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

    加入WTO将给中国带来重要的影响，无异于是一场“革命”，因为其影响不仅是多方面的，同时也是长期的。从总的来看，中国人对加入WTO是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来对待的。

    1、中国的经济体系将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体系。中国经济已经有着很高程度的开放和对外联系，比如中国的对外贸易依存度高达30%以上，吸收了3000多亿美元的外来直接投资（FDI）。加入WTO以后中国经济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对外部的联系，然而，其最深刻的影响是中国将被纳入世贸组织规则体系的轨道，如果说在此之前的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一种自我调整和改变的过程，那么，此后，中国将要按照国际规则对自己的体制和法规进行调整和改革。这将使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一个新的阶段，也可以说是第二个阶段。在这个阶段的变化将使非常深刻的，它们不仅包括宏观体制，也包括微观体制，甚至也包括人们的行为规范。当然，中国既要承担必要的义务和责任，同时也会享受应得的权利，不再受到歧视性待遇。其结果是，中国将获得有一个更为宽松的发展国际空间。据估计，由于出口增加和外资流入增加，加入WTO后，每年可使中国提高GDP 0.5-2 个百分点。

    可以设想，加入WTO以后，资金、技术、信息、人员进出中国将变得越来越便利，这不仅会扩大外国商业甚至文化进入中国的机会，而且也会便于中国商业和文化走向世界。可以预想，在今后10年内，中国将成为一个重要的对外投资大国，会有大批中国的企业从事国际化经营。从过去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看，中国的企业竞争力是在开放竞争中提高的，能力是“被逼”出来的。因此，加入WTO会加速国有企业的改革，推进中国非公有制企业能力的提高。竞争出效益，在竞争中发展壮大，这是被以往发展的经验所证明了的。

    2、对竞争冲击所造成的影响不可轻视。 尽管中国经济的总体实力得到显著提高，但是，中国的大部分产业较比先进国家还是落后的。这包括国有企业，刚刚发展起来的中小企业，尤其是必须开放的那些国有垄断部门的产业。国内的落后产业和企业将随“入世”而被暴露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之中。受到挑战最大的部门可能会是化工、汽车、电讯、农业和金融。中国的大多数化工业企业技术水平属于中等或比较落后，缺乏较强的竞争力，如果把关税降到5-6%的水平，国内为数众多的企业的产品难以与国外产品进行竞争。估计会有导致大量的失业。汽车行业的情况有所不同。目前，中国的汽车行业虽然是靠引进外资发展的，但是长期的高关税保护和不合理的国内费税，使得国内汽车的价格居高不下，缺乏竞争力，如果在6年内把关税由目前的80-100%降到25%（组件降到10%），国内汽车将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当然，从目前的情况看，调整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在巨大的竞争压力下，真正破产倒闭的是那些为数众多的小汽车厂，这符合汽车调整的需要，几家大的汽车公司会在竞争中发展起来，这种调整已经开始。消费者欢迎这种开放，因为公众会买到更加便宜的汽车。农业的情况令人担心。目前中国国内的主要的粮食价格高于国际市场，在4年内把关税降至15-17%，将会使国内的农产品（粮食）缺乏竞争力，比如，如果按照向美国承诺的大豆数量进口，国内的大豆生产会受到极大冲击。至于金融系统，开放的冲击是严重的。由于中国的国有银行因承担政策负担拥有大量不良资产，加上经营方式落后，它们与外资银行进行竞争将会非常困难。中国政府已经在采取措施，减轻银行的不良资产负担，比如为此成立了四家资产金融公司，但是，冲击将会是很大的。显然，从短期看，加入WTO会使中国经济受到国际经济规则和国外先进企业的猛烈冲击，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内体制改革与结构调整的步伐必将加快，落后产业和企业的倒闭、兼并和重组进程将会加速。从中长期看，如果中国能够变挑战为机遇，成功实现改革与调整的“软着陆”，那么，加入WTO将促使中国实现国内经济体系和企业运营模式的一次重大转型，使整个中国经济走上更为成熟的市场化运行轨道。

    总之，加入WTO对中国来说，既是发展自身的良好机遇，也是伴随新的不确定因素的严峻挑战，同时也是一条无法绕行的必由之路。就总体而言，对中国来说机遇大于挑战，利大于弊，这已成为当今中国主流社会的共识。因此，中国已准备迎接这一挑战，同时将致力于变挑战为机遇，实现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新飞跃。

    二、中日经济关系的新机遇

    加入将给未来的中国经济与社会带来深刻变化，这同时也势必对中日关系的双边与多边环境带来新的影响。一方面，它将为中日经济合作拓展新的发展领域，展示新的合作机遇。另一方面，也会改变中日经济关系的一些形态与内涵，从而给中日两国提出新的课题。从总体上看，中日两国的经济关系会因此而得到更大的发展，大大增加了两国只的合作潜力。

    首先，它将会有利于日本企业更好地进入中国市场。因为，加入WTO以后，中国将进一步向世界敞开大门，并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的推动下大大加快结构调整和体制改革进程，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与世界经济体系接轨，中国经济将进一步完善法制化、市场化的轨道。这一趋势的发展，将使中日两国间经济与社会环境的差异不断趋于缩小。以往日本企业抱怨的那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中存在的政治干预、行政效率低下、朝令夕改、靠人际关系办事、各地规则不一等等弊端都有望更快、更好地得到改善。

    同时，它也将有利于中国开拓日本市场。加入WTO将有利于中国经济通过重组、升级换代和国际化而加速走向世界。未来不仅中国的对外贸易规模将日益扩大，而且中国企业也将不断增强国际竞争能力，在此基础上加快对外投资和海外经营的步伐。在这一进程中，中国商品和企业进入日本市场的步伐将会加快，其升级换代进程也将得到促进，中日经济的双向运动趋势将得到增强。这样，将会有利于中日实现优势互补。中国经济在“入世”后如能顺利度过结构调整、产业重组、体制改革的关键阶段，届时将通过升级换代而变得更为成熟，其国际合作水平和能力也将大幅度提高。这种局面将有利于中日两国更好地实现优势互补，在更高层次上加强资金、技术、人才、信息等方面的经济合作与交流。

    再则，它将会大大推动中日在地区经济中加强合作。中国加入WTO及其与国际经济进一步接轨，必将给亚太、东亚、东北亚这三个层次的地区经济合作带来新的动力。一方面，中国经济的成熟与发展本身将给地区合作提供更为广阔的市场空间；另一方面，中国对推动地区经济合作的能力与意愿也将与日俱增。这样，中日在地区经济合作上将有更多的机会和可以进行协调与采取共同行动领域，从而会加强两国间的磋商，建立起更为密切的经济合作的伙伴关系。中日之间在经济上的关系发展必定有利于推动中日政治关系走向成熟。

    当然，中日经济关系也将会出现一些新的情况，有些也具有不确定的因素。对此，两国政府和各界人士也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以便使中日关系出现新的趋势时妥善对待。比如，在中日经济关系发展中，政府直接参与下的经济合作模式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民间企业之间的相互交往方式。再如，由于中国经济将在劳动力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等各层次产业中加快全面“赶超”的步伐，中日间的经济竞争因素将逐渐增大。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如何为未来日本的对华经济援助准确定位的问题。自1979年底以来，日本对中国提供了大量以日元贷款为主、以无偿援助和技术合作为辅的政府开发援助（ODA）。这些资金与技术在20年来中国的经济建设中做出了重要贡献。现在，在日本国内出现了一些议论，认为中国对日本的援助缺乏宣传，人民没有感谢。同时，日本政府也越来越把援助方式和项目的调整与所认定的中国的国内政治联系起来。我们认为，这样一种气氛会有损于援助的效果和意义。事实上，中国政府和人民对日本的开发援助所做的贡献是心中有数的，也是感谢的。日本的援助推动了中日友好，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也有利于东亚地区的和平与繁荣，这就是最好的回报。至于日本根据形势的发展对援助进行调整，也是可以理解和接受的，只是不要与认定的中国国内政治问题相联系，需要在友好协商的基础进行。

    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国经济确实实现了飞跃发展，与1979年时的形势显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中国还远远没有摆脱低收入国的地位与处境，在发展中出现了人口、交通、能源、生态环境、以及地区差别等方面的新问题。因此，中国不仅需要一般的外来投资，也需要继续得到日本的援助。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对华的援助仍然具有特殊的意义，也是构造密切的中日关系的一个重要纽带。当然，随着中国的发展，日本减少援助是必然的。日本不会永远向中国提供开发援助，中国也不会长久期盼得到援助。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和结果。这不应该成为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问题。

    三、如何推动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

    在世纪之交，全球化和信息技术革命出现了迅速的发展。这一发展给每个国家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同时也造成了更加激烈的发展竞争。中日两国作为一衣带水的邻邦和亚太地区两个重要大国，其相互关系也正面临着如何应对这一新发展的紧迫课题。

    近年来的发展进程表明，在21世纪中日关系能否走上持久、稳定、健康发展的轨道，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以新的思维为未来中日关系开拓一条新的途径。为此，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是，中日两国都应为21世纪的相互间的关系做出准确定位。

    尽管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是，总体经济水平仍然很低，仍属发展中国家。中国在21世纪的中心任务是再用50年的时间，使自己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WTO和信息革命的到来为中国实现这个目标提供了机会，但是任务是繁重的，挑战是严峻的。为了实现着个宏伟目标，中国必须以力保和平的地区和国际环境，其中，保持中日关系的良好发展在创造这样一个环境中居于重要的地位。中国的这种战略定位在未来中国对外政策中将清楚地体现出来，是不会动摇的，同时，这也将长期成为对中国对日政策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当然，要把中日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做出巨大努力。我们认为，深入发展中日关系必须超越三个障碍：

    一是“历史的障碍”。日本侵略中国，给中国人民造成重大灾难，中国人是不会忘记的，日本也应该正视历史，这是顺利发展中日关系的一个基础。但是，历史已经过去，我们不能改变历史，也不能沉留在历史里，要走出历史的阴影，发展面向未来的新关系。

    二是“安全的障碍”。日美同盟有对付中国的因素，这是对中国安全的一个潜在威胁，为中国所担心。日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对其构成威胁，因此，对中国防备是日本安全的一个重要考虑。如果中日关系被框在这样一种结构里，那么，不仅不信任会增加，而且还会增加敌意。因此，我们必须发展中日之间的直接安全合作关系，并发展东亚地区的安全合作框架，由此找到中日之间的安全联系“共域”和机制。

    三是“心理障碍”。中日之间的呈现为一种“强日本，大中国”的格局。由于历史的、文化的和其他的原因，许多中国人往往是以一种不信任的心态看待日本的实力和行为，因此，对日本再军国主义化的担心和疑虑仍然存在；许多日本人总是以一种复杂，甚至是一种敌意的心态来面对中国的发展和强大，认为中国的崛起对日本必然是一个威胁。这样的心理障碍使得中国和日本之间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我们应该通过增加合作，扩大交流来克服这种障碍，否则，中日关系就不能走出“近邻而疏远”的阴影。

    过去一个时期，在中日关系发展中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趋势。这些都与上述障碍的作用有关。能否超越这些障碍使中日之间真正建立起信任的关系，这是对未来中日关系发展的严峻考验。

    未来的中日关系能否走上良性循环的轨道？其关键就在于两国的决策层及其周围的有识之士转变观念，以新的思路设计出未来中日关系蓝图。作为学者，我们应该为克服这些障碍而努力，对此，我们也应该有信心。

    展望未来，我们没有理由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感到悲观，而是有足够的理由对此抱一种积极而审慎的乐观态度。只要两国的有识之士一起行动起来，致力于推动两国关系，同时积极解决两国间存在的问题，那么21世纪前半期的中日关系就定能在和平友好、共同繁荣的轨道上日益成熟。

    （张蕴岭，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所长兼日本研究所所长。金熙德，博士，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日本对外关系研究室主任，中日关系研究中心副主任。）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网站 2002年12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