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年，中国经济学界研究中国GDP增长速度与就业增加量的关系，曾经得出GDP增长每上升一个点，可增加80—350万就业的不同测算数值。那么，中国就业与GDP增长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数量关系呢？

2020年之前的就业压力

按照中国人口生命表和其他相关的系数计算，从1994到2020年，中国的就业供给量主要形成于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城镇新增劳动力共计要增加8138万人，年平均供给量480万左右。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如果每年按照1%的速度提高城市化水平，向城市转移进来的劳动力共计有16043万人，年平均转移950万人，而且是一个从2004年822万开始到2020年1050万这样一个年转移劳动力量逐年增加的过程。三是由于国有、集体企业改革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再就业的劳动力供应，从2004到2016年，需要消化4550万人，年平均350万人，而且是一个从650万到50万人的下降曲线。这样就2004至2013年10年看，每年增加的劳动力供给大约为：500万的新增城镇劳动力，500万的下岗再就业需要安排，农村向城镇转移的1000万人，年新增总劳动力为2000万人。

收入型GDP的增长

劳动收入是形成GDP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2003年农民工工资收入看，每年农民工在城镇工作的时间如果平均为10个月，月工资为800元，年收入大约为8000元；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工资水平平均估计在1500元左右，年收入水平约为18000元；而下岗再就业的城镇劳动力，需要新增的国民收入来容纳。下岗再就业者如果每月平均工资为1200元，则年收入为14400元。

劳动收入形成GDP，反过来说，增加就业，需要GDP的增加来容纳。因此，全部解决城镇新增劳动力就业的GDP为900亿元，全部解决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的GDP为800亿元，全部解决下岗再就业劳动力的GDP为600亿，共计需要2300亿元。2003年GDP总量为116694亿元，不算资本所得等创造的GDP，2004年仅安排当年所发生的新增、转移和再就业劳动力，工资一项就需要GDP增长2%。如果，再考虑工资水平提高，以及消化往年失业的一部分劳动力再就业，还需要工资性GDP增长率0.5到1个百分点。

如果在2004年度，农民收入按照5%增长，城市居民按照9%增长，加上新增就业工资增长速度，“吃饭”需要GDP增长4.5%。

需要投资的规模

考虑到每年消化往年失业人口500万，每年需安排2500万人的就业，那么这需要多少投资呢？按照世界劳动力就业的规律和这几年的情况判断，我们假设其中10%的劳动力选择从事自由职业，70%的劳动力在中小企业中得到就业，15%的劳动力在大型企业就业，5%的劳动力在政府等部门就业，每人就业投资分别需要2、10、50、10万元。

这样，自由职业者就业规模为125万，需要投资250亿；在中小企业就业1750万，需要投资17500亿；在大型企业中就业375万，需要投资为18750亿；在政府等部门就业的125万，需要投资为1250亿。安排全部就业需要的总投资为37750亿元，加上20%的维持简单再生产的折旧和维修投资，以及30%的社会设施投资（如公路、城市基础设施等），在投资结构不失衡的情况下，全年可能需要75500亿元投资。2003年全社会投资为55118亿元，2004年投资增长率可能为36.9%。关键是就业需要的投资压力较大。如果维修折旧和社会投资降低到45%，则社会总投资需要68636亿元，2004年投资增长速度可为25%。

最低增速与合理增速

我们看到，2003年劳动力新增就业增加的工资性GDP为2100亿，9.1%的增长速度中有1.8个百分点是由新增就业工资性增长引起的，2.8%是原有就业者收入增长贡献的；其他4.5%增长是由投资增长引起的。但是，可以看出，总投资中，就业需要的投资占55%，其他4.5个百分点的GDP增长中的近2.5个百分点是由就业投资引起的。因此，就业及就业需要的投资引起的增长至少为7%。以此类推，说明就是不进行折旧维修和其他基础设施的建设，在2004—2013，甚至到2020年，中国满足就业需要的GDP增长速度不能低于7%。

其他方面，满足日益增加的社会保障的需求，每年GDP要增长0.8个百分点。要求GDP增长的最大的压力之一来自于养老保障。最保守的测算，未来25年，我国养老金缺口达到1.8万亿人民币，赤字运行时间二十多年，年均缺口700多亿。更大的问题是，进城数亿务工农民养老需要建立保障。还有农村农民的养老保障。以不变价计算，2004—2020年，农村老人最低消费需要27000亿人民币。

未来城镇失业及低收入人群的保障压力也很大。即使我们能一年在城镇创造2200万个工作岗位，从2004—2008年，失业的劳动者每年仍会不下4000万，按最低的标准，每年每人提供2400元的资助，也需要1000亿的支出。医疗保障压力也不小。一是城镇现有职工的医疗保障改革，大病统筹；二是进入城镇的农民工还要纳入医疗保障体系，以免因病致贫的城镇人口越来越多；三是农村的医疗保障，政府、村和个人三方共建的体制，也需要大量的投入。

满足科教文的发展也需要GDP每年0.6个百分点的增长率。我们将尽快使全国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2010年力争达到5%。本世纪头20年，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黄金发展时期”，同时也是一个“矛盾凸显时期”。只有科技人才要素全面介入，才能形成一种低消耗、高产出的增长模式，完成我国在市场化、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的双重转变。从科技和教育发展总体水平看，要完成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使命，必须增大教育投入比例。此外，其他如交通、城市基础设施和公益建设、国防等等发展需要，也需要每年0.7个百分点以上的GDP增长。

因此，总体上，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最少也得有7%以上的增长速度，这是一个“吃饭”和就业的速度；平均9%，控制在10%以内的增长速度，是一个能满足就业和兼顾发展的合理的增长速度。（作者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研究室副主任、教授）

解放日报 2004年6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