部属高校生源地方化调查:北京最低上海等地最高

核心提示

近几年来，社会上经常出现抨击高考不公平的声音，其所持根据是同一高校在不同地区的录取分数线相差几十分，甚至上百分。

究其问题的根源，则主要体现在各高校分地区招生计划的编制上。招生来源计划直接决定了一个地区多少人能接受高等教育，接受何种高校何种专业的教育，关系到考生的切身利益。这些计划是如何编制的？其编制的依据是什么？考虑了哪些因素？为什么会出现部属院校地方化的问题？为解答这些疑问，本报采访了南京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8所高等院校。

进入4月，部属高校纷纷公布了2006年的本科招生计划和章程。

北京大学招生计划显示，该校本部计划招收2650人，其中在京招生307人。

大连理工大学招生计划显示，该校计划招收4660人，其中辽宁生源1780人。

复旦大学招生计划显示，该校计划招收3300人，其中上海生源1498人。

华南理工大学招生计划显示，该校计划招收6300人，其中广东生源3378人。

作为部属院校，为什么高校所在地生源所占比例远远高于其他地区，甚至占据大多数？部分部属院校是如何走向生源“地方化”的？

部属高校地方化程度：北京最低，上海等地最高

部属高校是直属教育部等部委的高校，按理而言，其招生应该在全国依照大致同等的条件进行，但部属高校早已出现地方化趋势。

“北京大学不是北京人的大学”、“清华大学是全国人民的清华大学”，各地区中，北京受到的批评最多。但据笔者调查发现，从历年的招生来源计划来看，与其他地区的部属高校相比，北京部属高校在京生源比例非但不是很高，相反却是最低的区域，甚至远远低于全国部属院校本地生源比例的平均水平。

以北京大学为例，该校本部招生来源计划中，2003年至2006年在京计划招生人数占全国计划总数都在13％以下。同期，清华大学在12％以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更在10％左右。

而同期其他地区的一些部属院校则大大超过了这一比例。大连理工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高校的这一数据都超过了30％，而上海外国语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部分高校则超过了50％。

一份对全国部属高校2000年至2002年招生计划的分析材料也表明，教育部直属高校的本地生源比例全国的平均水平是44.76％。但地区差异明显，东部最高，均值为49.66％；中部次之，均值为40.69％；西部最低，均值为31.93％。就具体地区而言，同期北京的均值为18.98％，是全国最低的区域。但对上海地区8所部属高校的数据分析却发现，该地区3年平均值高达56.99％。

对此，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办主任胡洁认为，北京之所以本地生源比例并不大，是因为在京的部属院校众多，“分散下来也就降低了比例”。

而备受批评的缘由，则是因为北京拥有北大、清华等大批名校，而这些名校各自每年在京的招生数，往往是几个省计划数之和。胡洁分析：“名校的名额本来就不多，大家都盯着，自然引起了巨大的关注。而且，北京学生与其他地区相比入学门槛较低，也让人很不服气，因此，批评的声音听起来就更尖锐。”

高校得到地区支持力度越大，受到增加本地生源的压力也越大

近年来，浙江大学以每年超过60％的本地生源比例，高居部属院校本地生源比例排行榜首位。

浙江大学本科招生办马英梅老师说：“我们的本地比例是很高，但有其特殊情况，浙大是由4所高校合并而成”。合并前除原浙江大学之外，其他3所高校主要吸纳的是浙江本地生源。

马英梅表示，合并之前，原浙江大学本地生源的比例在1／3上下。但浙大是浙江省惟一的部属院校，浙江又是高考生源大省，况且浙江经济发达，对高等教育、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非常旺盛，因此对浙大产生了巨大的招生压力。

马英梅透露，正因为如此，学校跟浙江省之间出现了分歧。浙江省一直要求浙大提高本省的招生比例，而浙大却想逐年减小这一比例。“这让浙江省很生气，对我们意见很大。考虑实际情况，省里的意见完全是可以理解的，我们也非常体谅。作为浙江省这片土地上的高校，也确实需要为本地区多作贡献”。

南京大学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该校2004年至2006年的招生计划名额中，江苏生源都占到了50％以上。

该校本科招生办主任赵鸣表示，部省共建是主要原因。“南京大学是教育部与江苏省部省共建的高校，江苏省给我们的支持很大，由此产生的压力也很大。我们当然愿意在其他生源质量好的省份增加招生名额，但江苏省与我校的共建协议中，有一条就明确要求增加对本地的招生。”

赵鸣表示，即使达到了现在的比例，江苏省仍然不是很满意，“按照江苏省的要求，比例要超过60％，但我们在尽量控制。不过比例明显减小的话，江苏省肯定会有意见。”

某高校的招生办主任就表示，今年年初他们接到过所在省的内部文件，明确要求“增加本地招生数量”。

该主任表示，一所高校得到地区支持力度越大，受到增加本地生源的压力也越大。“东部的高校普遍得到了所在省市区财力、物力的支持，如拨款、拨地等，所以得想方设法增加本地招生规模。而中西部的高校由于地方政府能提供的支持有限，所以受到的压力也小些”。

此前，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原司长瞿振元曾撰文表示，大家都希望上拥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高校，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复旦、上海交大等等，所以这些学校招生在全国要有一个合理的地域分布。“一般来讲，这些学校在当地招得多一点，向外地招得少一点。这当然有很多历史的原因，也包括这个学校本身吃这个地方的饭，喝这个地方的水，用这个地方的电，烧这个地方的气，很多因素都千丝万缕。”

一些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也曾反复强调，部属院校有责任为所在地区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作出贡献。

不在来源计划之列的生源指标主要流向高校所在地

各部属院校公布的招生计划在执行中往往会出现两种情况：各高校公布的招生计划中，分地区招生计划相加总数小于计划总数；实际招生人数超过计划总数。

对于第一种情况，如浙江大学2006年一共计划招收5400人，但是笔者根据该校本科招生网公布的《浙江大学2006年招生计划》统计，全国31个省（区、市）的计划人数相加总计仅为4044人。再如南京大学2006年计划招收3200人，而《南京大学2006年招生计划》公布的人数相加总计为2380人。其他一些高校，情况基本如此，所占比例也大体一致。

也就是说，许多高校大致有占计划总数1／4规模的生源不会出现在分地区招生计划上。对此马英梅老师解释，这部分生源主要由保送生、艺术特长生、少数民族学生、高校自主招生的学生组成，“这部分生源是不占招生来源计划的”。

赵鸣也表示，南京大学2006年度招生章程明文规定：“保送生、国防生、第二学士学位生、少数民族预科班、内地新疆班和西藏班、华侨和港澳地区及台湾省学生的录取按教育部的规定和我校招生办法执行。”这部分生源排除在分地区招生计划之外。

对于第二种情况，湖南大学招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汪卫斌表示，这主要是因为高校有1％的预留计划，用于调节各地统考上线生源的不平衡。

汪卫斌表示，高考填报志愿总会出现一些异常情况，“一个地区的某个分数，按照往年的情况能上某所大学，但由于该年报的人数太多，水涨船高，导致上线人数大大超过了计划，如果不录取太可惜了，所以要用预留的计划来予以调整”。

但笔者考察部分部属高校的分地区实际招生情况却发现，不在来源计划之列的生源却主要流向了高校所在地区。计划中本地招生数占计划招生总额的比例，总会小于本地实际招生数占实际招生总额的比例，这种情况，在全国各部属高校中是普遍存在的。

如上海某高校2004年度公布的招生计划总额是1000人左右，计划在上海招生500人，本地生源比例为50％上下。然而，该校2004年在上海实际招生人数却为659人，超出原计划人数的32％。虽然实际招生总数也有所增长，但却使该校实际本地生源比例超过了60％。

前不久被喻为“破冰之举”的复旦大学高校自主招生试点，计划招收的300人（实际预录290人）都是从上海本地生源中产生的，约占复旦大学2006年度招生人数的10％。复旦大学招生办主任郑方贤在新浪网高考访谈中表示，这些生源也不在复旦大学2006年公布的本科招生来源计划之列。

部属院校本地生源比例究竟为多少比较合适，对此，几个高校的招生工作人员都提到，在今年年初教育部召开的直属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编制工作会议上，教育部一官员在公开场合提出的比例是30％左右。实习生 叶铁桥 本报记者 吴湘韩

中国政法大学高招改革引发教育公平之争

今年，中国政法大学将按人口比例下达分省招生指标。具体办法是，用学校计划招生的2000个指标除以13亿，再乘以省份的人口数，基本上就是下达到各省的招生指标数。按照这一办法，该校在山东、河南、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招生人数都将历史性地突破百人。

该校的招生改革究竟能否真正促进教育公平？在部分法学专家当中引起争议。

焦点一：是破冰之举，还是将导致高等教育质量大滑坡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教育部专家顾问孙东东说，这样的改革很理想化，但会造成生源水平参差不齐，违背高等教育选拔人才的宗旨。

他认为，中国的教育资源还没富到可人人随意享用的程度，尤其是优质高等教育资源极度稀缺。如果全国的高校都按地区人口来分配招生指标，不顾各省教育水平的差异，最终将造成中国高等教育质量整体大滑坡。

他举例说，河南有七八十万名考生，但只有100多所大学在那儿招生；北京有540多所高校，考生只有十一二万名，但很多中西部地区的高校宁愿降分也要录取北京考生，看中的就是学生的素质。所以说，各地基础教育资源的差距才是招生指标背后的根本问题。

他表示，提倡教育公平没错，但保护弱者是用造血法还是输血法？我们是不是要好的更好、差的好起来？形式上的公平不能提高这些人口大省的基础教育水平，谈不上教育公平，还有可能造成新的不平等。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法治与人权研究中心主任许章润却认为，目前媒体对中国政法大学改革的报道有些片面，除了人口数量以外，改革还考虑到了各地的考生数量、教育资源的差距，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地区有适当的照顾。虽然现在操作性还有待加强，但旨在落实教育权平等的指导思想是可取的。

他说，教育在传统上被认为是改变身份、提高社会地位和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手段，公平的教育条件对就学者本人、家庭的影响可想而知。毫无疑问，高等教育是要选拔人才，而人口基数大的地方，选拔到人才的可能性也相对大些。中国政法大学向这些地方多给名额也无可厚非。

焦点二：教育不公是因为高校分布不均，还是招生指标分配不公平？

孙东东说，现行的招生指标分配方式是对历年生源质量、当地基础教育水平、招生对象地区经济发展需要、当地生源人数等综合考虑的结果。相对来说，按地区分配招生指标更能照顾到基础教育薄弱地区的考生，是较为公平的分配方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

但是，全国高校集中在东部沿海和发达地区，人们对高等教育的期望与社会发展需求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单靠名额分配解决不了这些问题。

许章润却认为，过去，大学依赖所在地地方政府的各种支持，按地区分配招生指标就是这种思路的产物，有的大学打出“推广普通话”的横幅，因为大部分学生都可以用方言交流。现在，中国在经济上已经是一个整体，大学应该是多元化的，学生的生活方式、知识结构等都要多元。

他说，高校相对集中导致教育资源不均衡的问题是历史造成的，一时无法改变，但作为部属高校，应该采取措施尽量解决。中国政法大学的改革经过了慎重考虑，是一次积极的探索，尽管不是解决问题的惟一方式，成效如何也要等一两年之后才好下结论，但如果面对问题无所作为是更大的错误。

焦点三：高校制定招生来源计划是否要公开听证？

孙东东认为，北大、清华拥有招生自主权，但自主招生的名额一般不超过当年学校招生计划的5％。高校招生自主权当然需要监督，但要考虑招生成本。十几年前，北大招一个学生就得1000多元，按这个标准，今年招2000多个学生就得200多万元的经费。“很多学校的老师跟我讲，他们没有这个实力，只能眼巴巴地看着。”

然而，通过举行全国公开听证来监督高校招生自主权却不具可行性。找什么人，根据什么监督都没有规定，还会增加招生成本，国家根本负担不了。高考制度要改，但是要经过理性思考，进行实质性的、内容上的改革，而不是在形式上寻求正义。

许章润认为，高校招生自主权并不等同于降分录取或者招收艺术、体育特长生，但高校有权根据学校发展需要，依照法律相关规定，自主决定本校招考形式、学生数量、开设专业、培养方式等等，是一个涉及高校自治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高校并没有义务就招生指标举行听证，作为教育机构，它有权自主决定是否要听证。

但他认为，作为公共权力部门的教育部，要出台一项涉及不同利益群体的政策（如大规模改变招生计划），就要在阳光下进行，听取各方意见，因为透明的程序是科学决策的前提。

“至于公开听证的成本，我认为现代社会运作就是高成本的。如果顾及成本，那么，一旦出错，我们要付出的成本更高，造成的恶果更大。”本报记者 李丽

部属高校制定招生计划尊重历史沿革

高校招生来源计划编制的依据、程序和各相关单位的权限都引人关注，因为这涉及到高校自主权的范围，教育、计划主管部门的调控权力和方式。

高校负责编制，教育部有权调整

南京农业大学招生办主任姚志友表示，招生计划的编制主要依据教育部每年颁发的

《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这个规定一般年初颁布，是计划编制的纲领性文件。

教育部《2006年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工作规定》明确规定招生来源计划的编制权在高校：“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具有普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高等学校在国家核定的普通高等教育年度招生规模内，可按有关计划编制工作要求编制本校的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分专业招生计划（即招生来源计划）。”

文件还规定了计划由编制到公布所需的程序。对于部属高校，所需经历的程序是：高校将计划编制完成后，报送教育部备案；教育部备案后，统一分送各有关省级招生办；各省级招办依据教育部分送的招生来源计划，与各有关高等学校核对分专业计划及其说明，再向社会公布有关招生计划信息。

姚志友表示，在此过程中，教育部会对各高校报送的计划进行调整。“高校只能提供建议计划，最后要由教育部审批确定”，他由此认为制定计划的权限并不完全在学校。

但此前教育部高校学生司原司长瞿振元曾撰文表达过对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这种形式掩盖了高校自主编制招生来源计划的实际过程”，实际上，“学校是制定招生来源计划的行为主体，招生来源计划不是国家下达的招生任务，而是学校向社会作出的招生公示和承诺”。

历史沿革为主，小幅调整为辅

招生来源计划最初是如何确定的？

湖南大学招生就业指导中心副主任汪卫斌表示，湖南大学的情况是这样的：在1998年改由教育部直属之前，湖南大学是直属机械工业部的高校。在计划经济时代，湖南大学的分地区招生计划是由主管部门根据行业人才需求制定的。“由于实行的是严格的计划体制，所以学生在进入高校之前，就已经确定了毕业后会去哪些地方。在计划体制时代，高校招多少人，就会分配出去多少人，高校在招生就业上基本上没有压力。”

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这一制度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型而逐渐解体。姚志友说，虽然高校负责编制计划，但高校还是会尊重办学历史中沿革下来的计划，“毕竟这些计划有着很强的延续性，也涉及到一个高校在各地区的声誉、招生传统及与当地教育主管部门、教学单位的历史关系，所以不会作出太多改变。如果改变太大，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不会答应”。

“但是，学校也会根据自身的情况作出相应的调整”，姚志友表示，南京农业大学在编制来源计划前，会到学校各院系进行广泛调研，听取各院系的意见。“招生办将综合考虑学校的学科特色，就业情况等因素，对往年的分地区招生计划进行小幅度调整。

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主任姜孔桥表示，制定招生计划前，国家政策是他们主要考虑的因素。“如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要求各高校提供支持，学校就会相应地增加在西部的招生规模，近些年我们在西部的招生一直保持增长态势。为响应中央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号召，自2000年以来，我们在东北三省也增加了数十个录取名额”。

汪卫斌也表示，湖南大学在制定来源计划前，不但会考虑国家宏观政策，毕业生在各地区的就业情况、地区生源质量和学校在该地区的受欢迎程度、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状况也是他们重点考虑的因素。“我们还会结合学校自身发展的要求，对于新型专业及未来可能热门的行业，有针对性地在某些地区扩大招生”。实习生 叶铁桥

部分部属高校本地招生计划名额略减

对比部分部属高校今年与过去3年的计划，笔者发现，本地生源名额有逐渐减少的趋势，但幅度较小。

根据北大、清华公布的招生计划，今年北大计划在京招生307人（不含北京大学医学院招生计划），清华计划在京招生328人（不含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招生计划）。与过去3年相比，在招生计划总规模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两校计划在京招生人数都有所下降。

据北大招生办透露，该校2005年在京招生计划数为313人，2004年为312人，2003年为321人。

据清华大学公布的招生计划显示，该校2005年在京招生计划数为350人，2004年为360人，2003年为372人。

由于近来招生来源计划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北大本地生源计划数的减少也引发了猜想。在北大本科招生网上，就有人询问：“北大今年计划招生来源中，北京的名额比往年下降了，说是因为响应什么‘教育公平’的号召，是真的吗？”该网站站长对此予以否认，答复说“

北京大学今年的招生计划与去年相比并没有什么太大变化”。

从招生计划上来看，大连理工大学等部属高校在规模保持基本不变的情况下，也都逐年减小了本地生源的比例。

一些高校的招生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确实有心减少本地招生规模，这是努力的方向，但受到各方面因素影响较大，因此会注意保持基本稳定，即使有变化也只是微调而已。实习生 叶铁桥

地方高校对等招收外地考生

除了招生总量占全国招生总额14％的部属院校外，省（区、市）所属高校能进行跨地区招生的也为数不少。虽然这部分学校本地生源占大多数，但某些高校外地生源也相当可观。如北京工商大学2006年的招生计划就是外地本地三七开。

地方高校的招生来源计划的编制权与部属高校一样，也在高校自身，但其调整权主要在地方主管部门。

首都师范大学招生办主任胡洁表示，地方学校招收外地生源受到一些限制，是因为地方高校有属地管理的原则，要按照上级主管部门的指导和规定来制定招生计划。“作为地区主管的高校，花的是本地纳税人的钱，所以有必要首先满足本地学生对优质高等教育的需求”。

而从过去的经验来看，对于跨省招生计划的实施，相当一部分地方高校是通过“对等交流计划”来实现的。

浙江省万里学院面向全国23个省（区、市）招生，该学院招生办主任夏正方表示：“比如2006年万里学院计划在湖北招收30人，与我们合作的湖北一个学院也需要对等在浙江招收30人”。

这种对等主要指院校批次、招生数量上的对等，而实现的途径，则大多是在招生工作会议上通过协商实现。夏正方说：“如果我们想增加在哪个地区的招生，我们就会在会议上找到这个省与我们同批次院校，达成对等交流招生协议。”

夏正方认为，“对等交流计划”对扩大学校影响力、改善生源结构、促进校园文化的交流都能起到重要作用。但他承认也有一些缺陷，如报到率上就存在问题，从往年情况来看，万里学院的外地生源报到率在80％上下，“有些学生对学校不了解，犹豫了，就不来了”。

但有部分院校招收非本省市生源不需要这种方式。据胡洁介绍，首都师范大学从今年开始将取消“对等交流计划”，直接从外地招生。而北京工商大学招生办主任吉涛则表示该校从未实行过“对等交流”，“因为我校招收外地生源从来都不成问题”。实习生 叶铁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