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中首相一行抵达北京后，在首都机场受到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热烈欢迎。然后乘车前往他下榻的钓鱼台国宾馆。在那里又受到了中方热情、友好、周到的接待。在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下，中方接待人员在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为田中首相作出了无微不至的周密安排，对此，田中首相十分满意。在周恩来总理的首次正式会见中，他发表感想说：“我访问过美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总有一种在外国的感觉。今天我从北京仰望晴朗的天空，感到在北京就像在日本家里一样亲切（1）。”

    田中首相在华期间，先后同周恩来总理进行了四次小范围限制性会谈，就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关的问题进行了广泛、深入地会谈。日方参加会谈的有大平外相、二阶堂官房长官和部分主要随行人员。中方参加会的有姬鹏飞外长、韩念龙副外长、外交部顾问廖承志、张香山等同志。与此同时，两国外长也举行了多次会谈，并同工作人员一起按照首脑会谈的结果起草中日联合声明。

    这是一场关系到双方国家根本利益的会谈，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因立场不同，看法不同，很自然地会出现激烈交锋的局面。但是双方的基本出发点是通过会谈，在有关问题上达到共识或妥协，以便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完成中日复交大业。在这个大前提下，双方本着“存大同、存小异”和互谅互让的精神，通过友好协商，终于发表了一个双方都感到满意的联合声明，从而结束了百余年来存在于两国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打开了两国关系的新篇章 。

    “添麻烦”一语引起风波

    日本方面如何看待过去日本军国主义侵华历史，并对此作出必要的反省是这次中日会谈的一个重要问题。中国作为那场战争的严重受害者对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因此，自然希望日方对此有一个深刻的反省和认识，以便通过会谈，发表声明结束迄今在法律上一直存在于两国之间的战争状态，为中日两国关系开创新局面。然而，田中首相在访华开始时却对此作出轻描淡写的表述引起了中方的不满和周总理的严厉批评，从而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此事发生在田中首相抵京后当天晚上周总理举行欢迎田中首相访华的晚宴和第二天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谈上。9月25日晚6时30分，周恩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宴会欢迎田中首相一行。出席宴会的有600多人，宴会在军乐队演奏中日两国的乐曲声中开始，气氛热烈友好。周总理首先致欢迎词。他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阁下应邀来我国访问、谈判并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我们感到高兴。我代表毛泽东主席和中国政府，对田中首相以及其他贵宾们表示热烈欢迎。田中首相来我国访问，揭开了中日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我们两国的历史上，有着2000年的友好来往和文化交流，两国人民结成了深厚友谊，值得我们珍视。但是，自从1894年以来的半个世纪中，由于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使得中国人民遭到重大灾难，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这样的经验教训，我们应该牢牢记住。中国人民遵照毛泽东主席的教导，严格区分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和广大日本人民。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尽管两国战争状态没有宣告结束，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不但没有中断，而且不断发展。……”周总理的讲话博得了一片热烈掌声。

    周总理致词后，田中首相站起来致答词。他说：“尊敬的周恩来总理阁下以及在座的各位先生：这次，我能够应周恩来总理阁下的邀请，以日本总理大臣的身份，踏上我国邻邦中国的国土，感到非常高兴。”“这次访问，我是由东京直飞北京的，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日中两国是一衣带水的近邻。两国不仅在地理上如此相近，而且有着长达2000年丰富多彩的交往历史。然而，遗憾的是过去几十年之间，日中关系经历了不幸的过程，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之意。第二次大战后，日中关系仍继续处于不正常、不自然的状态，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这个历史事实”。当翻译把“遗憾的是……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的麻烦”一句话翻完之后，宴会厅里发生了一些低声议论。在中方参加宴会人员中有人对田中首相仅用“添了很大麻烦”一语表示对日本侵略中国的反省表示不满。

    此外，第二天上午中日两国外长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会谈时，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代表日方就中日结束战争状态，中国放弃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发表本节第二部分将要谈到的一系列不得体的发言又引起了中方不满，此事也反映到周总理那里。于是在下午举行的第二次首脑会谈时，周恩来总理对高岛发言和田中首相“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的说法一并提出了批评。周恩来总理针对田中首相所说的“我国给中国国民添了很大麻烦，我对此再次表示深切的反省”发表意见说：田中首相对过去的不幸的过程感到遗憾，要进行深刻的反省，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但是，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日本人民也身受其害，用“添了很大麻烦”来表述，中国人民是通不过的，这句话引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感。因为普通的事情也可以说是“添了麻烦”。他指出，在中国，某人不慎把水泼在女孩子的裙子上，说给你“添了麻烦”，这是一种轻傲的道歉。周总理发言后，田中解释说：从日文来说，“添麻烦是诚心诚意地表示谢罪之意，而且包含着保证以后不重犯，请求原谅的意思，份量很重，而不是很轻。中国方面所以感到分量轻，可能是“添麻烦”一词汉语和日语的含意有所不同。他表示，这个表述如果从汉语看不合适，可按中国的习惯改。（2）”

    其实，在田中首相一行抵达北京的当天下午，双方举行主要官员会见以及第一次首脑会谈时，他已经说过“添麻烦”的话。当时他说：“我们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从环境来说，中日两国处于不可分割的关系。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日本给中国增加了很多麻烦”。田中谈完后，周总理接着有针对性地谈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使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灾难，日本人民也遭受了巨大灾难。也谈到了毛主席把极少数日本军国主义者同广大日本人民区别开来的问题等等。因为田中首相等刚到，首先谈如何进行会谈的问题，因此，周总理对此只是点到为止，没有展开来谈。（3）这次，田中首相又在宴会上面对600多人说了同样的话，而且引起了在座中方与会者的很大反应。因此，周总理对此不得不严肃表态。

    周总理对“添了麻烦”一词提出批评的消息传出后，当初日本有一种说法是认为外务省的翻译有错误。但是，据当时参加撰稿的外务省中国课课长桥本恕说，这绝不是翻译的问题，是考虑到日本国内舆论反应而确定的那种说法。他说：“我考虑了不知多少天，推敲了不知多少次，夸大一点说，是绞尽脑汁写出的文章。当然也给大平外相、田中首相看了几次，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当然中国很重要，但也要考虑与日本友好相处的其他国家的关系，并且要得到大多数日本人的理解。在这样的前提下，推进同中国的邦交正常化，田中首相作为日本的总理大臣，以此为大前提进行的第一次声明，采取这种提法，我认为是已经到了极限”。（4）也就是说，他们是为了避免遭到国内舆论的指责而确定的这种提法。

    根据张香山同志的回忆，关于日本对侵略战争的反省问题，本来我们向日方提出的八条三项方案中没有提及。因为这个问题要由日本方面表态，而且可以采取各种方式表态，不限于在声明中，但古井送来的日本方案中表示要在前言中写上对过去反省的话，古井说具体怎么写，大平在考虑，没有定下来。同时又由于围绕“添了麻烦”一词引起议论，因此在联合声明中写了那一段话：“日本方面痛感日本国过去由于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的责任，表示深刻的反省”。这个措词是日方提出来的，是大平外相在27日晚上两国外相主持讨论联合声明时从座位上站起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出来，写在联合声明里的。

    高岛先生“不领情”

    前边提到日本外务省条约局局长高岛益郎26日上午在第一次外长会议的发言和周总理对高岛发言的严厉批评。据姬鹏飞外长在一篇纪念周总理的文章里称，高岛在一个多小时的长篇发言中主要谈了如下一些内容：“第一，不同意我方方案‘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认为这样日华条约从一开始就是无效的。第二，对我方提出的复交三原则，他认为应分开写，第三条‘日华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予以废除’不能上。第三，关于台湾问题，他认为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利，现在已无必要对此再作出法律上的认定。第四，关于赔偿问题，他说我们对于中国方面主动提出放弃赔偿要求，给予高度评价和感谢。但认为蒋介石在日台条约中放弃了赔偿，如果在声明中的文字表达上明确出现，就意味着‘日本和台湾缔结和约从一开始就无效’，（5）日方则不赞成”。高岛发言的核心，归根结底是从什么时候算日中间结束战争状态和如何处理战争赔偿问题，是以1952年缔结的日台条约为依据呢，还是由中日联合声明宣布才算数？换句话说，如果接受高岛的说法就等于承认日台条约是有效的，从而间接否定我们在中日复交三原则中“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的原则。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原则问题。因此，高岛的发言立即遭到中方与会者的反对。会后，姬鹏飞外长向周总理汇报了高岛发言的内容。总理听后非常气愤。

    当天下午在钓鱼台国宾馆举行第二次中日首脑会谈。会谈伊始，周总理首先针对高岛的发言发表看法。他说：“我们非常欣赏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说的一句话：恢复日中邦交应从政治上解决，而不要从法律条文上去解决，从政治上解决，比较容易解决问题，而且照顾双方。如果从条文上去解释，有时很难说通，甚至发生对立。又说：（中日）要建交，如同大平外相所说，就要同蒋介石断交，日台条约就自然失败。如把旧金山和约、日台条约都拿出来做根据，问题是无法解决的。我们说只有在你们充分理解我们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基础上，才能照顾你们面临的一些困难，而不是相反。日台条约在于你们同台湾之间，但这个事实是当时的美蒋关系造成的。这次在公报中可以不提这个字眼，但不能让我承认条约的存在和合法。不然就等于中国是从今天才算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统治。这是我们根本不能接受的。（6）

    周总理在讲完上述一番道理之后，接着话锋一转便直接批驳高岛关于放弃战争赔偿的说法。他严厉地指出：高岛在上午外长会谈中的发言，我认为不是田中、大平先生的本意。你们条约局长说蒋介石已在日台条约中宣布放弃要求赔偿的权利，所以主张在这次联合声明中就不必再提赔偿问题了，这个说法使我们感到诧异。当时蒋介石已逃到台湾，他已不能代表全中国，是慷他人之慨，遭受战争损失的主要在大陆。我们放弃赔偿要求，是从两国人民的友好关系出发，不要使日本人民因赔偿负担而受苦。你们条约局长对我们不领情，反而说蒋介石已说过不要赔偿，这个话是对我们的侮辱，我们绝对不能接受（7）。日本外务省的条约局长居然说出这种话来，使我们感到吃惊。我们在复交三原则基础上照顾日本的困难，日本也应该照顾我们的立场。

    由于周总理的谈话入情入理，简明扼要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田中对此表示理解。因此，在周总理发言后，田中首相马上说：中国把恩怨置之度外，从大处着眼，本着互让的精神处理问题，日本应坦率地评价中国的立场，并再次表示深切的谢意。（8）

    其实赔偿问题本来是不成问题的问题，由于高岛发言却成了问题。据张香山同志回忆，中央早在60年代就讨论了对日索赔问题，并内定放弃要求。后来总理给竹入的八条三项方案里也有一条是中国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而且古井送来的日方对案中也把这一条列在里头。然而高岛却不顾这些而死抠条文，发表上述言论，从而遭到周总理的严厉批评。

    与此相关联，如何表述两国间结束战争状态也是会谈的焦点之一。如前所述，事前双方交换的联合声明草案中对这个问题的提法截然不同。中方的草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状态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宣告结束”。日方的草案是：“日本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此确认，日本国和中国间的战争状态已经结束”。其潜台词是在日台条约中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此次只是确认而已。我国一直认为只有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才结束战争状态。由于我们不承认日台条约，认为它是“非法的、无效的”，因此难以接受日本的提法。如前所述，高岛代表日方发言时还提出“不同意”中方草案中的提法，因此双方立场如何接近，达成妥协便成了会议的难点之一。但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引起争论。是通过友好协商解决的。据称，在双方外长和两外长主持的声明起草小组找不到合适的措词的情况下，周恩来总理说让我来考虑考虑。后来总理用“不正常状态”，来代替原来正文中的“战争状态”。（9）为了照顾双方的立场，双方商定把“结束战争状态”和“结束不正常状态”分别写在前言和正文里。最后的表述是，在前言写：“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有着悠久的传统友好的历史。两国人民盼望结束迄今存在于两国间的不正常状态。战争状态的结束，中日邦交的正常化，两国人民这种愿望的实现，将揭开两国关系史上新的一页”。在正文第一条写：“自本声明公布之日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之间迄今为止的不正常状态宣告结束”。结果双方对以上表述均感到满意。

    复交三原则与台湾问题

    如前所述，台湾问题一直是中日关系正常化的障碍。不言而喻，我国提出的中日复交三原则，其核心也是台湾问题。因此，中日复交三原则和台湾问题成了此次中日复交谈判的焦点和成败的关键。两国总理就这个问题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广泛深入地会谈。

    中日首脑正式会谈一开始，周恩来总理首先提出，希望田中首相直截了当地谈谈日方认为哪些问题比较困难，需要通过友好、协商解决。此时，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首先谈到的也是台湾问题。田中首相在发言中说：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就具有自动取消对台关系的含义。但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两个问题出现。第一，要避免因此在自民党内和国会内引起混乱。第二，不要因台湾地位的变化导致苏联插手。他说苏联在海参崴的舰队经常自由通过津轻海峡和朝鲜海峡。太平洋舰队定期到太平洋沿岸的千叶县巡行侦察。现在台湾那边有美国的军队，所以不用担心。但是，如果将来出现真空状态，也许苏联会插手进来。我们觉得这是最大的危险。我认为在中国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以前，应该避免发生这种国际形势的变化。因此，我们要围绕台湾问题来充分进行研究。接着，大平外相发言。他说：田中首相不顾政治生命和人身安全，下决心访华，解决日中邦交正常化的伟业，这是具有历史性的政治意义的。因此一定要使之获得成功。在建交问题上有两个大问题，第一是日台条约问题，第二是日本同第三国关系问题。关于第一个问题，大平外相说：我们充分理解贵国的复交之原则。贵国认为“日华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应予废除。日方十分理解贵国的这一见解，我们没有理由要求贵国改变这种见解。可是，从日本的立场来说，这个条约已经过日本国会批准，日本作为条约的当事国，是负有责任的。如果在这次会谈中，日本完全同意贵国的见解，那就等于日本政府在过去20多年里一直欺骗了国会和国民，日本政府一定会受到批评。所以我们的态度是，通过这次会谈，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与此同时“日华条约”即告终了。希望贵国理解我们这一立场，并且把日中双方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作为“小异”处理（10）。

    针对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所谈的上述问题，周总理回答说：从田中首相上任以来的言论可以看出，田中内阁是准备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解决中日邦交正常的问题的。中日关系的不正常、不自然状态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中日邦交必须恢复。这不仅对两国人民有利，而且有助于缓和亚洲紧张局势和维护世界和平。中日友好不是排他的，这就是大同。把两国邦交恢复起来，这是第一位的原则问题。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都提到充分理解中方关于恢复邦交三原则的立场，都谈到日本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一旦恢复外交关系，日本和台湾之间的条约就自然失败，日本和台湾的外交关系就自然要断。这是对中国的友好态度。中方钦佩你们的果断。在这个基础上，中方自会照顾日本政府面临的局部困难。（11）周总理还说：联合声明中要写上你们理解中日复交三原则。

    根据两国首脑会谈的结果，两国外长开始主持起草中日联合声明。据张香山同志回忆，关于中日复交三原则是这样处理的，即在联合声明的前言中写：“日本方面重申站在充分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提出的‘复交三原则’的立场上，谋求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这一见解。中国方面对此表示欢迎”。然后把“复交三原则”的第一条和第二条原则写入声明的条文内，第三条原则（即“日台条约是非法的、无效的、必须废除”）不写入条文。在联合声明签字后，由日方用口头发表声明的形式宣告“日台条约”的结束。（12）此外关于台湾的归属问题，鉴于田中以前的历届政府坚持“台湾地位未定论”（即认为日本根据旧金山和约放弃了台湾，但对台湾的归属，日本没有发言权）。同时，在前述高岛的发言中也提到“根据旧金山条约日本已经放弃了对台湾的一切权力，现已无必要对此再作出法律上的认定”。为了避免再出现“台湾地位未定论”，中方要求在联合声明中对台湾的归属要有明确的表述。经过磋商，决定在联合声明的第三条（即“中日复交三原则”的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重申：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日本政府充分理解和尊重中国政府的这一立场 ”之后加上“并坚持遵循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立场”。波茨坦公告第八条的内容是：“开罗宣言之条件必将实施”，开罗宣言规定：（中美英）三国之宗旨……在使日本所窃取于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有了这条规定就明确了台湾归还中国的法律依据，“台湾归属未定论”就失去了法律基础。

    关于中日复交三原则和台湾问题在联合声明中的表述，达成上述协议后，在第四次首脑会议上双方又就日台断交后的善后工作进行了会谈。大平外相说，日本同台湾断交后留下的问题有：日本要保护日本侨民的生命和财产，经济贸易也还要继续下去，还有航空运输问题，人员往来也要继续。这些问题断交后怎么处理需要考虑。我们准备断交，撤消使馆后在台湾设立一个民间办事处，处理民间来往贸易等事宜。这需台湾方面同意才行。同时，没有贵方的默许，我们不好擅自行动。大平外相还说：我们决不支持台湾的独立运动。对台湾不应有，而且也不会有什么野心。田中首相也说，刚才大平外相说的那些临时措施，请贵方给予谅解。周总理回答说，蒋介石不一定干就是了。你们要想办法让他同意。总理还说在这方面以后有什么意见，要做什么事，事先给我们打个招呼，我们会支持你们的。如果我们觉得还要斟酌，我们会把意见告诉你们。田中首相说，如果我们要对台湾做什么事，事前一定会通知贵方。（13）

    在第四次首脑会谈中，周总理还谈到守信义的问题，他说中国有句古话说：“言必信、行必果”，并书赠田中首相。田中首相也回答了一句“信为万事之本”。关于日本同台湾废约、断交、撤馆的问题，日方信守诺言，在29日中日联合声明签署后，大平外相立即赶往设在民族文化宫的新闻中心宣布“日台条约”失效，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关闭在台湾的大使馆。

    联合声明未触及的日美安全条约与钓鱼岛问题

    1972年7月竹入访华时曾转告，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担心日美安全条约和1969年的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中的台湾条款可能成为中日复交的障碍。当时周总理表示，请田中首相和大平外相放心，在中日联合声明中不涉及日美安全条约，也不涉及佐藤、尼克松联合声明。但田中来访后，在25日第一次中日首脑会谈开始，大平外相还是谈了日美关系问题。他说：日本和美国在政治上经济上有紧密的关系。日美关系对日本的存在具有重大的意义，在日本人的情绪和想法中有着潜在的影响。日本和美国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美国和世界各国有着广泛的关系。我们日本政府要注意不能从日本政府方面损害同美国的关系。尽管日本国内对美国的政策也有种种批评和非难。当然，我们也并不认为我们和美国的关系绝对不可以改变。不是这样的，我们一定要慢慢地来改变日本同美国的关系。但在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时候，我们的立场是不要改变我们和美国的现存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

    除上述大平外相的发言外，日方在其联合声明方案里还提议写上日中邦交正常化不影响各自同友好国家的关系。针对上述发言和建议，周恩来总理两次谈了同第三国关系问题。第一次是在上述第一次首脑会议上。在大平谈完上述意见后，周总理接着发言。他说刚才大平外相谈到日本同第三国关系问题，我们可以不去接触它。而且我们还要尊重你们同美国的关系。比如我们对日美安全条约有意见，但我们在联合声明中不提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你们的事。但田中首相说过台湾海峡的情况发生了变化。这样，日美安全条约中关于台湾的那一部分就不起作用了。反过来，如果蒋介石捣乱，美国要负责任的。因为美蒋条约还存在。美国对蒋介石有约束，不许他出来。美蒋条约既防我们打它，反过来也不让蒋介石出来。周总理还谈到，中美日又有共同点，不让苏联插手台湾。中国解放台湾，当然不能让苏联去插手。你们也不赞成让苏联去插手。你们觉得台湾已经归还中国了。美国也不让苏联插手台湾。这一点是我们三国的共同点。在26日举行的两国首脑会谈中，周总理又谈到日美安全条约问题。他说，对日美安全条约，客观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这是首相也说过的。在尼克松和佐藤联合公报中的台湾条款部分已不适用了。美国也知道，我们现在不用武力解放台湾。大平外相也知道，尼克松、佐藤联合公报是前一届内阁搞的，同你们无关。美国也说，现在不谈这个问题。佐藤已经下台了。尼克松正面临着选举，我们不想让这个问题使你们为难。所以这次可以不触及日美安全条约。对日美安全条约我们并不满意。大平外相也说，将来日本并不是不修改日美安全条约。但现在不触及它。在解决中日邦交正常化问题时可以不触及它。你们需要维持同美国的关系，我们是知道的。我们也不想使美国为难。昨天我在宴会上的讲话中说，中日友好不排他。在这次两国联合声明中也可以把不排他写进去。我们之间搞的任何条约都不针对任何第三国。但不一定要声明不影响同友好国家的关系。因为在你们是友好国家不一定是我们的友好国家；同样，我们的友好国家也不一定是你们的友好国家。所以只要写上不排他就可以了。多了就超过了范围了。因此，不接触日美安全条约，并不是说我们对它没有意见。确定中日复交不使美国为难，也不是针对美国的。（14）

    根据周总理的上述发言，在两国外长主持下，双方联合声明起草小组把不排他条款写进联合声明中第七条反霸条款里。全文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不是针对第三国的。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每一方都反对任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

    在联合声明中另一个没有涉及的问题是钓鱼岛问题。据张香山同志回忆，这个问题是在27日第三次首脑会谈快要结束时田中首相谈起的。两人的对话如下：

    田中：我还想说一句话，我对贵方的宽大态度很感谢。借这个机会我想问一下贵方对“尖阁列岛”（即我钓鱼岛）的态度如何？

    周总理：这个问题这次不想谈，现在谈没有好处。

    田中：既然我到了北京，不提一下，回去会遇到一些困难。现在我提了一下，就可以向他们交待了。

    周总理：对！就因为那里海底发现了石油，台湾拿它大做文章，现在美国也要作这个文章，把这个问题搞得很大。

    田中：好！不需要再谈了，以后再说。

    周总理：以后再说。这次我们把能解决的基本问题，比如两国关系正常化问题先解决。这是最迫切的问题。有些问题要等到时间转移后来谈。

    田中：一旦邦交正常化，我相信其他问题是能够解决的。

    “不要输出革命”和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

    在中日首脑会谈中，中国会不会向日本“输出革命”，以及中国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也成为双方会谈的重要话题之一。尤其是中国会不会“向日本输出革命”问题，不仅田中首相当着周恩来总理的面谈及，在日方提出的联合声明草案中也有所反映。该方案第五条在谈到中日两国应该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持久的基础上确立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之后接着说：“与此相关联，两国政府确认，日本国和中国相互尊重对方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固有权利；两国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在相互关系上用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而不行使武力威胁和武力”。（15）这里所说的“相互尊重对方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固有权利”，其暗中含义显然是要通过写进这样的措词，以防止将来中国“向日本输出革命”。

    关于“输出革命”问题，两国首脑是在第二次小范围会谈时，田中首相说：在自民党内有一部分人因担心社会主义中国会赤化日本，所以极力主张放慢同中国恢复邦交的步伐。中国又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实现了国家统一，所以有人对此有些害怕。而我和大平外相之所以谋求日中邦交正常化，是由于相信中国不会像别的社会主义国家那样干涉他国内政。如中国能在联合声明中强调遵循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干涉日本内政，不在日本扶植革命势力，就可以使自民党内和日本国民中对中国有疑虑的人感到放心。（16）另外，据陪同田中首相访华的二阶堂官房长官回忆，在第一次小范围首脑会谈时，田中首相就曾谈到中国不要向日本“输出革命”问题，而且用词十分严厉。据二阶堂先生称：“当时田中首相明确地说，‘总之，即使实现日中邦交正常化，输出共产主义也不行，仅这一点，希望你们不要做，总理听后一笑了之”。（17）从田中首相上述言论和日方的联合声明草案的有关措词看，日方的确十分担心中日邦交正常化之后，中国会利用机会向日本输出革命，“赤化日本”。

    针对日本方面的这种担心，周总理谈了思想无国界，革命不能输出的道理。他说：我们认为各国人民应在不受外力干涉的情况下，根据自己的意愿选择自己的制度。也就是说，由本国人民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受外来干涉。但就思想来说，各种思想，不管是保守思想、进步思想和反动思想不受国界的影响，到处传播。如佛教思想传到中国和日本，在中国发展了一个时期，在日本特别发达，而在印度反而不盛行。印度保留了印度教。马克思主义在德国没有得到发展，反而在俄国发展了，在中国发展了。所以，在交通发达的现在，思想可以到处传播，无法禁止。但是否搞革命，搞什么革命，由各国人民自己选择，外国不能干涉。我们是坚持反对外国干涉的。此外，周总理还针对田中首相所说的中国是一个有几千年历史的大国，又实现了统一，日本人对此有些害怕的问题谈到我国的潜在力量，介绍了我国的经济水平。他说，到20世纪末我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均仍赶不上日本。在我国财政预算方面，尖端工业的比重不大。我们还是处于试验阶段。那是一个很大的浪费。中国不想当军事大国。接着总理又介绍了我们的核政策，也谈了核尘埃的危害等问题。（18）

    关于“输出革命”的问题，在首脑会议上谈清楚了，加上已经把包括互不干涉内政在内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写进联合声明之中，所以双方商定，不再把“相互尊重对方在不受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固有权利”写进联合声明里。

    关于日本军国主义复活问题，是举行第三次小范围首脑会谈时，田中首相主动提出来的。他说：我希望以后绝对不要认为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如果贵国仔细地看看我们的情况，我相信贵国可以了解日本不会有军国主义复活的事情。因此，周总理说，中国人民在过去的战争中受到很大的损失，确实担心日本军国主义复活。我们并不隐讳这一点。他又说：少数人有这种思想，这是事实。田中首相所以提出这个问题，看来与当时我国批评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有关。1970年4月，周恩来总理访问朝鲜，在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里说日本军国主义已经复活。从那时起，我国有关人士在同日本朋友接触中，或在中日备忘录贸易谈判中都要谈论这个问题，有时甚至发生激烈的争论。此事在日本曾引起很大反响。当时除个别人外，大都不同意这种说法。田中首相为了说明日本不会复活军国主义，首先介绍了日本的选举制度。他说，这种制度已经在国民中扎下了根。在日本不论是左的方面或右的方面要依靠革命手段改变现在的政治制度是不可能的。他谈到宪法第九条，说要改变宪法，就需要参议两院议员2/3以上通过才行。根据现在的形势看，根本不可能取得2/3以上的支持。他还谈到日本人口越来越少。现在每个家庭平均两个孩子，政府希望平均达到三个。否则300年以后，日本没有人了。他又算了一笔账说，日本决心实现日本列岛改造计划，修筑9000公里高速公路，就得花500亿美元，算下来，日本没有钱再去扩充军备。田中首相说，日本过去侵略过其他国家，日本国民为此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日本今后不会有扩张领土的野心。不会出现军国主义复活的情况。请你们相信这一点（19）。与此相关联，周总理谈到日本应该拥有自己武装问题。他说，我比你们社会党还开明一点，我们赞成日本人民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这话我说过多少次。还说服社会党的朋友们。我说你们不要自己武装那怎么行呢？这个口号对你们竞选不利。自己武装力量还是需要的。田中首相也谈到日本不搞核武装的问题。他说，日本是唯一遭受核武器灾难的国家。根据日本的科学技术能力，我们完全可以制造核武器，但我们绝对不制造核武器。（20）

    注释：

    （1）（8）张锡昌等著：《峰峦迭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35、247页。

    （2）张锡昌等著：《峰峦迭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版，第246页。

     关学文等著：《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90页。

    （3）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5期，第37页。

    （4）日本NHK采访组编：《周恩来的决断》，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105页。

    （5）（6）安建设编：《周恩来的最后岁月》（1966-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289、290页。

    （7）关文学等著：《中日关系》（1945-1994），时事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90页。

    （9）张香山：《通往中日邦交正常化之路》，日本学刊1997年5期。

    （10）张锡昌等著：《峰峦迭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39页。

    关文学等著：《中日关系》，时事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86页。

    张香山：《中日复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1期，第34-35页。

    （11）张锡昌等著：《峰峦迭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40页。

    关学文等著：《中日关系》，时事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187页。

    （12）（13）（14）（20）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1期，第35、46、41~42、45页。

    （15）冯昭奎等著：《战后日本外交》（1945-199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2月版。

    （16）张锡昌等著：《峰峦迭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247页。

    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1期，第44页。

    （17）日本NHK采访组著：《周恩来的决断》，中国青年出版社，1994年8月版，第98页。

    （18）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1期，第44-45页。

    （19）张香山：《中日复交谈判回顾》，日本学刊，1998年1期，第43-44页。

    关学文等著：《中日关系》，时事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252页。

    本文属中日合作研究成果，出自即将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一九七二：毛泽东、周恩来与田中角荣》一书。

    作者简介

    赵阶琦，男，1934年生。曾任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武官、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副所长、同院日本研究所副所长。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中华日本学会副会长。1998年受聘担任日本爱知大学经济学部客籍教授。主要成果有：《正在走向大国的日本》（合编），《转变中的中美日关系》（合著），《日本捐款部长》（译著），以及有关日本政治、经济、军事安全方面学术论文多篇。

    《日本研究》一九九八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