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的一些经济现象引发了人们对粮食安全观的不同看法。作者认为，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问题，２００５年也不会出现粮食隐患。理由是：在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形势下，我们应该用新的粮食安全观看待当前的粮食问题。新的粮食安全观包括，全球和开放观、市场调节观、结构与总量观。

为此建议，第一、政府暂且不要急于大量抛售库存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让农产品价格相应上浮，这不但对农民有利，也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有利。第二、取消一些支持粮食出口的相关政策，以减少粮食的出口量。第三、保护耕地资源是维护长期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第四、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救济贫困人口。第五，政府要在适度控制货币供给，防止经济出现结构性过热的情况下，严加市场秩序管理，严厉打击借机囤积居奇、哄抬食品价格，以扰乱市场的行为。

一、用新的粮食安全观看待当前的粮食问题

最近，有两大事件影响了人们的粮食安全观：一是全年粮食产量有可能跌破９０００亿斤，预计为８７００亿斤，比上年减产４００多亿斤。这是１９９８年以来我国粮食连续五年减产，２００３年粮食产量已比当年１０２４６亿斤产量减少了１５４６亿斤。二是下半年以来特别是九十月份，粮棉油以及猪肉、蔬菜等大宗农产品价格大范围、全面上涨。比如１０月份，广东省的花生油每市斤上涨１．０元，涨幅１８％；标一大米每斤上涨０．１元，涨幅９％；鲜猪肉每斤上涨０．５元，涨幅８％；安徽油菜籽和水稻收购价格分别上涨了２０％和１０％；黑龙江省的小麦收购价格上涨了３２％；吉林省每吨玉米价格上涨了１５－２０元；河北、山东两省的玉米每吨价格上涨了５０－７０元；陕西省关中地区近期小麦市场零售价格上涨了２４％、玉米上涨１７％、棉花每公斤籽棉收购价格同比上涨了４１．５％、猪肉零售价格比年初上涨了７５％；每斤鸡蛋销售价格南京涨到３元，北京涨到２．８元。

面对粮食减产和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国内学者对当前以及未来粮食安全状况的看法出现了分歧。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粮食安全没有问题，政府对此不必过分担心；而另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粮食供求已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粮食的供不应求拐点将发生在２００５年，未来三年内中国粮食将发生严重问题，对此政府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在分析粮食减产的原因时，大多数学者普遍认为主要因素是：第一、农业结构调整一方面引起粮食播种面积大幅度下降，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减少了１４８４６万亩，由此使粮食生产产量减少了８７０亿斤，占粮食减产总量的７８．８％；另一方面单产下降，从１９９８年到２００２年全国粮食每亩播种面积产量由６００斤下降到５８６．６斤，由此使粮食生产产量减少了２１０亿斤，占粮食减产总量的２１．２％。第二、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新的城市化浪潮和开发区热导致耕地迅速减少。９０年代以来，全国有国家级、省级和省以下开发区３８００多个，占地达到５４００多万亩，数以千万计的耕地资源减少必然会造成粮食以及其他农产品生产能力的下降。第三、退耕还林、还草也引起耕地总量减少和粮食总产量的下降。自１９９９年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政策以来，退耕还林、荒山造林已达２亿亩，如果其中有５０％是原来的坡耕地，则耕地总量会减少１００００万亩。

到底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是不是出现了问题，供不应求或者说粮食隐患是否会发生在２００５年？我认为当前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问题，２００５年也不会出现粮食隐患。理由是：在新的国际和国内环境形势下，我们应该用新的粮食安全观看待当前的粮食问题，新的粮食安全观包括全球和开放观、市场调节观、结构与总量观。

第一、要在全球化和进一步对外开放的环境下看待新时期的中国粮食安全。我国人多地少，耕地、水资源极为稀缺，今后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耕地、水资源严重不足的矛盾将更加突出。面对如此矛盾，要将大量稀缺资源用在粮棉油糖等资源密集型农产品生产上，势必会加剧稀缺资源的短缺矛盾。在国内耕地、水资源严重不足的条件下，我国一定要用开放的视角解决粮食安全问题，而不能用传统和封闭的观念解决粮食安全问题。因此，无论从近期还是从长期看，我国根本就没有必要保持很高的粮食自给率，应根据农业比较优势将一部分粮食供给问题放到国际市场上来解决。实质上，进口粮食就等于进口土地和水资源，也等于进口“生态环境”产品，这可以大大缓解我国农业资源不足和“生态环境”产品紧缺的矛盾。我以为，近期我国粮食自给率只要保持在总消费量的９０％左右就是安全的，远期可以降到８０％左右。以此衡量，当前我国国内粮食供给波动属于正常范围，不必过于担心。从欧洲、日本、韩国以及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经验看，在对外开放条件下以全球视角解决本国（或地区）粮食问题，并不会对本国（或地区）的粮食安全构成威胁，反而有利于粮食安全。在开放度较高的国家或地区，当面临国内食品资源不足时，真正威胁粮食安全的因素是外汇支付能力。从我国目前国际收支状况看，到今年９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已达到３８００多亿美元，年末有可能突破４０００亿美元。在外汇储备充足的情况下，我国完全有外汇支付能力从国际市场上进口粮食，以弥补国内供给不足。中国从国际市场上增加进口粮食，完全不必担心国际市场粮食供求波动，因为一旦国际市场粮食供给偏紧，粮食价格上涨，世界上北美、南美和欧洲等一些国家的农业休耕地马上会投入到粮食生产中，促使粮食增产，实现新的供求平衡。

第二，要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看待中国的粮食安全。以前，我国粮食的供求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靠行政力量调节的，由于从下到上和从上到下信息传递失真和滞后，往往导致政策反映过度，人为的将粮食供求波动放大了。比如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我国粮食产量超常规增长，就与我们的政策反映过度有关，由于在经济过热的情况下担心粮食短缺，我们将粮食收购价格提高了１倍以上，由此导致粮食生产平均每年增产３００多亿斤，远远超过了当时的市场需求。于是出现了粮食积压和过剩，价格连年下跌。近几年，市场调节粮食供求关系的作用在明显增强，在市场作用下农民调减粮食播种面积、减少粮食生产是对过去超常规增长的正常反映，是一种市场回归行为。当前，如果政府不干预市场，让粮食价格继续上涨，农民会很快调整种植结构，大量增加粮食播种面积，在一个生产周期即半年时间粮食供给量就会增加。因此，政府应该相信市场，让市场调节粮食的供求关系。我认为，受市场作用明年粮食播种面积会增加，在没有大的自然灾害影响下，粮食产量会比今年有一个增长，国内粮食自给率又会超过９０％。

第三，要在食品供求结构与总量的大概念下看待的粮食安全问题。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生产和供给已经发生了转折性变化，这就是从过去的以粮食生产为主转向多元化生产，粮棉油糖、畜禽、水产、蔬菜和水果供给全面增长，在此背景下仅仅盯住粮食产品波动来判断食品安全问题，观念显得太狭小，思想也太陈旧。如果粮食有减产，而其他食品生产明显增产了，中国的粮食乃至食品安全就不必过于担心。从食品需求方面分析，９０年代以来，城乡居民的食品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方面是人们直接消费的口粮迅速减少，另一方面是消费的肉禽蛋奶、水产品、水果等食品数量大幅度增长。例如，从１９９０年到２００２年，城市居民人均消费的口粮下降了４０％，肉禽蛋和水产品消费量增长了６６．８％，水果消费增长了２４．１％；农村居民人均口粮消费下降了１０．３％，肉禽蛋和水产品消费量增长了５７％，水果消费增长了２４５％。由此可见，城乡居民在食品需求结构中以其它食品对粮食的替代性明显增强了。如果仅以口粮衡量，目前城市居民每年需要的粮食总量不足６００亿斤，农村居民需要的口粮大约４４００亿斤，若不考虑肉禽蛋饲料用粮，当前我国的粮食生产总量则远远超过了城乡居民的口粮需求。此外，衡量粮食的安全还要有总供给的概念，既要考虑粮食生产量，也要考虑库存量。如果将两个变量都考虑进去测算，当前全社会粮食库存总量超过６０００亿斤，今年粮食生产量是８７００亿斤，粮食总供给资源约为１５００亿斤，而我国全年粮食消费总量约为１００００亿斤，扣掉合理的安全储备量（国际通行储备标准是一国粮食消费总量的１７％－１８％，由于我国市场不完善按２０％折算）２０００亿斤，我国仍然有３０００亿斤过剩储存。因此，当前我国粮食仍然是总供给大于总需求，如果明后两年粮食产量均能达到９０００亿斤，全国粮食供给依然不会出现安全问题。

最后，需要学术界和决策界注意的是，当前粮食以及其他大宗农产品全面涨价，除了农产品供给原因之外还是一个货币现象。１９９８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５年粮食减产，惟独今年出现了较大的粮价反弹。在粮食总资源供求平衡或供大于求的情况下，粮价上涨实质上是一种货币现象。进入２００３年以后，我国货币总供给量偏多，贷款量增长也偏快，由此导致货币与基本生活品特别是食品的比例关系失调，最终引起价格上涨。比如，今年１－９月份我国广义货币Ｍ２同比增长了２０．７％，比去年末余额增加了２８５６０亿元，贷款量累计增加了２４７１５亿元，比去年同期多增加了１１１７５亿元。很显然，以高于ＧＤＰ增长速度与消费品价格上涨速度之和去增加货币供给和贷款，必然会使货币沿着商品供求链条推进农产品价格上扬。

二、几项政策建议

目前，国内主要农产品价格上涨带有必然性，它是在粮棉油等产品价格连续多年下降之后的一种恢复性上涨，是一种低水平的价位回归。这种价格上扬对增加农民收入极为有利，政府应该及时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让农民增收。近期，粮食及食品价格上涨不会对城镇居民的生活构成多大威胁，到２００２年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已经降到３７．７即食品支出仅占总支出的三分之一左右食品价格涨几分或几角钱并不会影响他们的正常生活但这对农民增加收入非常重要。因此，对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价格上涨政府不要反映过度，也不要急于干预市场。

在既要增加农民收入又要杜绝粮食安全隐患的前提下，当前政府可适当采取如下对策：

第一、政府暂且不要急于大量抛售库存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让农产品价格相应上浮，这不但对农民有利，也对国有粮食企业改革有利。借此机会，国家可加快推进粮食流通体制改革步伐，将主产区的粮食收购市场尽快放开，同时把流通环节的粮食补贴直接补贴给农民。

第二、取消一些支持粮食出口的相关政策，以减少粮食的出口量。１９９９年以来我国已连续４年累计出口谷物４５００万吨，今年１－９月又出口了１４４７万吨，这对调节国内粮食供求关系，减少库存压力，防止粮价暴跌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当前形势判断，明年不宜继续大量出口粮食，为了减少出口，建议取消粮食出口相关优惠政策。

第三、保护耕地资源是维护长期粮食安全的关键所在。无论是从短期还是长期看，粮食减产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耕地资源的大量减少。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在城市化、开发区热和高速公路热的推动下，许多可供粮食生产的良田被大量毁坏，如果这种势头不能得到制止，不久我国将会无地可耕。因此粮食安全的关键是保护耕地，是储存粮食生产能力即“藏粮于地”。为此，要坚决执行最近国务院办公厅７０号文件精神，清理开发区用地，依法停止乱批、乱占耕地。同时，鉴于近几年我国已经退去上亿亩不适宜种粮的坡耕地，再退空间不大，而且业已退耕还林的其中有许多需要加强管理，进一步提高退耕还林效率。因此建议今后两年放慢退耕还林步伐，把退耕还林的主要政策目标放到提高还林效率上。

第四、健全城乡社会保障体系，救济贫困人口。粮食及食品价格上涨，对一般人来讲影响不大，但对城乡贫困人口影响较大，建议中央和各级政府建立和完善贫困救济体系，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城乡“穷人”，实行粮食救济政策。有两种方法可以选择，一是根据目前食品涨价程度提高提高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线补助标准。二是为处在贫困线以下的“穷人”发放粮食券。

第五、目前，中国经济已经加大油门开始进入快车道，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速度加快，货币投放量也在明显增加，此时既是粮棉油等农产品不减产价格也会上涨。特别是在货币与食品价格关系上，当货币供给增长超过国内生产总值和消费品价格增长之和时，食品价格上涨则是一种被放大的效应。面对此种形势，政府要在适度控制货币供给，防止经济出现结构性过热的情况下，严加市场秩序管理，防止有人借机囤积居奇，哄抬食品价格，扰乱市场，对这种不法行为要进行严厉打击。

（作者马晓河：国家发改委产业发展研究所）

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12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