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系中国政府对防治艾滋病的努力，包括近年来出台的一系列规划和文件，使防治艾滋病的管理走上规范化道路，包括逐步建立较完整的防治监测网络，包括从今年起中央财政用于艾滋病性病防治专项经费增至1亿元等种种措施，我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问题，即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艾滋病患者这一特殊人群，社会该施以多高成本的救助？而事实上部分人的观念中，对此是存有一定疑问的。

    平日，我们大都认可这样一种价值观，即人的生命是极为宝贵的，是不可轻贱的。在这一前提下，于是，当重大灾难降临之时，社会各界往往会不惜人力财力营救落难者；对于某些因过失或故意而导致的人命事故，人们总是满腔义愤；对于饱受战乱之苦的妇女儿童，国际社会每每投以关注的目光。然而，一旦涉及艾滋病患者这一特殊人群的时候，这一价值理念却常常会“变形”。

    当艾滋病的蔓延越来越成为世界范围的严重社会问题时，我们许多人的心态是相当敏感和复杂的，其中包括漠视、谴责甚至默认在一定意义上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惩罚。这种环境首先在普通人群与艾滋病人群之间竖起一道难以逾越的高墙，它以种种方式影响着防治艾滋病战略的实施。典型的例子是，世界卫生组织资助中国一些地方的娱乐场所100％使用安全套，以控制艾滋病，尽管试点项目格外谨慎，对外界保持低调，但不久前湖南的第二批试点还是引起广大市民的强烈质疑，有人认为实施这一项目无异于承认卖淫嫖娼的合法性，有悖于我国的国情、法律、伦理道德观念等等。

    可以说，对这一特殊人群的态度，检验着我们人性深层的东西。当那些饱受病痛煎熬的艾滋病患者用无望的眼神看着我们的时候，当这一人群有增大的趋势的时候，是所谓的道德争论重要，还是人的生命重要？而这里的“人的生命”不仅指那些艾滋病患者，更包括我们所有的人，因为如果缺乏相应的保护措施，我们都是潜在的病毒感染者，这并非危言耸听。

    说到底，在怎样对待艾滋病感染者的问题上，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无知”了，而是涉及到人类究竟应该如何相处的问题。如果我们认同人的生命是不分等级、不分贵贱的，那么，对于“人人平等”、“生命利益高于一切”的观念，就是不可预设某些“前提条件”的，只有这样，才可能避免某些由对一些特殊人群的歧视而引发的人间悲剧。

    客观地说，来自政府及社会各界的努力很难在短期内消除广大百姓“谈艾色变”的恐惧心态，所以，在这一艰难而漫长的与艾滋病病魔争夺生命的较量中，我们不仅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有效控制这一病魔，更期望弘扬那种珍视每一个生命的价值理念，因为这是一切文明不可动摇的根基。

    《工人日报》 2002年10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