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中美关系的演变和发展，有两个基本的因素始终左右着两国关系：一个是政治制度，或者说是基本的价值观念，另一个是共同的国家利益。不同的政治制度趋向于使两国疏远，共同的国家利益趋向于使两国接近。至今仍然是如此。作为一个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在冷战开始后的长时期内一直受到美国政府的敌视，并被当作美国在亚洲的意识形态上的主要敌人。为此，美国在台湾扶持国民党政权，长期阻碍中国的统一，它还同中国直接或间接地打了几场战争，如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然而，共同的国家利益会使两国忽略政治制度的差别，在共同利益足够大时，两国之间甚至可以建立一定的信任，结成战略伙伴。从1947年冷战开始到80年代末，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一直是如乔治·凯南在其1947年用笔名发表在《外交事务》季刊上的文章中所说主张的，“长期地、耐心但坚决地和强有力地遏制苏联的扩张倾向”。但是，当1969年一向以反共立场著称的尼克松总统宣誓就职后，他开始用全球战略眼光来看待中国。

    美国当时最主要的担忧是来自苏联的威胁，在它看来，苏联利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困境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60年代中期重建了其全球实力。而越南战争使美国开始意识到自身力量的有限性，并促使美国领导人重新评价美国在全球中的地位。此时，尼克松政府着手调整外交战略，希望通过改善同中国的关系来获得对付苏联的更大的实力，并推动苏联在同美国缓和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同时，调整美国的亚洲战略，减少美国在亚洲的驻军，从越南战争中脱身，也是美国打破同中国关系僵局的原因之一。改善同中国的关系将可能使美国体面地撤军，此外，由于苏联对北越的军事援助都是经中国的运输通道输入的，美国希望美军撤出越南能使中国关闭运输通道。为此，在中苏边境冲突之后尼克松政府对中国政府做出了一系列缓和关系的姿态，包括放宽对同中国的贸易和美国公民访问中国的限制，并于1969年10月表示将停止自1950年6月起开始的美国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的巡逻。

    此时的中国正好也有同美国和解的需要。1969年3月中苏边境冲突之后，中国越来越把苏联看作是对中国国家利益的主要威胁，并实际上把苏联当作两个超级大国中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为此，中国希望寻求一个协同抵制苏联压力及其在全球扩张的力量。

    就这样，中美双方都出于各自利益的需要走上了恢复和发展双边关系的道路。然而，众所周知，冷战的结束和1989年政治风波改变了这一情况。美国公众对中国的态度因此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对中国有好感的公众从1989年2月的72％下降到7月的31％，而认为中国是美国敌人的公众从19％上升到39％。此外，国际形势的急剧变化，尤其是柏林墙的倒塌，苏联共产党政权的垮台，东欧集团的瓦解等，在许多美国人看来表明西方民主制度已经在全世界占了优势，中国也不再是值得尊敬的政治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先锋。同时，苏联发生的剧变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使得美国同中国共有的战略利益基础不复存在，因此“在苏联崩溃后，同中国保持良好关系已失去意义”的想法开始在美国政界蔓延开来。

    冷战结束之后，政治制度的因素继续起着明显的作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厉批评就是其基本表现，因为在美国人看来，只有在与他们相同的民主制度中才能真正实现人权。克林顿总统更是明确地认为，“走向民主是人权的最好保障”。他把民主看作是推进人权最好的方法，相信如果实现了民主化，人权必然得到改善。其“国家安全战略的三个主要目标是，提高美国的安全、支持美国的经济繁荣和在国外促进民主”。

    至于台湾问题，说到底，也是政治制度因素在其中起主要作用，美国在中国统一的问题上偏袒台湾，坚持向台湾出售武器，不仅因为“台湾是美国的老朋友，不能抛弃它”（美国前国防部长施莱辛格语），更重要的是，在美国人的眼中，在台湾解除党禁，特别是在1996年实现“总统”普选之后，更特别是在2000年通过选举实现执政权力和平转移之后，它已经建立起了名副其实的民主制度。假如一个“专制”制度下的中国大陆，用武力来统一一个“民主制度”下的台湾，这无论在美国人的感情上和理智上都是不可接受的。更何况美国保守派人士还不愿意看到，中国可能由于两岸的统一而增强自己的国力和影响力，成为对美国更大的威胁。

    美国对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中国在美国看来不是民主国家，因此不能信赖。虽然事实上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程度远不及许多西方发达国家，更不要说美国，在短时期内也绝不可能构成对美国的威胁，但是中国发展军事力量的努力却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强烈关注，“中国威胁论”从未绝迹。

    共同利益

    美国保守主义势力对中美关系的看法最终并没有成为美国的实际政策，它被布什政府中以国务卿鲍威尔为首的更为温和、主流和“现实”的派别力量抵消了。

    由于制度和基本价值观念的差异而造成的中美之间的分歧始终是会存在，问题就在于双方如何估价两国之间的共同利益。从中国方面来讲，从她把改革开放当作重要国策，全力追求中国的四个现代化起，就认为制度方面的差异不应成为发展两国各方面关系的障碍。特别是在后冷战时代，中国更认定了同美国的关系是其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中国经济的发展需要得美国的投资、技术以及市场，而且，经济的发展不仅要以国内的政治稳定为前提，还要以地区和全球的安全与和平为前提，在这方面也需要美国发挥作用。

    但是从美国方面来讲，情况却有所不同。乔治·布什（老布什）1988年担任总统时恰逢从冷战时期向后冷战时期过渡的阶段，美国国内的许多研究者对他的批评是“缺乏制定冷战后外交政策的长远眼光”，缺少对美国外交政策方面的“大设计”，他的对华政策被认为仍然建立在冷战时期对中国的战略需要上。至于1993年完全在冷战后任职的克林顿总统，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念在其对华政策的制 定中起了明显的作用。

    克林顿的对华政策从他1993年上台后把最惠国待遇同中国的人权状况挂钩，到1994年5月26日切断最惠国待遇同中国人权状况之间的关系，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中对中美关系进行全面评估，做出关键性的调整，都是在国家利益和政治制度之间进行权衡的结果。切断最惠国待遇和人权两者之间的联系在克林顿看来更符合美国长远的战略利益，用他的话来说，因为中国有核武库，在安理会有否决权，这被看作是亚洲和全球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中美关系对于美国人来说非常重要，中国是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1993年美国对中国的出口超过80亿美元，维持了15万美国人的就业。

    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对“脱钩”政策作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说，“总统的决定反映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积极参与和继续发挥作用的全面战略。它旨在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而不是把它排除在外。它鼓励中国在建立基于和平和安全的新的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方面提供合作。它支持一个更加民主、更加人道的社会的和平发展”。在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之后，克林顿立即宣布要用“新的途径”来实现美国的“一贯目标”。

    1996年5月17日，在“台海危机”发生三个月后，美国国务卿克里斯托弗阐明了政府在重新审查美国对华政策之后制定的对华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一个稳定、开放、成功的中国符合美国的利益；支持中国完全和积极参加国际社会；在保持对华接触政策的同时，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美国在必要时将采取强硬手段。从克林顿政府的第二个任期起，美国政府官员开始在多种场合表示，美国政府将在中国扩大市场准入的条件下支持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并考虑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

    2000年初当克林顿宣布将全力以赴地推动国会给予中国永久性最惠国待遇时，右翼势力批评他“把人权当成了贸易祭坛上的牺牲品”，而他的辩解是，只有使中国人有更多的机会接触民主社会，中国才能朝着美国人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他在写给众参两院议长的信中说，如果国会不予批准，美国就会冒“失去1999年11月达成的贸易协定的所有好处的危险”，并使美国的亚洲和欧洲竞争者获得这些好处。他承认，贸易协定不能带来他的政府在中国寻求的所有变化，包括对人权的更大的尊重，因此美国必须继续关注中国的人权，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来鼓励中国沿着国内改革、人权、法治和国际合作的道路前进”。

    在2000年底进行的美国总统竞选中，小布什及其现任国家安全助理赖斯在许多讲话中都发表了一种观点：既然共产主义制度已经在全世界的许多地方都遭到了失败，而中国继续由共产党领导，那么它的合法性已经消失了。布什为此抛弃了美国和中国之间“战略伙伴”的提法，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者”。赖斯在总统竞选期间甚至主张，“控制”中国；减少同中国的军事交流；降低中国在战略

    方面的重要性（理由是过去给了北京太多的关注）；重新调整美国的战略，把重点从欧洲转移到亚洲，并把注意力放在中国。这种主张反映了共和党中右翼势力的观点，它虽然同克林顿政府的对华政策大相径庭，但其对中国看法的基础是相同的，即必须促使中国发生改变。只不过后者是想要通过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来实现这一改变，而前者是想要通过遏制手段来改变中国。虽然两者都想要改变中国，但是对于正在努力融入国际社会和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中国来说，克林顿的方法客观上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和需要，因而也受到了中国的欢迎。

    所幸的是，上述反映美国保守主义势力的看法最终并没有成为美国的实际政策，它被布什政府中以国务卿鲍威尔国务院为首的更为温和、主流和“现实”的派别的力量所抵销了。这一派还包括政策计划主任理查德·哈斯、国务院中的几位助理国务卿（如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由于中美双方的共同努力，两国顺利度过了撞机事件造成的关系紧张时期。

    就在美国的对华政策还没有正式形成之际（许多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事前预期，真正形成要等到布什政府执政一年左右之后），发生了“9·11事件”。这一事件对于中美关系产生的直接后果就是改变了中美在军事方面的关系，并使中美关系转暖。中国不仅对美国领导的反恐怖主义战争给予了道义和政治上的支持，而且给予了不同寻常的积极合作。一位美国前政府官员对此做出了高度评价：“中国人在情报和信息方面非常有帮助，在某些方面我们认为这是中国可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也评价说：在“9·11事件”后5个月的时间里，中国向反恐怖主义战争提供了帮助，并且帮助阿富汗的重建。中国还在消除南亚地区印度和巴基斯坦之间紧张局势方面起到了建设性的作用。

    中国同美国在美国领导的反恐怖主义战争中的联盟使其他争执问题暂时被搁置一边。在这样的局势下，中国加入WTO没有受到来自美国的很大阻力。对于许多国家来说，在世界其他国家的经济都在步入衰退时，中国经济作为避风港的重要性比其他时期更为明显。而一个良好的、稳定的、可预见的中美关系将大大有助于美国大公司就大的投资项目做出决定。

    目前，依照国务卿鲍威尔的说法，“美国正在与中国建立一种坦诚、建设性和合作的关系。坦诚体现在我们有分歧的问题上，建设性体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光明的问题上，合作体现在我们有着共同的地区性、全球性和经济方面利益的问题上。”他表示，美国与中国有着某种共同利益，美国一直重视这些共同利益。中美两国可以在双方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里展开合作。

    但是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布什政府并没有解除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对中国实行的制裁。美国仍然认为中国是世界上导弹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主要供应国之一，其对象包括一向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在恐怖主义成为美国当前的主要敌人时，美国对此非常敏感。

    中美之间能否长久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

    “9·11事件”对美国对外政策的影响期将远远超出目前所进行的反恐怖战争。总而言之，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差异必将是长期影响中美关系的主要因素，问题就在于中美之间能否长期存在重要的共同利益，足以抵消那些因差异而造成的分歧和争执。

    美国对中美之间共同利益的评估，在过去一些年中没有发生大的变化，美国专家和政治家们谈论最多的是美国需要中国的市场，在防止武器扩散、维持朝鲜半岛和亚太地区的稳定方面需要中国的合作。但是人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些共同利益似乎未能阻止布什政府最初打算对中国采取较强硬政策，如果不是“9·11事件”，布什政府能否如此迅速地把其现行对华政策固定下来？为此人们担 忧，在反恐怖主义的高潮过去之后，美国对华政策还会出现倒退。

    我们在此不可能对今后发生的具体问题作做出预测，但是一些大的因素可能会对美国对中国遏制还是交往的政策选择产生影响。例如，首先是国际环境。在后冷战时代，全球化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在过去的十余年中，一些问题早已被列入人类生存面临的共同问题，例如核扩散、恐怖主义、人权、贩毒、移民和环境保护（“9·11事件”之后，恐怖主义的威胁更加突显出来）。这些问 题都需要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才能够解决。在“9·11事件”之后，许多国家更加深切认识到合作的迫切性，北约同俄罗斯关系发生的变化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去年12月6日，北约正式宣布通过建立一个新的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在“有共同利益的领域里”就联合行动达成一致意见，使俄罗斯在诸如维持和平、反恐怖主义和武器控制等问题上成为北约完全的伙伴。昔日的宿敌现在被接受为的盟友，进一步显示出冷战已经成为历史。

    其次，尽管恐怖主义高潮已经过去，美国的政策可能还会有反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美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方法不可能回复到布什上台初期表现出的单边主义。其中的一个关键因素是美国公众看待世界的方法发生了深刻的变化。“9·11事件”使美国人意识到，美国不是世界，而是世界的一部分，甚至世界上最大的国防开支也不能确保他们同国外恐怖主义者隔绝，他们需要持久地同世界的其他部分交往。这种公众舆论会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抑制其孤立主义倾向。

    而且，如果讲到国际合作，美国同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发展迅速、拥有核武器、在联合国安理会上有表决权的大国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何况恐怕没有人否认，与中国为敌会使美国付出巨大的代价。----由此可见，中美之间重要的共同利益不仅会随着全球化的深化而增大，而且从目前的形势讲，在可预料的将来，很难不被美国的决策者所重视。这将成为两国进一步发展相互关系的基础。

    《财经》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