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据报道，针对农信社历史包袱问题，目前存在两个备选方案，其中之一就是将1996年底以前乡镇企业贷款中的不良贷款全额划转至长城资产管理公司，同时由资产管理公司向农村信用社发行金融债券。支持此方案的观点认为，这些不良资产是在农行领导管理农信社期间，由农行统一安排放贷而沉淀下来的，因此，剥离到长城资产管理公司也是理所当然。

    笔者承认，世界上本不存在十全十美的解决方案，所谓最优，说到底不过是相对的概念而已。然而，经济学原理又告诉我们，即便是相对的最优解，只要它的收益为负数，那么该相对最优解仍然只能归于绝对的不可取区间。

    先来看看公平问题。建议把农信社不良贷款划至长城公司的最大理由，不外乎是因为这其中很大部分的不良贷款是在农行管理期间形成的，所以应由其对口资产管理公司来承接。我们这里抛开当年农行对农信社基层单位、具体业务的控制到底处于怎样一个程度不谈，有一个问题是，当时这些贷款的受益人到底是谁？这个问题不搞清楚，空谈其他的东西难免有些意气用事并浑水摸鱼的味道。

    我们说农信社不恰当地在很长时期内充当了第二财政的职能，但是，笔者要问，这种财政到底是国家财政还是地方财政？事实上，尽管中国的银行企业长期沿用总分行制的垂直领导模式，但在其经营中，却少有不受到当地政府掣肘乃至控制的局面，此其一也；再者，从农信社贷款的具体构成来说，其投放集中在乡镇企业乃至农村组织、自然人，类似这样的贷款，简单地将其划归资产管理公司而最终由全民来承担损失，至少在笔者看来并未见得怎样公平，此其二也。

    再从效率角度看这个问题。资产管理公司系处置不良贷款的专业机构，并非专营核销的财政机构。它的比较优势在于特殊的政策优势、完备的操作手段以及大规模处置的规模效应。试想，当这些纷纷以创建中国第一流投资银行为己任、拥有几乎全能牌照并荟萃一流人才的专业机构，面对全国4万余家农信社杂乱如麻的不良贷款时，除了徒唤奈何，还能怎样？更何况，大量的信息成本更会将这种不经济推向极致。

    客观地说，上面提到的这些问题，在当年四大银行剥离不良贷款的过程中，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显现，所谓“一之为甚，岂可再乎？”摸着石头过河自然没有问题，但人不能两次踩进同一条河里亦属正道，两者并不矛盾。

    农信社的不良贷款，事关“三农”大课题，当然不可等闲视之，且已到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但是，这种使命感、迫切感、为历史而负责的公心并不能成为今天草率行事的借口。恕笔者直言，关于资产管理公司，从其成立之初起，我们就一直没有解决好他们的定位问题。到今天，这些公司成立已经三年有余，在已经积累了大量的经验教训的条件下，如果仅仅因为农信社减负，而再次简单地将其作为“口袋”公司而不当使用的话，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葛丰）

    《国际金融报》 2003年06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