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人们对欧美争吵似乎已习以为常。然而去年围绕伊拉克战争美国与法、德等所谓“老欧洲”国家出现的严重对立，还是使许多人吃惊不少。现在一年过去了，跨大西洋关系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一、对立缓和 各有所需
一年前，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康多莉扎·赖斯曾发誓要对反战国进行报复。这位美国俄罗斯问题专家表示，美国将原谅俄国，但必须惩罚法国，冷落德国。然而一年过去了，赖斯的誓言对于美国来说已经越来越不适用了。美国总统布什与德国总理施罗德已经实现了两次会晤，德国媒体对去年9月两国领导人在纽约的会晤评论是，德美关系已经开始解冻。在会谈中，施罗德承诺扩大在阿富汗的维和范围，减轻美负担，并表示愿帮助伊拉克培训安全部队和警察，增加提供人道援助等。除人道主义援助外，施罗德还表示，德国愿效仿二战后美国援助德国的“马歇尔计划”，向美国提供重建伊拉克的大规模资金支持，向伊贷款1160亿美元，并可考虑免除伊拉克向德国所借的大约40亿欧元的债务。
伊拉克两国舆论对今年2月的德美峰会更是作了大量报道，认为两国关系已重新走上原先轨道。法国与美国的关系尽管不及德美关系恢复得快，但目前也进入了缓和期。与去年伊拉克战争刚结束不久两国领导人在法国埃维昂八国集团会议召开时的气氛相比，评论家们认为，今年六月美国总统在佐治亚州的海岛上会见参加八国集团会议的法国总统希拉克时气氛将会友好很多。
除八国集团峰会外，今年6月底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北约峰会也为法国和美国提供了表达合作意愿的机会。届时，美国和其欧洲盟国将会继续讨论对北约的改革，使其能够适应“9·11”后时代的需要。而在这一点上，法国的立场和美国也在逐渐靠近。美国主张，北约应成为一支现代的、机动灵活的、训练有素的、能够部署到任何需要的地方（包括条约规定的传统地区以外的地方如巴尔干地区和阿富汗）的军事力量。对此，希拉克总统作了积极响应，表示“在一个变化的世界中你必须面对现实。我们已经更新了从前那种认为北约有地域界限的观念。地区性北约的概念已不复存在，在阿富汗的行动就证明了这点。如果确实需要的话，我们也不反对北约在伊拉克发挥作用。”
今年6月6日法国将在诺曼底庆祝盟军登陆60周年。德国总理施罗德已经接受了法国总统的邀请，法国也向布什总统发出了邀请。有人据此猜测，布什在诺曼底奥马哈海滩同“老欧洲”最重要的代表们合影将是完全可能的。显然，这也是美国和老欧洲特别是与法国改善关系的好机会。
美欧缓和关系是双方互有所需的结果。先以德国为例。德国国内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出现了要求反思对美政策，奉行“新大西洋主义”的主张。战后民意测验显示，90.4%的受访者认为，施罗德与美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决裂深深破坏了战后德国处理国际关系的成功模式,即与美国和法国保持同样牢固平衡的关系。为了扭转这一看法，德国政府开始寻求介于法国“戴高乐主义”和冷战时期传统“大西洋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即所谓“新大西洋主义”，变“硬顶”为“软影响”。另外也避谈特别在公开场合避谈“多极化”，以免刺激美国，并代之以多边主义。德国政府的考虑是，与美国“硬顶”，实践证明起不到对美政策施加影响的作用。因此有必要改变对美强硬做法，采取“软影响”政策。
法国则更多地强调，在伊拉克问题上欧洲应“向前看”。这一主张也是包括新老欧洲所有国家的看法，即一个不稳定和混乱的伊拉克，既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也不符合欧洲的利益。其名言是，重建伊拉克的失败也意味着“反战者的失败”。德国外交部德美关系协调人福格特称，重建失败将使伊拉克面临内战、邻国干预、新独裁或成为恐怖主义的新据点，这对于欧洲来说也将是“无尽的噩梦”。
美国总统布什对老欧洲伸出橄榄枝的一个重要考虑是，希望扭转一些选民对其外交政策不满的看法，寻求今年大选连任。外交政策在美国大选中很少能够占据突出地位，尤其在冷战结束后。然而，“9·11”事件使情况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伊拉克战争更是布什政府一意孤行的行动，导致美国与世界上许多国家特别是传统盟国分道扬镳。这一点，成为挑战布什总统宝座的美国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攻击布什的有力武器。克里在竞选演说中表示，“我向你们保证，为了你们和其余96％的人类的利益，我将在当选后几周之内重返联合国，不但要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而且要为美国与世界的关系揭开引以为豪的新篇章。” 总之，为了大选的原因，布什必须向公众表示由于伊拉克战争而受到损害的美国与盟国的关系正在得到恢复。
当然，但伊拉克战争在证明了美国霸权的同时也证明了它力量的局限。一年前，布什拒绝让联合国在战后的伊拉克发挥任何重要的作用。而近来他却多次含蓄地承认，要恢复伊拉克的秩序离不开安南的帮助。事实上，伊拉克政权移交的痛苦磋商终于让布什政府认识到，联合国赋予的合法性对美国利益的实现是无价的。在这个意义上，寻求盟国在伊拉克重建、阿富汗稳定、遏制其他失败国家、反对国际恐怖主义以及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的支持，无疑也是美国改善与欧洲关系的重要考虑。
二、“秩序分歧”依旧
美欧紧张局面的缓和，没有使双方在重大国际政治问题上的分歧消失。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资深会员罗伯特·卡根近日在题为《大西洋两岸的悲剧》的文章中写道：“‘美国和欧洲不同’，德国联邦总理格哈德·施罗德在伊拉克战前数月清醒地写下了这句话。谁今天还会对这个观点持有异议？”
欧美围绕伊拉克战争的分歧，在本质上是双方关于世界新秩序问题的分歧。美国对外政策中体现出来的“新保守主义”与欧洲的“一体化”理念格格不入。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的这一年里，欧洲国家一直努力坚持用自己的政策和主张来解决当今的安全问题。从伊朗、叙利亚到利比亚及塞浦路斯，欧洲各国政府一直在设法避免危机、劝诱无赖国家领导人或者敦促实现和解。去年10月，英、法、德三国外长同伊朗达成了旨在暂停其秘密核武器计划以及缓解伊朗同美国敌对状态的协议。欧洲各国提出了一个折衷方案：伊朗同意接受核查并暂停其浓缩铀计划，作为回报，今后有权使用民用核技术。欧洲国家在推动塞浦路斯统一的努力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土耳其希望加入欧盟，欧盟成员国将土耳其在塞浦路斯问题上的合作作为换取欧洲善意的代价。去年12月，在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主动提出要消除利比亚的违禁武器问题上，英国的外交努力同样不可忽视。欧洲各国还试图说服叙利亚采取类似的行动，以获得贸易协议，这样一来，还可以缓解驻扎在邻国伊拉克的10万美军对其构成的压力。欧洲国家的目的在于，把在欧洲取得巨大成功的对话与让步的做法扩大到世界其它地方。欧盟推广这种做法的目的不仅是消除危机，而且希望借此建立一个欧盟模式的新世界秩序。
欧洲国家与美国的分歧仍然集中在以下问题上：（1）多数欧洲人仍然认为美国夸大了世界面临的危险，而大多数美国人自“9·11”以来担心这种危险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2）欧洲人仍坚持美国用武力对付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没有合法性。（3）欧洲人仍然认为，如果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重大的地区冲突”得不到解决，那么让阿拉伯世界保持稳定是不可能的。施罗德总理去年访美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示，德对外政策有三个坚持：“不认同先发制人；和平解决国家间冲突，武力是万不得已的手段；世界要由多边机制，如联合国治理，主张建立合作性世界秩序。”
欧美分歧难以消除除了因为双方的政策理念不同外，还有结构上的原因。美国作为唯一超级大国，特别是在国际上拥有高不可及的军事地位，使它在国际事务中拥有广泛的发言权，而逐渐走向联合的欧洲正争取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更重要的政治和经济角色，由此引起的双方关系紧张具有一定的必然性。
三、对华军售成为新摩擦点
去年中国在对欧政策报告中正式提出，欧盟自1989年夏季开始实行的对华武器禁运早已过时，应尽快取消。在欧盟国家中，法国和德国是中国要求的积极响应者。在去年12月欧盟布鲁塞尔峰会上，法国总统希拉克表示了欧盟应取消对华武器禁运决定的立场。今年1月欧盟外长会议指示，欧盟的两个专业委员会对此进行研究。今年2月希拉克在与到访的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会谈时公开强调，1989年的禁令“如今已没有了任何现实意义”。
虽然这项决定需要欧盟15个成员国一致同意，但大多数成员国目前赞成取消禁运。除法国和德国外，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国也表示支持，英国和芬兰等国持保留意见。但只有少数几个北欧国家仍然坚持反对立场。舆论普遍认为，欧盟取消对中国禁运的问题在于“何时”，而并非“是否”。
同去年的伊拉克问题一样，法国等欧洲国家在武器禁运问题上的立场令布什政府十分恼火。国外分析家认为，在西方阵营内，因伊拉克危机而产生的矛盾刚刚化解，如今是否解除对华武器禁售令的问题可能再度点燃导火索。当欧盟负责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级代表索拉纳作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问题即将得到解决”的表态后，华盛顿立即公开发表了众多的反对理由。
美国的反对理由首先是所谓中国的人权问题，并扬言，它将在今年春季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提交一份批评中国人权状况的提案。还有台湾问题。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议会作证时指出，在台湾即将选举总统并举行公投的时候，欧洲出台这一日程表是不合时宜的。实际上，捍卫人权和保卫台湾是美国反对恢复对华武器出售的借口。这一态度之下隐藏着美国的一个长期目标，即“阻止中国在军事和战略上的强大，以免让它像缩小经济差距那样迅速在军事和战略领域迎头赶上”。正如法国《费加罗报》所言，在这方面，问题不在于那些重型武器，而在于那些诸如电子元件、导航系统以及航天推进技术等敏感技术。该报最后指出，不论如何，五角大楼的目标十分明确：要对它的潜在竞争对手保持10至20年的优势。换言之，要阻止眼里只有商业目标的欧洲把一些美国出于国家安全等原因不卖给中国的东西卖给了它。本月9日，美国战略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邦妮·格拉泽在《亚洲华尔街日报》上忧心忡忡地写道：欧盟取消对华武器禁令会导致大西洋两岸本已紧张不堪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冯仲平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中国网 2004年3月2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