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期间，全国政协人口资源和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向大会提交了一个关于性别问题的提案。据李伟雄介绍，2002年，我国每出生100个女婴，同时就有117个男婴诞生。照此趋势，到2020年，全国将有三四千万处于婚育年龄的男青年无女可娶。

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一向敏感的新闻界这回似乎是“集体失语”，没有几家媒体对李伟雄的发言作过报道，也许是“两会”热点太多，而4000万光棍毕竟是十几年后才会发生的事，眼下还引不起记者们的兴趣。然而，我认为，这不是“将来时”，恰恰是“现在时”，而且还是“现在进行时”！从婴儿出生性别比的失调中，可以看出我们社会的诸多矛盾与问题。

首先，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并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轻易消失，它仍然占据着相当大的市场。分析性别比失调的原因会发现，在许多人的头脑中，还顽固地存在着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陈腐观念，都希望多生儿子传宗接代。这不仅表现在农村，也反映在沿海一些中小城市里。受此思想的影响，女孩在家庭中地位偏低，许多父母消极对待女儿的教育、医疗问题；而在农村，出嫁妇女、离婚妇女及其子女的户口、责任田、口粮田及土地补偿费，得不到公正的对待。另外，妇女在婚后居住地选择、家庭财产继承权等问题上也往往得不到平等对待。这一系列问题，反映了我们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其次，社会针对女性的歧视和不平等规定还很多，女性的社会地位仍有待提高。如果说，传统思想是造成男女性别比失调的深层原因，那么，其现实因素则是妇女仍然没有取得与男性的平等权利。相对男子，在经济生活方面，妇女的资源获取机会仍普遍不利、收入水平仍普遍偏低、权益保障仍普遍显弱；在政治生活方面，妇女在国家和社会事务管理中，尤其是在领导权、决策权的参与度、参与层次、参与比例、参与渠道上受制仍较大。而经济、政治生活中的弱势又自然会延伸至妇女在现实的家庭、社会生活中的各个方面。比如，社会上通行的男60岁、女55岁退休的年龄界限，就是在受到传统性别观念的影响下制定的，因为它预先设定了在精力、体力乃至能力等方面的性别差异。所以，要做到两性的真正平等，还有待社会的更加进步。

第三，男女性别比的失调，更集中暴露出了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滞后。性别比失调最严重的还是农村。据在安徽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如果让农民自行选择，出生性别比将达到144。这主要是因为农村的现实情况决定了男性劳动力是家庭的顶梁柱，父母老了主要靠儿子赡养。一些地方虽然为农村独女户或双女户办理了养老保险，但是农民每年养老金也就够买两袋面粉，这种不疼不痒的保险对农民没有真正的吸引力。此外，一些地方的计划生育奖励政策不能兑现，这些严峻现实很容易产生示范效应，让那些本想遵守计生政策的农民打退堂鼓，想尽办法生儿子。

第四，男女性别比的失调，也反映了政策的薄弱之处。我国计生政策的重点一直都是降低生育率和优生优育，对出生性别比重视不够。许多农村计生部门经费紧张，人手短缺，他们为了完成生育率的硬指标，就已经力不从心了，正如基层计生干部所说，“超生我们都管不过来，哪还管得了他们生男生女”。

在控制人口方面，我们曾经有过失误，付出过巨大代价。而男女性别比的失调所折射出的这多重社会问题，处理不好将使我们面临比控制人口更为困难的局面。因此，要尽快解决这一问题，上述分析告诉我们，短期必须依靠国家的强力干预；长期则需要我们更加显著地提高妇女的社会地位。 （邓聿文）

南方都市报 2004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