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缓刑不是一种刑罚，而是对被判处拘役、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犯罪分子，根据其犯罪情节和悔罪表现所规定的考验期。这本是一项既体现惩处又显示宽大精神的刑罚宣告制度，但是，现在有些地方，缓刑正成为某些官员获罪后的避难所。

1月9日，有媒体报道两则消息：一是河南省郑州市中原区某局副局长闫某酒后驾车，造成一死两伤后驾车逃逸，在不远的路口与另一辆车追尾相撞，法院一审判处闫某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二是四川省营山县原县委常委、组织部长李某某违规驾驶公车撞人致死，经一审判决，李某某被判有期徒刑1年，缓刑2年。

这两起案件的主角差不多都是副县级的领导干部，在基层都不是小人物，刑事犯罪的事实也都不复杂，判决结果更是大同小异。按照目前的司法制度，两名获罪的官员现在不必被关押，也不必被管制，只在判决后，由法院将判决书送其所在机关或基层行政单位，以便了解其在缓刑期间的表现，予以教育；如在缓刑期内，没有犯新罪，对他所判之刑就可以不执行了。但大家都知道，驾车逃逸致人死亡的案件，不同于一般的交通肇事案件，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三款规定:“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闫副局长不仅致一人死还有两伤，最后只落个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交通肇事致人死亡的通常判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如属违规驾驶的要加重处罚，但现在对那位组织部长非但不予加重反而做了从轻处罚。这两起案件的结果难免会使人产生疑问：是不是因为官员身份的特殊就可以拥有格外的豁免？是不是因为是官员就可以比其他普通司机特殊一些而躲过牢狱之苦？获罪的官员拖着一个缓刑的“尾巴”，对法律而言总不是一件雅观的事情。

我们担心官员缓刑现象成为法官们的潜规则，并不是没有道理。当权力干预着司法公正的时候，司法审判的公正性，时常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当然，这里笔者并不是在做有“罪”推定的假设，只是担心，有形无形的缓刑“尾巴”，很可能最终会演变为司法审判制度上的一个漏洞———官员获罪不同于常人，必然有很大的社会影响力，但最后三年以下刑期的官员，统统都缓刑了，就会使人们感到在官员和平民之间，法律的天平发生了倾斜，官员有对刑罚的部分豁免权。还有，如果三年以下刑期的官员都有缓刑的必要，那么，法庭的审理因为受到权力的干预，重案轻判至三年以内以争取缓刑机会的枉法事件就会增多。法律宽容了不该宽容的人，所直接损害的就是社会的正义和秩序。

在腐败现象被不断围剿并仍能够逐步升级的现实中，我们很有必要提出一个问题：监狱不仅是惩戒平民的场所，也是惩戒获罪官员的场所———这是法律公平的最基本起点！（康劲）

法制日报 2004年1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