆论认为,江泽民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会晤不仅将会促进美中以经济关系为主体的多方面交流,而且还将为建立冷战后的国际秩序注入一股新风。

    19日傍晚,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在西雅图举行了记者招待会,在被问及最惠国待遇问题时,钱其琛说:“中国的立场是不赞成把与贸易无关的问题联系在一起,因为最惠国待遇对美国、中国都是有利的。如果取消,对美国、中国都是不利的,而不是对任何一方特别有利或者是特别不利。”

    在回答中美两国将在哪些问题上继续接触时,钱其琛表示,在这次领导人会晤之后,双方领导人的交流和接触会增加,而且会有许多具体问题要进行后续讨论,比如贸易、人权、武器扩散等问题,凡是美中关切的问题都可以讨论。美国方面关切贸易逆差太大,中国方面关切的是买美国的产品是否能得到批准。他说:“我们不是买一般的产品,而要买高科技产品。美国总统告诉我们,他们将要大大放宽这方面的销售。”关于朝鲜半岛的核问题,钱其琛说,我们阐明了自己的立场,即第一条是要保持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第二条是实现朝鲜半岛的无核化,具体的方法是通过有关各方的谈判。

    20日晚,江泽民在西雅图举行了约500人参加的中外记者招待会。

    江泽民说:“昨天,我同克林顿总统举行了正式会晤。我认为谈得很好,气氛是友好的,态度是坦诚的,会晤是建设性的。”他说,会晤中双方一致认为,中美关系十分重要,其意义不限于双边,处理中美关系应放在世界范围内来考虑,着眼于未来,着眼于21世纪。江泽民说:“双方都认为,在发展经贸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广泛的领域里,中美间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双方要保持高层接触,两国各部门要增进往来,增进了解,发展我们的共同利益。双方重申,中美间存在许多共同利益。双方要保持高层接触,两国各部门要增进往来,增进了解,发展我们的共同利益。双方重申,中美间三个联合公报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克林顿总统强调,他承诺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恪守中美间三个联合公报所体现的各项原则。”

    江泽民指出:“中美首脑会晤本身就具有重要意义。会晤增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了一个新的良好的开端。”

    西雅图中美首脑会晤的实现,应首先归功于两国外交人士的铺路架桥。这之中,中国副总理兼外长钱其琛的努力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钱其琛,这位自1988年就担任中国外交部部长的中国当代杰出外交家,把处理对美事务作为自己日常工作的重要内容。为推动中美两国关系在冷战后新形势下的稳步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88年7月,钱其琛与来华访问的美国国务卿舒尔茨举行会谈。同年9月,他奔赴美国纽约参加第43届联合国大会。

    1989年2月,新当选的美国布什总统来华访问时,钱其琛与随同前来的美国国务卿贝克举行会谈。同年9年又赴美国纽约出席第44届联大,后应邀到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演讲,提出了改善中美关系的四点意见。一个月后,钱其琛在北京分别会见访华的尼克松和基辛格。

    1990年,是中美关系发展进程中十分关键的一年,也是钱其琛处理对美事务尤为繁忙的一年。这年9月,他赴美国纽约出席第45届联大,10月份出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为其举行的午餐会并发表讲话。11月,他赴美国纽约参加讨论海湾危机问题的联合国安理会部长级会议后,应邀对美国进行了正式访问。他正是借助这些机会,在不同场合会见了美国总统布什,与美国国务卿贝克就中美双边关系以及海湾危机等共同关心的重大国际问题举行会谈,致力于中美关系的恢复与发展。

    到了1994年,中美关系有了重大的历史性转折,钱其琛处理对美事务的日程表上依然是排得满满的。1月24日,正在法国巴黎访问的钱其琛同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在中国驻法大使馆举行会晤,就中美关系、裁军、防止武器扩散、人权等共同关心的地区和国际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中美是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在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等广泛的领域里仍然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和重大责任;两国经贸合作具有重大的潜力和广阔的发展前景。双方一致认为,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1993年11月的西雅图会晤,标志着中美关系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两国外长这次巴黎会晤,对保持两国关系改善的势头,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会谈中,钱其琛向克里斯托弗转交了江泽民主席致克林顿总统的复信,并重申了对克林顿访华的邀请。

    根据中美两国外长在巴黎会晤时达成的协议,中美两国副外长级政治磋商几天之后就在华盛顿举行。中国副外长刘华秋与美方就双边关系、人权、武器扩散、贸易及地区和国际问题进行三轮磋商,广泛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双方都认为继续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美方将致力于发展同中国的重要关系,愿同中国继续努力,使两国关系尽快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

    经过外交途径的进一步努力,中美关系继续向好的方向发展。

    雅加达,二晤克林顿

    江泽民主席在西雅图会晤克林顿时曾经说过:“中美两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大国,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有共同利益。中美之间虽然存在一些分歧,但经过开诚布公的对话,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而实现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互访便是解决这些分歧的理想途径。”

    说到这里,江泽民转向克林顿:“如果可能的话,希望总统先生在今后方便的时候到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这是非常有益的。”

    听到江泽民发出的邀请,克林顿心头也为之一震:“我期待着今后有机会到贵国进行访问,这是我从孩提时便开始萌发的意愿。”

    但是,实现克林顿这种“从孩提时便萌发的意愿”却颇费心机。在此后的一年时间里,中美之间关系虽然有所改善,特别是高层往来有所增加,但在一些关键性问题上,双方依然出现了严重分歧。特别是1994年2月,中美两国围绕人权问题更是争得不可开交。同年3月,克里斯托弗出访北京再次铩羽而归。这样,克林顿的访华意愿便难以实现了。

    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中美两国领导人不得不再次借助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首脑会议进行会晤。

    雅加达是印度尼西亚的首都。每年的11月份,雅加达总是瓜果飘香、鲜花锦簇,是这个城市一年中最为迷人的季节。

    1994年11月,雅加达这座城市显得更为热闹,举世瞩目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第二次非正式首脑会议在这里召开。各国新闻记者早已把镜头对准了雅加达。

    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与美国总统克林顿于1994年11月14日上午在雅加达国际会议中心举行了正式会晤。这是中美两国首脑近年来举行的第二次正式会晤。会晤是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的。双方就两国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及地区问题广泛地交换了意见。

    江泽民对再次同克林顿会见感到高兴。江泽民说,去年我们在西雅图会晤,通过坦诚、深入的讨论,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取得了共识,指导中美关系走上改善与发展的轨道。我希望并相信,我们这次会晤将推动中美关系获得新的更大的发展。

    克林顿表示很高兴再次见到江主席,并同意江泽民对中美关系总的看法。他说,我们在这方面已经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高层互访增加,两国经贸关系有改善,两军交往得到恢复。

    江泽民说,70年代初期,两国领导人以战略家的远见卓识,重新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在这之后的20多年里,两国关系有顺利发展的时候,也经历了困难和麻烦。历史经验表明,中美关系搞好了,我们就能为中美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做些有益的事,关系搞得僵了,对各方都没有好处。

    江泽民指出,当今世界仍处于动荡多变之中,各种力量正在进行新的分化组合。面对众多复杂的不稳定因素,中美两国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的责任更重了。特别是亚太地区,直接关系我们两国的根本利益。在这个相互依存的世界里,经济已成为国与国关系的首要的、关键的因素。中国无意向美国经济挑战,两国是互利合作的伙伴。总之,无论从政治还是经济角度考虑,中美两国发展合作的条件优越,领域十分广阔。

    克林顿表示对美中关系的进展感到满意。他说,现在美中两国关系更加密切了。我们有信心解决其他悬而未决的问题。展望下个世纪,美中两国有着彼此成为良好伙伴的前景。我将继续作出努力,使美中关系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

    江泽民表示,中国政府一贯重视中美关系,希望同美国友好。我们不搞军备竞赛,不搞军事集团,不对外进行扩张,不会构成对美国安全的威胁。相反,我们希望同美国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遵循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确定的原则,推动中美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江泽民说,我们希望美国政府也奉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中美之间应该并完全可能建立建设性的新型关系。我们可在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基础上,共同确立以下主要原则:第一,双方都着眼于世界大局和21世纪,从更广泛的范围和长远的观点处理中美关系。第二,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和选择,摆脱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以友好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第三,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和特点,在平等互利基础上推动两国经济合作全面发展。第四,加强两国在国际事务和国际组织中的磋商与合作,在解决世界热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扩散及环保、缉毒、恐怖主义、走私等社会问题上开展协作。第五,增进相互间的来往和交流,特别是高层互访和接触。

    克林顿表示赞成江泽民主席提出的指导中美关系的原则,并表示美方也有类似的考虑。他认为,美中两国必须进一步发展互利的经贸关系,树立彼此间的信任,以友好的精神处理分歧,并就解决一些全球问题进行合作。

    关于台湾问题,江泽民说,台湾问题关系到中国的主权、领土完整和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对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来讲,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直接牵动着12亿中国人民的感情。我们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就是希望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这问题。如果台湾当局搞“台独”,外国势力又插手干涉,必将引起台湾海峡局势大乱,我们绝不会坐视不管。

    克林顿表示,美国将坚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和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

    关于人权问题,江泽民指出,中国政府十分重视人权问题,正在为使广大中国人民享有最广泛的各种权利不懈努力。中国需要稳定。没有稳定什么都搞不成,改革开放遭到破坏,经济建设不能进行下去,甚至造成成千上万人的生存问题,那才会成为一个严重的人权问题。我们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美方进行有关人权问题的对话,以增进相互了解,消除误解。克林顿说,我今年5月作出的将最惠国待遇和人权问题脱钩的决定是正确的,符合美国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在国会内得到两党的广泛支持。克林顿对美中恢复人权对话表示感谢。

    双方还就其他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看法。

    在从东南亚飞回北京的专机上,中国记者联合采访了陪同江泽民出访和会晤克林顿的钱其琛外长。

    记者问:“江主席去年和今年都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会议期间都会见了美国总统克林顿,舆论认为,从西雅图到雅加达,两次首脑会晤已使中美关系走上正常轨道,但两国关系中仍存在一些‘潜在的定时炸弹’。您对这次首脑会晤后中美关系发展前景如何展望?”

    钱其琛回答:“去年11月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在西雅图首次会晤促使中美关系走上改善和发展的轨道。一年来,中美之间高层互访频繁,4个部长级联委会工作取得进展,由于解决了最惠国待遇问题,经贸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两国关系发展的势头是好的,这次在雅加达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会晤的气氛具有建设性,将进一步加快两国关系的发展进程。”“中美之间有一些分歧,但在当前国际形势下,更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搞好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亚太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与发展,中美两国完全可以从这个大局出发,扩大合作,减少麻烦,发展共同利益,通过对话弥合分歧,我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是乐观的。”

    雅加达会晤成为中美关系史册上夺目的一页。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美国高级官员强调这“是一次友好的会谈”。这次会谈与1993年西雅图会谈相比,两位首脑在记者招待会上露面时,表情似乎轻松了。但是,在非常关键的克林顿是否将应邀访华问题却没有列入本次首脑会晤的议事日程。美国主管东亚及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洛德在一项电视新闻节目中表示:“克林顿总统希望访问中国大陆,但是双方关系应有更多进展,他的访问才会实现。”“这就是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当然,克林顿访问北京将具重大象征意义。”

    纽约,三晤克林顿

    江泽民主席两次会晤克林顿后,中美关系出现好转的势头,然而美国仍旧在人权、知识产权、中国复关等问题上刁难中国。1995年5月22日,美国国务院又宣布,克林顿总统已决定批准台湾的李登辉6月到美国作“私人访问”。为此,中国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但美国政府仍一意孤行,由此中美关系出现了严重危机。

    经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几次接触,美国不得不重申恪守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的精神,中美关系开始有所缓和。

    1995年10月,联合国举行50周年庆典,各国元首云集纽约联合国总部,为中美两国首脑的第三次会晤提供了时机。

    10月24日下午,江泽民与克林顿在纽约市著名的林肯中心广场大厦的10楼顶层举行了两个小时的正式会晤。

    双方在会晤中首先回顾了中美关系发展的历程。两国领导人认为,去年11月14日在雅加达会晤以来两国关系经历的困难和动荡,不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近两个月来,两国之间进行的接触和磋商对两国关系的恢复具有积极意义。双方决心在此基础上,抓住机遇,继续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作出努力。

    双方一致认为,中美两国都是对国际事务有重大影响,对世界和平与发展负有重大责任的国家。两国之间存在着广泛、重要的共同利益。建立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不仅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江泽民说:“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我们主张:一、两国领导人应当从战略高度看待中美关系,排除各种阻力和干扰,使中美关系的航程始终保持正确的方向。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仍然是中美关系的基础。只要公报得到遵守,中美关系就发展;相反,就遭挫折。三、中美两国能走到一起,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利益,为了发展和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我们需要尊重各自的国情与选择,超越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距,以一种平等、协商和合作的精神,处理相互间的一切问题。”

    江泽民强调:“影响中美关系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是台湾问题,构成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的核心问题也是台湾问题。我们不希望再发生两国关系稳定发展受到干扰的事件。”

    克林顿表示,一个强大、稳定、繁荣、开放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对中国孤立、对抗、遏制都不是选择,同中国进行建设性的接触方是唯一的选择。美国要与中国发展建设性的伙伴关系。美方将作出努力,早日解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

    在会晤中,美方重申对三个联合公报各项原则的承诺,重申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同时强调反对“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反对台湾独立、反对台湾加入联合国的主张。

    双方拟在以下领域加强对话和磋商:环境问题;重大国际问题和地区问题;经贸合作包括与关贸总协定相关的问题;两国军事交往问题;寻求恢复和扩大对话的领域。

    两位领导人一致认为,这次中美首脑的正式会晤是坦诚的、友好的、积极的、有益的,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双方商定在大阪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期间将再次举行正式会晤。

    这次会晤是克林顿执政以来,中美两国领导人进行的第三次最高级会晤,是中美两国关系因克林顿政府允许李登辉“访美”而出现严重危机之后举行的,它影响着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因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

    这次中美首脑会晤之所以能取得一定的积极成果,其深层次原因在于中国在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保持稳定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成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一支强大力量;同时,美国政府中的主流务实派从“实在的和实际的”国家利益出发,比较清醒地认识到,在当今世界格局发生转折的过渡时期,美中两个大国在地缘政治、经贸往来和处理重大跨国事务中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可忽视的利益交汇点,维护和发展对华关系对于实现美国的全球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和长远利益。

    江泽民与克林顿的第三次会晤主要从宏观角度讨论中美两国关系的重要性及其今后发展的框架,对于促进中美关系重新回到对话与合作的轨道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可是,这次会晤成果又是有限度的。从会谈气氛上看,它远没有在同一时期举行的美俄首脑会晤那样热烈;从会谈内容来说,双方没有深入探讨有关台湾、人权、贸易和军售等棘手问题并达成具体协议,正像《今日美国报》指出的,这次会晤没有缩小美中两国“在关键问题上的分歧”。

    事实表明,这次中美首脑会晤尽管朝着缓和两国关系的正确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但这些毕竟只是一种始于低起点的进展,只是在中美关系降到僵冷状态之后出现的初步解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恢复势头的性质:目前中美关系仍然存在着许多短期内难以解决的重大分歧。

    马尼拉,四晤克林顿

    1996年11月24日上午,位于马尼拉市中心的菲律宾中央银行大厦成为举世瞩目的焦点。在这座16层的大型建筑里,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和美国总统克林顿进行了1993年以来的第四次握手。两位领导人在友好、积极和建设性的气氛中就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中美关系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在出席亚太会议前夕,江泽民在北京会见了克林顿总统的特使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江泽民说:中美之间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完全可能的。他希望在克林顿总统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能得到进一步改善和发展。

    江泽民首先对克里斯托弗再次访华表示欢迎。他说,他同克林顿总统会晤,就中美关系和国际形势深入交换意见,将有助于推进两国关系。

    克里斯托弗向江泽民转达了克林顿的问候。他说,克林顿总统期待着在马尼拉同江泽民主席会晤。

    江泽民指出,冷战结束后,世界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如何正确分析和看待世界格局的演变,据此制定对外战略,促进世界持久和平、稳定与发展,是世界各国特别是中美两大国的领导人都应认真思考的问题。

    江泽民说,各国由于社会制度、经济发展水平、历史背景和价值观念的不同,对于一些问题有着不同看法是正常的。中国认为,从推动整个人类合作与进步的历史高度,着眼于21世纪,在国家间增进相互了解、建立正常关系,对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世界经济的发展至关重要。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摒弃冷战思维,在相互尊重、平等对话、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冷静、客观、务实地处理国家之间的关系。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不会迷失方向,才能排除各种干扰,集中精力来促进国家之间的重大共同利益。

    江泽民说,中美两国作为世界两个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双方之间存在着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两国在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促进世界经济发展与繁荣方面负有共同责任。

    江泽民说,发展健康、良好的中美关系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我们共同开创一个和平、稳定、繁荣和美好的21世纪。近4年来,中美关系走过一些弯路,经历了一些波折,但总的来说还是向前发展的。特别是最近一个时期以来,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有所改善,双方高层接触增多,达成一些共识。只要两国领导人真正从战略的高度来处理中美关系,恪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中美之间发展建设性的合作关系是完全可能。

    11月24日上午11时,60多名中国、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的记者来到了大厦5层的一个大厅。在这里,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同记者们会面。大厅内灯火通明,一条二三十米长的蓝色绸布犹如舞台上的背景幕布,遮挡住了通往“后台”的通道;中间是两国国旗,中国的五星红旗居左,美国的星条旗居右。中美两国领导人将在这个背景简洁而庄重的“舞台”上进行一次重要会晤。

    11时30分,江泽民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从蓝色幕布的一侧走出。他们面带微笑,缓步来到大厅中央。江泽民和克林顿相互握手致意。一时间照相机的“咔嚓”声响成一片,在场的摄影记者纷纷按动快门,将中美关系中的这件大事“定格”。

    文字记者们抓住这短暂的机会,争先恐后地向两位领导人提问。江泽民在回答一名中国记者提问时说:“这是在克林顿总统竞选连任后我们之间的第一次会面,我很高兴同克林顿总统会晤。”

    11时35分,江泽民和克林顿离开大厅,步入会谈场所,双方会谈持续了1小时10分钟,超过了原定时间。两位领导人都表示愿意进一步改善和发展中美双边关系。双方商定,中美两国元首在1997年和1998年相互进行国事访问。12时45分,两位领导人带着改善双边关系的成果,结束了这次在中美关系史上的重要会晤。

    这次会晤的成功,也表明了中国领导人对中美关系发展走向的把握是准确的,是有预见性的。(摘自《超越对抗——中美三次大冲突》)

    

     中国网 2002年2 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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