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理问计

本届政府十分注意听取更为广泛的意见，以促成科学决策、民主决策和依法决策

杨志高显然没有想到他会走进中南海。他是个偏远山区的乡村教师。

2005年1月25日至2月1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南海主持座谈会，征求各方对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负责人和无党派人士，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学者，科技、教育、卫生、文化、体育界代表和企业界的代表，都出席了座谈会。

其中包括杨志高。座谈会的那天，他穿着民族服装，在一起座谈的人里很显眼。

“总理表示感谢大家发表意见”

杨志高对《瞭望东方周刊》说,他在没见到温总理的时候很紧张，但是,“见到以后觉得温总理就像多年没见到的亲人。”

刚见面的时候，温总理主动走过来和杨志高握手，“他问我是不是杨志高，他还说他去过我们那里，我们那里很穷，现在好些没。”

“开会的时候，我和总理的发言中间只隔了一个人。我是第三个发言的，按理说，每个人只有10分钟发言时间，但我说了10多分钟。”杨回忆道。杨向总理提出了一个请求：贫困学生太苦了，政府能不能拨出经费弥补基层教育的贫困，比如免掉学杂费、书费，并且发放一些生活费。

“我刚说到这里，总理打断了一下，问我，这项工作两年前不是已经实施了吗？我只能鼓起勇气说：‘中央是有政策，但是有的地方并没有解决。’总理接着说，这是一个让他睡不着觉的问题。”

因为想到家乡那些贫困生，杨在发言的时候有些激动，差点哭出来，“总理听完我汇报后说他很难过。”

会议从上午9点半开到下午1点半。“总理表示感谢大家发表意见，他还说‘老百姓向我们反映问题，是因为老百姓对我们有信心’。”

杨志高动情地说：“都没想到我会见到总理。总理要管理这么大的国家，可是他和蔼可亲。我愿意好好地工作。座谈会结束后，我很想和总理照张相。”

不是总理的个人行为

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家宝总理给人们带来的亲民务实印象,与他坚持不懈的基层调研是分不开的,而这种精神也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一个风格,它激励着本届政府的所有官员效仿,从而促成一种新的决策机制。

2003年的除夕,温家宝在距离地面720米的一个煤井度过,他和矿工一起吃年夜饺子,这个举动开始被一些人理解为一次例行的高层领导向基层送温暖的活动。

2003年3月,温家宝正式就任总理，在人代会结束时的记者招待会上,他说,到中央工作之后,“全国2500个县区,我跑遍了1800个。”人们才意识到,这是他一贯的工作方式。

在就任总理之后的2004年、2005年的春节，温家宝总理依然是和最基层的老百姓一起度过，除了关怀群众的生活，也获取了很多“一手材料”。不仅如此,即使在平常的外出视察中,温家宝总理非常重视向最广泛的人们征求意见。

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日益受到重视的时代，作为一国总理的广泛征求施政意见,被人们形象地称为“总理问计”。但这不是总理的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政府的形象和工作方式的转变。

在这倏忽而过的两年当中，总理问计更加频繁。作为国务院的“当家人”,他重视人大和政协提出的建议、提案和议案,也积极向民间寻求智慧;他重视传统的智囊团,如国务院参事机构,此外他还亲自登门求贤。

在一次会议上,温家宝透露,为了油气资源和水资源发展的问题,他曾登门请两位资深中科院院士出山,为政府决策做咨询。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满船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尤其让他印象深刻的是，温家宝在这次会议上说，他要求两位院士不要马上提交报告,而是一年之后再提交。

“这个例子一方面反映出温总理非常注重专家意见,另一方面反映出他对科学决策的重视。”王满船说。

可以肯定的是,在过去的两年多中，本届政府听取意见的渠道更为广泛了。

这方面更长远的话题是，我们应该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决策咨询体系;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这一制度如何加快形成。

听取“智囊”的个人谏言

在中国，个人能直接与总理交流的机会不多，因此许多建议和报告都是通过内部渠道送达高层。像李昌平那样给总理写公开信的人是极少的。

国务院参事就是以个人身份参政谏言,并以“直通车”形式传递至高层。这两年来,这一机构愈加得到重视。

2003年3月24日,一份名为《关于进一步做好新时期政府参事工作的意见》的文件让国务院参事们感到欣慰。这份文件详细说明了新时期参事工作的方向和工作重点。而中办、国办关于国务院参事室的上一份文件是1995年发出的。

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蒋明麟说:“以往都是在每年中秋节前后，中央统战部和国办举行例行招待会,请参事们出席晚宴，然后由参事代表发言。一般来说实质性内容不多,礼仪性的成分多些。”

2003年以后，情况有了较大变化。参事室在这一年把例行招待会变为工作会议,得到了温家宝的肯定。蒋说,“这份文件出台的时候,温总理上任才5天。”3月24日正是北京非典疫情逐步肆虐的时候，温家宝视察参事室的计划一直被拖到了9月。

9月10日,温家宝视察参事室。按照中办的安排,具体时间定在当日的15点到16点半。一位参事回忆，当时总理提出亲自掌握会场，希望大家告诉他真实情况。总理甚至诙谐地说，提个建议，提个问题，哪怕讲个故事都可以。

“这样,一下子就把大家和总理的距离拉近了，”蒋明麟回忆道,“发言很踊跃，气氛非常热烈。”温家宝在每个人发言之后，都根据自己对问题的了解，或是补充，或是肯定。

气氛逐渐达到高潮,“最后，丝毫没有做准备的人也做了即兴发言，”蒋说，“其实大家都想和总理谈更长的时间。”

温家宝最后要求大家，做官的人要把老百姓放在心里，倾听群众呼声，了解真实情况。他还提出，设立参事室、文史馆，目的是为了广开思路、广纳群言。

时间已经到了17时40分，比国办安排的时间足足超出一个多小时。最后，各位参事的意见都被汇总到国办，再呈总理。

总理批示过的意见被转到各相关部委，拟出解决意见后，再将这些回复意见转达给提出问题的各位参事。

蒋评价说:“由此可见，温总理做事不是走过场，而是一步一个脚印，很扎实。这也让我们参事知道，总理来这里，不仅是来联络感情的，更是充分重视参事的谏言献策。”

问政基层知识分子

向基层知识分子请教，也是本届政府问计于民的体现之一。

在防治艾滋病的领域，有两位大学教授经常被人提及，一位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教授桂希恩，另一位是河南中医学院一附院教授高耀洁，后者被媒体称为“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

桂希恩对温家宝去他家的那天记忆犹新:“那是2004年的6月11日。那天，有工作人员问我住在几楼？我说5楼，那人就说‘那总理就不到你家去了’。但是总理还是来了，他下车以后对我说的第一句话是:‘我来看你来了’。”

“我没有准备水果，但是有矿泉水，总理没喝。开始的时候我很紧张，总理问我:毕业后在青海工作了多少年？我说16年，他说:‘那你吃的苦比我还多’。”桂希恩回忆道。

桂希恩谦虚地说:“谢谢总理。我只是尽了一个医疗工作者的职责,做的还不够。”

温家宝接着说：“我一会儿到你办公室聊聊。听听你们对防治艾滋病工作的意见和建议。”

随后温家宝和桂希恩一起去了医院，在医院办公室开了1个多小时的座谈会。总理说:“我们必须提高全社会的道德素质，提高对艾滋病危害性的认识，树立防治艾滋病的信心，还国家一片净土，还艾滋病患者一个美好的心灵。这需要医疗工作者的献身精神，更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桂希恩说:“我觉得总理对艾滋病的基本情况是了解的。他是第一位与艾滋病人握手的国家领导人。他在上蔡县过春节，文楼村开座谈会，和孤儿院的孩子打乒乓球。那天，总理对当地干部讲：应该对艾滋病孤儿有更多的关心。他还对地方官员说，‘我拜托你们了！’”

在政府负责人里面，国务院副总理吴仪亦曾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请教过高耀洁教授。

2004年9月5日,北京西郊清华园一个幽静的小院，刚从美国来到清华大学担任高等研究中心教授的姚期智博士迎来了一位“贵客”。

“如何办好高等教育,发展国家信息科学,政府应该为此做什么？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你这方面的建议。”温家宝笑着说。

“海外华人中有很多杰出人才,清华大学更有一流的学生。我相信，有一流的教学人才和一流的学生，我们是可以赶上世界先进水平的。”姚期智说。

温家宝随后说,“我们还要面向全球招聘一流的高层次人才。同时，各级政府也会千方百计为他们创造工作、生活条件。”

除了注重咨询国内专家的意见外，温家宝还积极与国外专家交流。2003年12月，温家宝访美期间，在纽约会见了包括华盛顿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高级学院中国研究部主任大卫·兰普顿教授在内的5位著名专家学者。

会谈后，兰普顿告诉媒体，温总理向他们提出了一些问题，双方就台湾问题、中美经济贸易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

“亲民”也是一种“问计”

频繁的基层调研几乎是温家宝总理特有的工作方式。从公开报道分析，总理一年至少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是在基层考察工作，而且每次在基层调研时，他都会同普通群众座谈，嘘寒问暖。

2004年8月1日下午3时半，温家宝总理来到大庆1205钻井队作业现场。总理站在钻井队面前，动情地说:“今天到1205钻井队，是我主动要求的。”

当天晚上，7时40分，温总理召开企业负责人座谈会。温总理说：“两分钟谈情况，三分钟谈问题，五分钟谈打算。超过十分钟，我就敲杯子。”

8月2日上午，温家宝总理来到哈尔滨锅炉厂下岗职工杜晓萍家，得知他和妻子都已下岗，总理关切地问:“你们两个都下岗了,家里困难很多吧？领到失业保险费了吗？多少钱？跟我说实话,没关系！”他说:“省长、市长在这儿,你们跟我说实话。”

温家宝会从群众反映的问题里发现症结所在，进而会由一县一乡联系到全国的情况，并及时解决。总理帮重庆农民熊德明讨薪就是一个例子，此举惠及全国3亿民工。在2003年和2004年连续两年的年末，各地政府纷纷把清偿农民工工资当作头等大事来抓。

农业税的取消也是中央政府在基层多次调研之后采取的措施。这是“三农”问题的破题之举,亿万农民额手相庆。

2004年6月8日,温家宝走进湖北省老河口市洪山咀太山庙村,与农民王转运交谈起来。总理问:“今年交了多少税？”王转运答:“一亩地60多块。比去年减了40多块。”“好。我告诉你，税还会减下去。今年减3个点，明年还减,5年内要全部减完。”

为了进一步了解税费改革和农民负担情况，温家宝随后又驱车来到十堰市郧县城关镇堰河村，向农民了解情况。

王满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总理的‘亲民’实际上也是一种‘问计于民’。”

王满船认为“问计于民”并不是说一定要哪个农民给总理提出具体的计策。总理在与农民交谈的过程中了解到了真实情况，就会形成自己的想法，这也是一种“问计于民”。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一位熟知温家宝的官员说，温家宝到外地视察的时候，经常会让车队忽然停下来，没有事先安排就下车，与附近的民众交谈。

九届全国人大代表、原河北省丰宁县委副书记依然清晰地记得2002年3月7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参与河北省人大代表分组讨论时的情形。

当时丰宁遭受了连续三年的旱灾，政府正发放粮食帮助农民。当他汇报丰宁县政府正按照乡村逐级统计上来的数字发放粮食时,被温家宝打断:“这样做不行，只靠统计数字做事不行,我们必须眼光向下，只有亲自下去调查,一户户查,一家家问，这样才能真实了解受灾情况。”

其实，不论“三个新年百姓之约”也好,突如其来地与民众对话也罢,在“亲民”的行为后面,对于温家宝而言,更重要的是他渴望了解到真实的民情，而这与政府科学决策息息相关。

在行政学中，信息系统是现代政府决策体制的三大系统之一，信息掌握的准确与及时是科学决策的基础。

2004年3月4日,温家宝在参加政协经济界、农业界委员联组会议时说：“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

有专家认为,总理问计于民,体现了执政党的宗旨，但有时也是由于某些不得已:我们的决策支持系统还不成熟,总理还不得不更多的去做调研，甚至有时撇开传统的机构而走到老百姓中间去。■

温家宝谈政治体制改革

本届政府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打算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建立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重大的经济决策、重大的经济问题和重大的经济项目要经过充分论证，形成领导、群众和专家相结合的决策机制。

第二，依法行政。政府部门和工作人员都要按照宪法和法律执行公务,同时又要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和规范。

第三,民主监督。政府要自觉接受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接受政协的民主监督,接受群众和舆论的监督。（《瞭望东方周刊》供稿 贾葭、沈亮、舒泰峰）

广纳贤言的背后

建立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咨询机制,成为上至高层下至地方政府的强烈诉求

“家里还有多少地？农业税减了多少？”

“欠不欠外债？低保每月是多少？”

“工作好不好找？工资拖不拖欠？”

……

两年多以来，人们已经熟悉了温家宝总理和普通百姓之间这种拉家常似的对话方式;地方政府更从总理身上看到,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体恤下情、亲历亲为的行事风格。

但温家宝在田间地头、寻常巷陌与普通百姓的交谈并不仅仅是表达一种“亲民”的姿态。

“与其说温家宝总理在访贫问苦，不如说他是在考察调研中试图探究国家大政方针的落实情况以及政府决策的效应和对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毛寿龙对此评价道，“这也是‘问计于民’，尊重民意的过程。”

通过“总理问计”，人们还可以看到，本届政府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突破体制困境，把国家引导到更好方向的良苦用心。

问计之难

对于正在参与审议《政府工作报告》的全国人大代表、上海复星实业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浙江万向集团董事长鲁冠球二人来说，这份报告他们已不陌生。

早在一个半月前，作为非公企业代表，郭广昌、鲁冠球即被温家宝总理请进中南海,参加座谈会，征求对提请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的《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当时，他们就改善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环境等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据新华社报道，为征求对报告的意见，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先后主持了四次座谈。

“把百姓冷暖放在心上，对老百姓的事要心中有数。”温家宝总理在各地考察调研时多次说到这句话。

中国的普通百姓与政府官员之间仍有距离感。而有些官员，则很害怕总理的“问计”，像鸡西的官员，甚至不惜三番五次欺瞒总理。

今年除夕，温家宝总理来到河南上蔡县文楼村，看望艾滋病患者。当时在场的上蔡县文楼村村民李有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温总理从一户人家走出来时，群众围了上来，一个小姑娘忽然跪下向总理喊:“我家里没吃的了。”

“这个小姑娘有一个一岁的小弟弟，实际上是小弟弟没有奶粉吃了。人太多太吵，总理没有听清她说什么，有的官员却说，‘她是想和总理合影照相’。”

李有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实际上，这个小姑娘说的是实话。节前发大米,老百姓只发6斤,但村干部却发了20斤。有一次村干部半夜偷偷地发,还被我发现了。”

期望得到真实信息的过程

《他曾问个不休，他的泪还在流》——有国内媒体用这样的标题来注解总理费尽心机做到对百姓疾苦“心中有数”。这句“移花接木”的歌词让人心酸。

大年初六发生矿难的辽宁省阜新市，正饱尝着22年前,某些政府官员对当时国务院领导撒谎,隐瞒煤矿开采潜量的苦果。

1993年，时任阜新市委书记的王亚忱在全国“两会”上联合30多个资源型城市的人大代表提出议案，疾呼“资源型城市转型”。

王亚忱在“两会“代表、委员中到处游说:阜新的煤20年后可采量将大幅下降，届时这个“煤电之城”将面临着无煤可采、无电可发的窘境。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有关部门、专家竟然做出了一个阜新煤矿资源还可继续开采100年的调研报告,上报上级领导。

今天，阜新市亚洲最大的露天煤矿海州煤矿已经煤竭破产，留下满目疮痍的一个巨大的坑，成为环境污染的祸首。

尽管阜新作为国务院资源转型试点城市，正在做出种种探索和努力，但是，转型却至少晚了20年。

“决策失误是一种最大的失误。这与决策者做出判断时对信息的取舍有着直接的关系。但是，什么是最重要的信息，对决策者来说存在着一个辨识困境。”

毛寿龙说,“个体的信息只有成为公共信息时才具有可参照性，因为私下里的谈话是不必承担责任的，但公共场合的谈话,又常常多是礼仪性质的‘场面话’,这就会掩盖一些真实的消息。因此，总理在调研考察过程中那些出乎意料的探询行为，实质上是一个期望得到真实信息的过程。”

于是，2003年至2004年，由温家宝为农妇熊德明讨要工资始，全国上下掀起了一场清理拖欠农民工工资的热潮。在清查的过程中，高层发现，问题出在地方财政上,出在某些地方政府大搞政绩工程上，从这个意义来说,又引发一个官员政绩观的问题。

对政府决策者来说,做到“心中有数”,关键是获得真实的信息;因此，建立一个科学民主的决策咨询机制成为上至高层下至地方政府的强烈诉求。

决策困境的思辨

全国人大常委会华侨委员会委员罗益锋在“两会”之前的几天,一边忙于梳理手边一些涉法诉讼案件,一边抓紧走访选民。

“这一年,反映到我这里的涉法案件有104件之多,几乎平均每三天一件。通过行使全国人大代表的监督职责,有34个案件得到了解决。”罗益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宪法》和《地方组织法》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有权‘讨论、决定本行政区域内的政治、经济、教育、科学、文化、卫生、民政、民族工作的重大事项’,但是一些地方人大对本地经济社会中的重大事项该审议不审议、该决策不决策、该监督不监督的‘缺位’现象仍很普遍。”罗益锋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最重要的是要把政府对决策的实施纳入人大及社会各界的监督之中，不能使决策成为纸上谈兵的空话。”罗益锋表示。

毛寿龙则认为，决策失误，与部分领导干部不正确的发展观和政绩观有关，也有领导干部决策能力和决策水平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缺乏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研究员沈荣华对建立科学民主决策机制的路径作出如下阐述:一是营造多方面参与咨询论证的格局;二是疏通社情民意充分表达的渠道；三是实现决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四是明确决策机构的议事规则和程序;五是完善决策的责任追究机制。

现实政治生活中，高层已经非常注重来自于专家学者和民间的建议，如社科院研究员于建嵘、全国政协委员夏家骏等，都曾以给总理写信等各种方式，来表达建议和意见，也都获得了温家宝总理的重视和批示;网上热议的焦点事件有时也会成为高层决策者的民意参考之一。

关键是要建立制度化的意见表达通道

一方面，最高层希望听到来自基层的真实声音;另一方面，来自基层的意见表达通道却仍十分不顺畅。

“意见表达通道不畅对各级行政决策者来说是一个最头疼的问题。”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宏观经济研究院丁元竹博士分析道。

他认为，不畅主要还是来自基层的意见很难反映到上面去。为什么？因为目前的决策机制还是行政层面的，而现行的行政体制里“惟上不惟下”是普遍存在的现象，一些研究甚至是在看上面行政领导的脸色在做，行政领导决策还在起关键作用。正因如此，才会有专家误导政府的现象发生，才会有决策失误的现象出现。而这和现行的科研体制、决策咨询体制以及信息披露体制都有关系。

数年之前，李昌平在湖北省监利县棋盘乡党委书记任上，就“三农”问题向国务院领导谏言，成为农民利益的代言人。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李昌平表达了另一种看法。

“在官场,上骗下,难。下骗上,容易。清醒一点的领导都是懂得这个常识的,自然会想着法子直达民间了解民意民情。而决策部门要想得到准确的民情民意,关键是要建立制度化、多元化的通道。”

李认为，要让人民代表充分发挥人民代表的桥梁、纽带和参政议政作用；要大力支持民间决策咨询机构，让民间的声音发得出，听得到；要鼓励和保护“百家争鸣，百花齐放”。

事实上，对各级行政决策者来说，他们并不缺少一个决策咨询系统，从中央到地方的政策研究室、从中国社科院到各省市的社科院、从各部委的经济社会问题研究机构到国务院参事室及各省政府参事室,都承担着决策咨询和政府智囊的功能，甚至每一级地方官员也都承担着一个向上一级决策层真实反应本地区情况的义务。

但这种上下表达诉求的通道仍然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不讲真话,惟上成风，整天研究上级领导想什么,上级领导喜欢什么,势必使信息传递失真。

中纪委巡视组组长任克礼接受《瞭望东方周刊》专访时称:一些干部不讲真话是对我党的最大威胁。

一个令人振奋的变化是:2月20日，本届政府在中央政府层面将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写入修订后的《国务院工作规则》。

《规则》要求,各部门提请国务院讨论决定的重大决策建议,要经过专家或研究、咨询、中介机构的论证评估或法律分析;涉及相关部门的，应充分协商；涉及地方的,应事先征求意见;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一般应通过社会公示或听证会等形式听取意见和建议。并及时跟踪和反馈决策执行情况,确保政令畅通。

显而易见,《规则》对民意表达已予以充分重视。

李昌平就此评价道,这是最近3年来的一个重大变化,这几年,尽管面临复杂的局面和突出的问题，但社会朝着和谐的方向发展了,是政策顺民心、合民意、聚民智、解民忧、谋民惠的结果;实践证明重视和尊重民意是建立和谐社会的政治保障。

李昌平认为，目前政府决策部门进行科学决策和民主决策最大的体制困境还在于:老百姓实际上不是各类资源的掌控者,而是受施者。

“如果有一天，这一机制得以改变，‘问计于民’就会成为一种必然。”李昌平说。（《瞭望东方周刊》供稿 于津涛）

走向开放性决策

现代社会的多元与复杂性决定一个政府的科学决策必须依赖于广泛的咨询

与总理的广泛问计形成高层次呼应的是新一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的集体学习活动。在两年多的时间里，新一届政治局延请各方面专家讲课，举行了20次集体学习，主题由世界经济形势到中国就业政策，从新军事变革到大国兴衰，从民族问题到构建和谐社会……不一而足。

据媒体报道，胡锦涛总书记每次在主持和参加学习时，均认真听讲，深入提问。

来自地方的呼应也十分强烈。2003年以来，江西、河北、山西、吉林、上海等地纷纷成立决策咨询委员会，聘请各类专家,吸收社会力量为地方政府决策献计。

一系列的信息反映出国家决策机制的变化。国情专家胡鞍钢教授认为这是“从个人决策向集体决策乃至广泛民主参与决策的方向转变，即从不透明决策向透明决策转变，从封闭型决策向开放型决策转变”。

艰难的历史嬗变

政府决策由封闭走向开放，这在中国当代史上有一个很清晰的嬗变过程，不过这种嬗变及进步显得格外艰难，代价也格外沉重。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中国，政治上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经济上急于求成，造成了“反右”、“文革”、“大跃进”等一系列重大的决策失误。

那时，专家为国家决策献计，需要冒极大的政治风险。1957年，马寅初经过三年的调查研究,发表了《新人口论》，提出控制人口增长,但是很快被划归“右派”。

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教授认为当时的国家决策从程序到决策的主体都不规范，“随意性太强”、“个人独断”，这是导致决策失误的原因。

到了邓小平时代，中国的决策机制开始向集体决策转变。毛寿龙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政府决策走向科学化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的。”

20世纪90年代的政府决策延续了邓小平时代的一些特点。胡鞍钢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这一时期，“可以视为‘咨询决策时代’。”

再到新一届政府，国家行政学院公共管理部教授王满船认为，推动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力度比以前更大了。“现在更多地强调从制度上来完善政府决策，并且真正行动起来。”王满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是否可设“特别顾问”

总理到最基层了解民情，从另一方面也正反映出信息沟通的不畅。

专家认为，中国政府决策的咨询系统还有待完善，比如目前政府机构的人员编制中，为参与决策的专家设置的正式职位很少。王满船认为这使专家的参与“带有很大的随意性”。

重视决策体制的建设，是发达国家的特征。目前，美国总统拥有庞大的智囊机构。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美国政治研究室副主任张立平说:“白宫里面有一套顾问班子,经济、安全、情报、法律、科技，各个相关领域都有顾问委员会”。

例如,克林顿共有各类总统顾问、助理115人,其中由27名高级谋士组成克林顿的核心智囊。

美国的总统顾问往往对总统的决策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在小布什上一任期中，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作为总统的顾问,在重大问题发表着重要意见。

白宫对外事务委员会流传着这样的看法：总统会听取副总统切尼的意见，对国务卿鲍威尔的提议也给予重视，但总是在和赖斯商量后，做出最后决定。

“美国总统的决策还大量咨询体制之外的大学、思想库的专家、学者。”张立平说。西方国家的智囊机构按资金来源划分可以分为官方、半官方和民间三类。据统计，美国的各类咨询机构有4000多家，英国也有2000多家。

与发达国家相比，王满船认为中国政策咨询机构总量显然偏少。

为了防止利益集团垄断决策信息，同时打破条块分割体制，冲破部门利益局限，专家认为在中国需要建立完善现代型的思想库，在国务院层面还可以考虑设立只向总理负责的“特别顾问”，就内政外交问题提供决策咨询。

此外，“对于中国真正建立科学决策机制来说，问题察觉、民众参与、责任追究等各个方面，也同样需要完善。”王满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2005年2月16日，在国务院第三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提出今年重点要抓好八个方面的改革和制度建设，第一条就是改革和完善政府决策机制。

就2005年及以后中国的决策机制建设而言，这无疑是一个积极的信号。（《瞭望东方周刊》供稿 舒泰峰）

中国网 2005年3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