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祖康大使披露世卫组织内围绕台湾问题的斗争

编辑这篇演讲稿时,我们欣喜地得知沙祖康大使被推举为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第50届理事会主席,而且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个主席位子是发展中国家‘强加’给我的”。这是国际惯例没有过的新鲜事。

9月17日下午两点,沙祖康大使在外交学院做了一次精彩的演讲。吴建民院长的开场白虽然简洁,但已经画龙点睛地勾勒出沙祖康大使是怎样的一名外交官。当年“银河号”事件就是由他在前线处理的,处理得让美国人也不得不很佩服。还有1996年关于《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艰难谈判。当时,沙祖康在日内瓦当裁军大使。吴院长说,沙祖康大使是外交部有名的“拼命三郎”,干起活来不要命。“非典”时期,局势非常复杂紧迫,与WHO(世界卫生组织)总部的沟通对国际社会如何看待中国抗击“非典”的斗争至关重要,沙大使在前线工作得非常出色。

日内瓦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与纽约同等重要

我记得我曾在这里做过“银河号”事件的报告。我记得有的同学都坐在窗台上听我的演讲。

首先,我想简单讲几句驻日内瓦的代表团是干什么的。一讲到联合国,大家就会联想到纽约、想到安理会。这也很自然,纽约是联合国的政治总部。但是我感觉日内瓦如果不是更重要的话,至少也是同等重要。理由就是日内瓦的国际组织和机构囊括了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日内瓦是国际组织最集中的地方,是多边外交的一个重要战场。日内瓦管什么呢?多边、军控、经贸、人权、社会、科技,等等。在军控方面,日内瓦有一个多边裁军谈判会议,负责国际裁军、安全领域,是制定游戏规则的地方,统管核武器、生物武器、化学武器、常规武器、导弹、外空方面的问题。在经济贸易方面有一个世贸组织,即WTO。还有联合国贸发会议、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这些对我们国家的经济、贸易、投资都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第三类组织就是人权社会类,包括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还有制定国际劳工规则的世界劳工组织、红十字委员会、社会保险协会、世界工会联合会等。第四类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世界气象组织、万国邮政联盟、国际电信联盟。第五类是环保类国际组织,还有贸易工业秘书处、世界工业秘书处、控制危险废物工业秘书处、国际自然保护同盟,这些组织对我们国家的持续发展也有重要意义。

所以,我们认为,在日内瓦的国际组织做好工作,可以直接为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为中国的稳定和发展服务,为我们外交的全局做出重要的贡献。我们讲国际秩序就是法律秩序。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在我们越来越与国际接轨的情况下,作为外交官,我们的一举一动都对我们的国家利益有重要的影响。我要说日内瓦的工作很重要,欢迎你们将来到我那里工作!

我们执行的是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外交如何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呢?在我的那个地方就觉得特别relevant(贴切),特别significant(重要)。因为我刚才讲的几个范围都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关系。中国外交的目标和基本策略都很清楚,就是要韬光养晦,要有所作为。“韬光养晦”不是当缩头乌龟,睁一眼、闭一眼,原则该讲还得讲。“有所作为”也不是说要胡作非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当然只考虑我们自己的利益也不行,还得考虑是否有利于国际社会的和平与发展。中国是负责任的大国,我们中国的外交有自己的特色:高屋建瓴、沉着冷静、处变不惊,原则坚定、策略灵活;实事求是、求同存异;言而有信、说话算数;不畏强权、主持公道;以理服人、不卑不亢。这就是有中国特色的外交传统和风格。根据吴建民院长的要求,我只想讲讲围绕台湾问题在世界卫生组织的斗争。

阻止将台湾问题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议程

大家都知道台湾问题的历史背景。

我是2001年9月6日上任的,到现在已两周年。

我到日内瓦赴任后发生了很多事。中央出于战略决策早已决定我国加入WTO。在WTO中,台湾是以台、澎、金、马特别关税区身份加入的。从贸易这个角度来讲。它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陆、香港特区和澳门特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基本上遵循大陆先、台湾后的原则。1992年,台湾被确定为一个特别关税区,这说明它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台湾的一部分人要把世贸组织的模式全球化。他们说:“既然我们可以以这样的身份加入世贸,为什么不可以以这样的身份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呢?”我听了就火了。我的英文讲得不好,但是有机会就做工作。我说:“WHO is not WTO.Then I’ll tell you why.(世卫组织不是世贸组织,我会告诉你为什么。)” 后来,全日内瓦都知道了我说的“WHO is not WTO.”这句话。但是,必须承认WTO的模式。当然,台湾问题背后的问题是很复杂的。在世界卫生组织的问题上,在美国的默许、纵容和支持下就出现了许多WHO的台湾问题。

2002年1月底、2月初,在日内瓦召开了由二十几个国家组成的世界卫生组织执行理事会。在台湾问题上,历来都由世界卫生组织大会发难,提出台湾以“中华民国”或观察员身份参加WHO。但我到任以后,大概是为了“欢迎”我,突然决定在年初(因为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一般是在5月份召开,1月底、2月初召开执行理事会会议)的执行理会会议上为大会商定议程。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章程的规定,执行理事会确实有职责来制定议程。但此次有所不同,台湾利用世界卫生组织执行理事会这个机构,提出把台湾问题列入5月份召开的大会议程。

经过我们多方调查研究和国内的指示,我们决定阻止将台湾问题列入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议程。于是,我们全团集中力量,认真研究所有的法律规定,包括程序。世界卫生组织的宪章讲得很清楚,世界卫生组织只有主权国家才能参加。

我记得当时气氛特别紧张。众所周知,中国那年不是执行理事会的成员国,因此在该会议上只有一次发言权。会议一开始,议程就被分发到代表手中。你们知道,开国际会议最简单的是通过议程,但是我的文章就做在不让议程通过上。我们不能不明不白地通过一个议程呀!在广大友好国家的支持下,最后经投票表决未将此列入议程。

打掉台湾借“非典”做文章的图谋

在5月份举行的世界卫生组织大会上,台湾“邦交国”在某一大国的纵容下,企图通过改头换面的手法,让台湾事实上参与联合国专门机构,即世界卫生组织大会的工作。借口是台湾也有“非典”问题,让台湾的“卫生署长”以所谓“公众”的名义发言。记得我写了个条子,要求见世卫总干事布伦特兰博士,而且是紧急约见。几个发言之后,我们就在一个会客室里见面了。布伦特兰第一句话就说:“大使阁下,我知道你的来意了。但是我坦白地告诉你,我作为世界卫生组织的总干事,我不能不让一个public?穴公众?雪发言,你应该体谅我的困难。作为世界卫生组织,我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把它搞成public了,他是nobody(微不足道的),还不让他讲个话?大使阁下,我也是很困难啊!”针对她这番表述,我也陈述了中方的观点和不能退让的立场。世界卫生组织是个常设性的国际机构,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的卫生问题某种意义上就是世界的卫生问题。我对她说:“我们中国和世界卫生组织的合作就等于世界1/4的人口和您的合作。我可以说,如果台湾代表发表讲话,造成‘两个中国’、‘一中一台’的后果,将会给本团和您的合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您的合作不可避免地造成影响。您愿意看到这一局面吗?”她反问我:“您说怎么办?”我说:“我相信您的政治智慧。”最后,她断然地说:“所有的public一律禁止参加。”这一仗就算拿下来了。

可是,刚解决一个问题,接下来又是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非典”时期,WHO讨论一个关于就“非典”问题进行国际合作的决议案,其中有一条是向公共卫生实体(public health entity)提供帮助。这种时候你要稍微心一软、一迷糊就会出问题。这个entity不就指台湾吗?美国下决心一定要写上这个entity。针对美国的这一做法,我们也拿出了相应的对策。我们把美国人关心的那几个决议列出来,包括药品问题、预算问题,等等。我说这样,台湾问题解决之前一个也不让它通过,要害就是台湾这个entity。如果将台湾作为“公共卫生实体”删去,咱们好说。最后,他们大使做了工作。会议当天下午四点半召开,进会场的时候,美国大使对我说:“我们放弃,同意删掉。”最后布伦特兰提议把它去掉。这一项任务我们也完成了。

现在谈起这些往事像讲故事似的,但是当时我们确实感到浑身血液沸腾、责任重大,因为这显然是一些国家利用卫生问题做政治文章嘛!所以我们必须把它弄掉。

今天专门就世卫组织中关于台湾问题的斗争把我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讲给大家听,因为是我亲身参与的,回顾起来还是惊心动魄的。

沙大使回答学生的提问

学生:沙大使,您担任裁军大使,在裁军谈判过程中您是否感到很多压力?是否受到过一些挫折?因为我觉得在裁军过程中有一些国家可能会采取一些很卑鄙的手段阻止我们达到目的。

沙大使:关于挫折问题。沙祖康从来没有输过,所以没有挫折。我要赢你就赢定了,要不你把我尸体抬出去。所有的谈判,都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但困难是大大的。在我们进行禁止核试验谈判的时候,那时吴大使也在,有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对中国进行的和平友好的试验不理解,非要搞什么游行示威,有时候弄得我的车也回不了官邸。家人和同事担心我的安全。赶上游行的时候,我就把汽车停在其他街区,换上一身运动服,“参加”到游行队伍中去。代表团有的同志隔着窗户在里面看到我,就企图跳过围墙来保护我。我眼睛冲他一瞪,意思是别动。我的原则很清楚,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所以我没什么挫折。

联合国曾提出一个决议,要求各国立即停止核试验。当时只有中国和法国还没有完全停止核试验。1995年,我在联大坚持用英文发言68分钟,驳斥了当时批评中国的言论。我们中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不搞军事同盟,在外没有一兵一卒,没有一个军事基地。中国无条件地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无条件地不在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也从来没有威胁过任何一个国家。因此,我心里一直是理直气壮的。所以只能说有困难,没挫折。结果五个核国家全支持中国继续进行核试验。在工作中,压力肯定是有的,但压力来自责任感,来自我们国家安全利益的需要。

学生:沙大使,您作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官,在这么多年的外交工作中,有没有您个人的想法和国家给您布置的外交工作相冲突的时候?您是怎么处理的?自己是怎么想的?

沙大使:有,绝对有。举个例子,就是在今年“非典”期间发生的事情。由于国内疫情应急通报机制存在缺陷,初期数字预报不准确。我明明知道关于“非典”的通报是不准确的,但没法讲实话。当时,我接到国内指示,请沙大使紧急约见WHO总干事,强调以下几点:中国“非典”得到有效控制,中国是安全的。我照着说了半天,一个字都不敢改啊。第三天卫生部长张文康就被撤职了,数字也就变了。你说这事恶心不?过两天又来了个指示,请沙大使紧急约见,说明我们现在采取了有效措施,正在怎么努力之中。前面是“有效控制”,后面是病人越来越多,每天以成百的人数增加。我也是一个大使,树要树皮,人要脸皮,这种事情确实是很恶心的。这是心里话,事实也确实是这样。我见到布伦特兰就说:“你是当过首相的,大使们在干什么你也知道,上次我跟你说了‘有效控制’,目前看来与事实是有一点距离的。但我可以担保这次讲话是真诚的。历史上还很少出现过把市长、部长撤职的。这说明我们共产党、中央政府绝对是认真的。”

我举这个例子是说,大使也有为难之处。但无论如何,外交官必须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祖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应该在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无条件地牺牲自己的利益,坚定不移地去执行国家的指示。周总理讲过,外交官是文装的解放军。军人以执行命令为天职。你是代表国家的,否则你是nobody。中国人很多,可代表中国的有几个?就是大使。正因为你代表了人民,你说话才有分量。国家是有指示的,有指示就要执行,要不折不扣地执行,不能有半点马虎,要么你就别当外交官。

《世界知识》2003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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