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行对美贸易模式走到尽头

贸易摩擦频发 外汇储备陡增 人民币升值

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晚１９时，国内外市场上喧嚣了近３年之久的“人民币升值论”忽然变成了现实。

中国人民银行以一纸《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公告》宣告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和汇率水平均发生了变动，我国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起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终于结束了实施了１０年之久的非正式盯住美元汇率制度。

“这条消息注定是本月全世界最大的经济新闻，今年全世界最大的经济新闻之一，也很有可能成为日后经济学教科书上政治博弈的经典案例。”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博士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应该寿终正寝的，还有若干过时的对美贸易政策。”

鼓噪了几年的“人民币升值论”终于以人民币对美元小幅度升值２％暂时给人们一个“出其不意”的交代。然而，回顾近几个月来中美贸易间发生的各种事件——无论摩擦还是合作，不管妥协还是紧逼，细心的人们不难发现：中国在对美贸易的诸多问题上，处处受制于人，时时处于被动！

纺织品贸易摩擦争端未决，知识产权保护问题谈判进展缓慢，中海油竞购优尼科（Ｕｎｏｃａｌ）压力重重……这是近段时间以来中美贸易呈现给人们的一幅图像。

“中美经济关系正值‘动荡纷繁’的多事之秋。”美国总统布什１９日在华盛顿出席同澳大利亚总理霍华德联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时毫不避讳中美经贸出现的问题。

是什么原因导致中美经贸陷入“多事之秋”？又是什么原因，使中国在对美贸易的过程中，显得如此被动？

或许，我国的外贸进出口模式、外向型经济的弊端已经逐渐显现；在对外贸易的大交换中，中国是获益还是受损了？这些，都需要人们重新认真审视。

中国正从国际贸易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央，其一举一动都备受各国瞩目——尤其是持续了近３个月之久的中美纺织品贸易摩擦。

从５月３１日起，美国商务部部长古铁雷斯、农业部部长约翰斯及贸易代表波特曼等多组人员在一周之内相继到达中国，与中国国务委员吴仪、商务部部长薄熙来等高层官员进行谈判。

然而，在导致贸易关系恶化的具体问题上，双方只是“一再重申各自在中国纺织品出口和知识产权等问题上的既有立场”，谈判几无进展。

７月１１日，在北京举行的第１６届中美商贸联委会上，关于中美纺织品贸易的诸多冀望也付诸阙如。

“出现这些问题，是一个发达国家与一个发展中国家所处的客观经济实力所决定的。”梅新育说，“美国的很多做法，对中国是十分不公正的。”

根据ＷＴＯ的条款，从２００５年１月１日起，纺织品配额将在全球范围内取消，而ＷＴＯ协议中《纺织品与服装协议》（ＡＴＣ）也规定，美国对 中国实行“设限”的３种纺织品（针织布、胸罩及睡袍）也是属于自由贸易的范畴。

为此，中国对美方的做法十分不满。商务部副部长廖晓淇表示，美方的做法，“背离了世贸组织倡导的贸易自由化的基本精神，违背了世贸组织《纺织品与服装协定》，不符合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相关法律的规定”。

然而，事实似乎并非如此简单。

“这几年来，我国的纺织品出口政策搞得相当过分。”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对中国经济时报说，在对美贸易尚有很大调整空间的时候，政府的经济政策把握不当。这是我国在对美贸易过程中出现被动的主要原因之一。

《中国加入ＷＴＯ议定书》第１６条即“特定产品过渡性保障措施”及《中国加入ＷＴＯ工作组报告》第２４１－２４２段之规定，为美国对中国纺织品实行特殊保障措施提供了“借口”。

仲大军说，美国有一部分人打起贸易保护主义的招牌，维护本国纺织工人的利益，这是正常的反映。“然而，我国大宗的物资流向美国，大量的廉价原材料和劳动力资源为美国人服务，他们占了大便宜还要反过来找中国的麻烦，这需要我们好好反思。”

“这是‘一个劫匪和一个良民所做的交易’。”梅新育分析说，除了美国“蛮不讲理的野蛮行为”外，中国的对美贸易处于被动还有两大原因。

首先，中国对美的贸易依存度过高。目前，除了欧盟之外，美国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近年来，我国对美贸易依存度由１９９７年的５．４％上升到２００３年的８．９５％，由于对美贸易依存度过高，与美国发生各种形式的贸易摩擦在所难免。

其次，忽视价值成本的出口战略，导致中国对美贸易顺差增幅过快，这成为了部分美国政客“刁难”中国的理由。

除了纺织品贸易摩擦之外，中美两国在知识产权保护、中美贸易逆差等问题都产生了一系列不同程度的摩擦，而在这些贸易争端当中，美国显得较为主动——频频向中国施压。

“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仲大军说，“我们的对外贸易模式是需要反思了。”

中国贸易顺差肥了谁

“我国对美出口的商品，有点不计成本的味道。”梅新育说，“由于普遍存在低价倾销的问题，中国的资源白白送给了美国。”

造成这种“盲目出口”的局面，跟中国的对外贸易战略不无干系。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高级经济师赵丹阳向中国经济时报分析，以纺织品出口为例，认清中国在对美贸易中到底是获益还是受损了，可为对美贸易进行“管中窥豹”。

２００１年，美国取消对中国１０５种纺织品服装配额中的２９种，２００２年上半年中国对美国纺织服装出口由于数量大量增加，而造成价格下跌，跌幅度达３０－５０％（下跌幅度主要包含中国失掉的２９种配额租金，还包含因竞争造成纯单价的下跌。）

如全棉针织类３３８／９Ｓ配额价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０日为美元３２．６９／打，平均单价约１００美元／打。配额约占出口价的１／３。２０００年中国３３８／９Ｓ类别有１８７９０００打，该项配额收入（ 租金）约为６１４２万美元。中国当年只要出口２亿美元的服装，就可得到６千多万美元的净收入。而到２００５年该项配额取消时，按照中国目前出口服装行业平均利润，约需出口２０亿美元以上服装，才能创造６千多万美元的利润。同样，３４７／８类别也需出口上十倍的增长，才能抵消配额收入的损失。

２００５年，纺织品配额全部取消，中国获得利益低于配额时代。因为中国大规模的扩大纺织品服装出口所得利润首先要弥补上１０亿美元配额租金收入的损失。美国出于国内政治因素，会使用“特保条款”和反倾销措施来限制中国纺织品服装进口的激增。假使中国达到所需的约３００亿美元的对美纺织服装出口，中国也为此付出巨大的资源，特别是能源，水资源和环境污染的代价。同时，中国还要面对美国国内代表纺织业利益集团的政治势力和国际上纺织服装出口国联盟（伊斯坦布尔宣言）的反对。

“一个出口额１０００万的企业和一个出口额５００万的企业获利同为１０万，哪家值得称赞？丰收减利，这是农民都知道的常识。”赵丹阳说，“出口总量增长，而收益没增长或跟不上出口总量的增长，中国的利润就这样转移到了美国。”

“由于贸易交换量极不对等，长此以往，我国将永远被发达国家挤在国际分工中的低端水平。”仲大军说，我国的资源、能源透支完以后，中国可能会逐渐穷下去。

“这种外贸模式，是典型的‘重商主义’。”仲大军说，“重商主义”主要是指这样一种发展模式或发展现象：勤俭节约，省吃俭用，重储蓄，轻消费，吃苦耐劳，积极肯干，尽量压低自己产品的成本，扩大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量和出口量，赚取更多的外汇。

然而，这种“创汇”的思维却使我国在对美贸易中损失巨大。因为我国的外汇储备以美元为主，由于人民币近几年来币值过低，使得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造成大量国民财富流失。

仲大军对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算了一笔账：譬如，我国每年从日本进口１０００亿美元的东西，日元一升值，就需要拿出１２００亿美元去购买这些东西。而我国每年出口日本１０００亿美元的东西，现在日本人只需要８００亿美元就可以买到原来需１０００亿美元才能买到的东西。这一贵一贱，中国的国民财富在进出口贸易中无形地转移到他国。以一年损失２００亿美元计算，折合人民币就是１６００亿元。

假设２００４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为１万亿美元，比去年要增长大约２０％。去年的外贸出口是４５００亿美元，２００４年增长２０％大约是５５００亿美元，也就是增加出１０００亿美元的出口。以１０％的利润率来计算，多出口１０００亿美元也就是１００亿美元的利润。但这１００亿美元的利润远远无法抵消出口多付出的２００亿美元。

出口创汇（储备美元）的结果，使中国在国际贸易（尤其是对美贸易）中资源外流、国民财富外溢。

“这种发展模式完全是一种将自身资源和资产廉价向外界出卖的模式。”仲大军说。

“在外汇短缺的发展初期，这种‘出口创汇’的外贸模式是无可厚非的。”梅新育说，“然而，已经发展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在我国外汇储备已经高达７０００亿美元的情况下，应该毫不犹豫地抛弃这种思路。”

除了出口创汇使我国在对美贸易中造成国民财富外流之外，过分的顺差追求也是我国对美贸易的弊端之一。

长期以来，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中，顺差是成绩而逆差总要刻意避免，这几乎成为了大多数政府官员追求政绩的目标。然而，盲目追求顺差在目前的发展阶段却未必是好事。

据国家海关等部门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同比增长３２．７％，而进口仅增长１４％，这种高出低进的局面，使得贸易顺差达到３９６．５亿美元，突破了２００４年全年水平。鉴于我国今年上半年贸易顺差形势，预计全年将超过７００亿美元，其中对美贸易顺差可达１０００亿美元（美方预计今年对华贸易逆差更高达１９００亿美元）。

如此高额的对美贸易顺差，不但使美国对中国经济“指手画脚”找到了借口，而且使我国大量的物质向美国转移。

“美国对我国的巨额贸易逆差，是由其国家（国民）低储蓄、高消费的事实决定的。”梅新育说，“但是，中国对美的高额贸易顺差却不见得就是值得高兴的事。”

梅分析说，这种高额的顺差，恰好说明了我国商品对美国市场的依存度过高，这对于一个发展初期的国家，可能是件好事；但对于经济已经发展到相当程度的大国，“是一件比较被动，比较危险的事情”。

目前，顺差逆差已经不再是实物之间的交换，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速，顺（逆）差的性质已经改变——就对外贸易而言，它已经变成了货币贸易，当我国向美国输出大量实物的同时换来的却是一纸美钞；而我国储存的美元却很少变成实物，手中通过顺差换回的 美元除了具有安全与储存的意义之外，没有其他好处。

据摩根士丹利公司统计，从１９９６年到２００３年，中国的廉价商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６０００多亿美元，大大高于中国海关统计的这８年期间中国对美国的２２９１．８亿美元贸易顺差，几乎等于美方统计的这８年里美国对中国的６０８７．６亿美元的贸易逆差。５月９日英国《金融时报》载文指出，中国贸易顺差使得贸易逆差的美国更加富裕。

“只有傻瓜才会如此盲目追求顺差。”仲大军认为，美国通过纸币获得了我国大量的实物资源，而这种获得是建立在我国大量商品廉价出口的基础之上；“除了美国部分政客借此打‘政治牌’之外，大部分美国人肯定在偷着乐呢。”

“不考虑成本追求顺差的做法，已经跟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极不相符。”仲说。

由于对出口创汇及顺差问题等认识存在误区，我国对美出口贸易看似不断增长，可事实却是大量国内资产落入美国人之手。“这是赔本赚吆喝的买卖。”仲大军说。

“这种试图以出口拉动经济发展的外向型经济模式就像毒药。”梅新育说，“刚开始，可以起到治疗的作用，但时间长了还再继续使用——那只有死路一条了。”

中国对美的外贸战略，已经到了非调整不可的时候了。

对美贸易战略的终结与调整

加入ＷＴＯ以后，我国的对外贸易发展迅速。２００４年，我国在全球贸易排位中名列美国、德国之后，成为了名副其实的贸易大国。

然而，经济发展的同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也迅速攀升。据商务部统计，２００２年我国外贸依存度为５１％，２００３年是６０．２％，而２００４年，达到了７０％。除了欧盟以外，作为中国第一大单一贸易国的美国，也已经成为中国（大陆）对外贸易中最主要的依存国家。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晋平分析说，随着投资带动下的贸易转移，发达国家或地区将大量的产业转移到中国大陆，同时也将其对欧美市场的贸易顺差转移了过来；然而，由于我国出口产品在国际分工属于相对低端的水平，依存度的增高只是表现数量型的增长，对国内产业结构升级、国民福利的贡献相对有限。

“这是‘外需为本’的外贸贸易战略造成的结果。”梅育新说，今年一系列的贸易争端，应该足以警醒人们对这种外贸模式的反思与调整。

同样以纺织品出口为例，由于很多中国企业（包括外企）缺少相应的约束机制，竞相压低价格用于出口。由此造成的损失大都转嫁到工人的身上，而企业却可获得国家给予的“奖励”——出口退税。

“奖出措施实质是以追加支出我国的物力和财力来取得出口的增长。”赵丹阳说，“这种鼓励输出廉价产品的做法，不但恶化了我国的贸易环境，也牺牲了国民福利。鼓励和奖励的措施越多，我国国民福利牺牲的代价越大。”

赵曾撰文分析，从劳动等价交换看，税收主要用与政府服务支出和国民福利。如出口退税，这就产生一个问题，为出口商品提供服务的出口国政府和国民，如基础设施建设，治安环境，环境污染等得不到补偿，变为无偿服务。出口国国民不能从出口税收中得到福利，甚至负福利，如生产出口产品的环境污染等。

２００４年中国出口约５５００多亿美元，约占我国ＧＤＰ的４０％。而我国ＧＤＰ的１／４以上又是由享受减免税的外资企业创造的。也就是说有超过５０％以上的ＧＤＰ不能给中国带来税收收入，不能给中国国民带来福利，甚至占用国民福利和国民纳税。

由于政策性的出口退税，造成如纺织品这样的产品出口规模无法通过市场调节出口总量。但中国的内需不足，要靠国际市场弥补，使中国又不能采用完全市场化的外贸体制。因为出口（进口）都不是市场化操作，造成的结果是产出低效，降低了经济增长的效率。

据了解，以外向型经济著称的浙江省去年就出现了一种新的“负面效应”：财政增收难度加大，尤其是出口退税出现了严重的“收不抵退”。

“为了提高本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而给以一定的政策倾斜并无不妥，但那只能是鼓励如电子科技等新兴产业在内的少数领域。”梅新育说，目前大规模的出口退税政策，已经到了需要调整的阶段。

除此之外，外资优惠政策也为人所诟病。２００４年，在华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总值为６６３１．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０．４％，占全国外贸进出口比重５７．４％。其中出口３３８６亿美元，同比增长４０．９％，占全国比重５７％，在高科技出口领域，这一比重已经超过了８０％——这些数据说明，外资已经成为了我国外贸发展战略中重要的一环。

“改革开放初期的招商引资曾给我国经济带来不少的‘热力’。”梅新育说，“但现在重新审视，外资优惠的政策必须终结。”

外资优惠政策的存在，使得在华投资的外国（美国）企业获得了“超国民待遇”。内资企业在管理、技术水平均相对落后的情况下，根本无法与其进行竞争。

“这是一种利润过度外流的政策。”仲大军说，很多各级政府部门不但多年免收外企的各种税收，还要让其白白使用土地等资源，这种做法不但使我们国家几乎得不到任何收益，既付出土地、环境等资源代价，又捞不到什么实惠，在一定程度上是在为外资无偿做奉献。目前出口量居高不下的外贸形势足以说明，外企在不断从我国“拿走”更多的利益。

“现在，中国已经成为美国企业投资的天堂，很多企业不但压榨工人、廉价使用劳动力，更有各级政府为其保驾护航。”仲大军说，外企在尽情享受着“超国民待遇”赚取巨额利润的同时，却为中国的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这种只能让我们始终在低端产业链徘徊的不计利益的政策，我们还有必要持续下去么？”仲大军问。

无论是出口退税还是外资优惠，最终的指向是我国目前以外需拉动为主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

梅新育说，中国经济的发展有两种思路，那就是以‘外需为本’的外向型经济与以‘内需为本’的内向型经济。２０多年前，由于客观形势的要求，我国选择了外向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并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然而，随着发达国家产业升级的完成，外向型经济的高潮也即将过去，“要想成为经济强国，不调整发展战略将使我国陷于被动。”梅说。

在对美贸易问题上，要“解放固有思想的束缚”，不能盲目追求顺差。更多获得外部的资源，更多的进口并不是坏事。

仲大军认为，近几年的对外贸易发生的事件，已经向人们警告，我国必须改变自己的发展战略，从传统的“重商主义”向“借贷主义”转变，这种发展模式是：不怕借不着钱，就怕多攒钱。

由于我国是一个高储蓄的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会从一味地依靠外力向主要依靠内力发展。今天的中国，正处在这样一个转折点。

“为了实现这场由外向型经济向内向型经济的战略性转移，除了努力实现我国在国际和国内两个利益的平衡之外，应该在扩大内需上多做文章。”仲说。

在６月份由中日两家媒体联合主持的座谈会上，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与日本学者青木昌彦进行的对话中，也表现出了对当前发展模式的担忧，吴敬琏说：“以目前中国经济的总量，继续沿用旧模式增长几乎是不可能的，不但中国无法承受，恐怕世界也无法承受。问题出在哪里？我想还是在于制度。在过去２０多年间，中国无论经济制度还是政治制度都颇有变革，但至今离现代市场经济还有很大距离……”。

仲大军认为，对美贸易的旧模式如果再不及时调整，不让市场多说话，政府少管制，“中国肯定是要吃大亏的”。

人民币升值对中美贸易的影响

对于人民币升值后，可能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在第一时间采访了相关经济学者。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博士认为，人民币汇率调整有利于缓解对美贸易不平衡，改善贸易条件，扩大内需，增强货币政策独立性，提高金融调控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促使企业转变经营机制，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加快转变外贸增长方式，提高国际竞争力和抗风险能力；有利于优化利用外资结构，提高利用外资效果；等等。

他表示，人民币升值以后，在对美贸易中还需要注意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打消美国部分人士对人民币进一步迅速升值的预期。因为，如果人民币汇率变化过快，会影响到国内各部门的生产经营。

第二，人民币升值以后，政府如果有秩序地放松海外投资管制，将有利于中国扩大从美国的进口。但从长期来看，初级产品不应在目前就大规模地扩大进口——因为其价格普遍在高位运行，按照普遍规律，初级产品的价格可能在两年左右之后才能下行。在扩大技术装备进口方面，则不能牺牲国内的装备产业发展空间。

第三，避免中国资本外逃，防止对外投资出现“大跃进”的行为。

北京大军经济观察研究中心主任仲大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人民币升值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他认为，年内央行还有再次调整人民币汇率的可能。

仲大军表示，从长远来看，人民币升值的得益者是中国而非美国。升值不但意味着人民币资产价值提高，而且，作为资源进口大国，人民币升值降低了进口价格，对于我国急需的石油、矿砂等初级产品和需要引进的技术装备而言，是个有利的消息。

“升值越早，损失越小。”仲大军说，因为人民币迟迟不能升值，廉价的货币和出口商品导致大量外资涌入中国和美元大幅度贬值，美国的贸易逆差越来越大，而中国的外汇储备却与美国逆差同步增长，这实际上是美国向中国输出钞票，中国向美国输送出口实物。这种方式在当今金融经济时代“得不偿失”。

仲大军认为，稳妥、渐进地对人民币进行升值，不管对于我国对美贸易的发展，还是解决目前国内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各种矛盾都大有好处。  

（见习记者 庞皎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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