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秀琴：在1996年国家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前，所有的国家公派留学的项目都是由当时教育部的留学生司，后来叫外事司，又叫国际司，由政府出面操作。过一段时间就发现出现了一些棘手的问题，政府处理起来也比较难，也没有很有力的措施，简单地讲就是有一些留学人员由于各种原因不能按时回来，政府就没有有力的措施让他们回来。当时我也在教育部国际司，我们就研究了其它国家都怎么做，发现绝大部分国家凡是这类政府的项目，都是委托一些独立法人的事业单位代表政府来执行，这个好处在哪儿？就是可以用法制化的手段，用经济手段来约束留学人员回来，比如跟留学人员签约，留学基金委就做得到，但是教育部就很难跟留学生签约。

主持人：那有什么不行？

张秀琴：我觉得他们不如我们做得好。

主持人：您给我们比较一下，比如说作为教育部跟公派留学生之间签一个约，说你到国外去留学，学成之后必须返回，和跟留学基金会签约有什么不同的地方？

章新胜：你这个问题问得好，第一，由过去部门签约派出变成整个国家的意志，国家的行为；第二，作为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它就可以用法制的轨道，同时它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做。而政府主要是一个行政的手段，而且行政也是要依法行政，依法监管，所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同时你可以看出，我们国家这样的做法和世界上发达国家，和世界上大多数在留学工作走得比较先进的国家，不但是齐步的，而且反映出我们中国的特色。

主持人：刚才秘书长说到一个很实际的问题，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就是回来的问题，之所以成立这个基金会，也是在某种程度上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回来，直到今天仍然有人打着这样的问号，觉得花着国家的钱把这些人送出去了，怎么保证他们就一定能够回来，你们有把握吗？

章新胜：你这个问题问得也非常重要，现在讲起来是比较轻松的，可是当时做决策的时候，不论是教育部和国务院各有关部委也好，还是我们国家国务院等主管领导来说，还是不容易的一个选择。因为我刚从安哥拉回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开非洲地区的战略规划的磋商会，我就和安哥拉的教育部长在谈这个事儿，他说我们的忧虑很大，我们主要是请外国专家来讲，我们是担心派出去以后，他们不回来了。

主持人：不仅咱们担心，看来别人也担心。

章新胜：对。成立之前，回国留学的事情是有过一度低潮的，当然这里有这些原因，也有西方国家采取的某些优惠措施，或者某些抵制的措施有关，但是总体而言，就像刚才秀琴同志介绍的那样，国家留学基金委成立以后，是一个综合性的措施，所以既有法制的措施，也有学业和专业以及业务发展的一些举措。还有一些经济上的举措，比如说签约派出，违约要退回等等。

主持人：我有一个疑问，比如说我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我跟国家签了约，读完了四年我应该回来，我不回来国家总不能把我绑回来吧，我面临什么样惩罚的措施？

张秀琴：刚才章部长其实讲过，就是他一定要履行他行前跟国家留学基金委所签协议的承诺，这个具体的承诺就是要把国家用于他留学的经费全部返还，同时加上30％的违约金。

主持人：换句话说国家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你要全部返还，还要再乘以30％，这叫违约金。

张秀琴：对。

主持人：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张秀琴：有。

主持人：多不多？

张秀琴：应该说不多，但是确实有。

主持人：什么样的情况呢？比如说他们遇到什么样的情况，他们就不选择回来了？

张秀琴：各种情况都有，有些人心中老想读学位，他是访问学者，他一定要读个学位，国内的单位也觉得他应该读一个学位，但是他跟我们签的协议里是不可以这样的，所以他就把钱还来，违约金交掉，继续学习。还有一些是由于个人原因，比如说他在国外，他的夫人或者配偶又去了，他又不能马上回来，他愿意陪她，这种情况下也要交钱。

主持人：还有一种情况，我作为一名公费留学生，我在国外，国外有一家公司或者科研机构能够给我提供比在国内更好的科研条件和工作条件，我宁愿支付这笔钱也不愿意回来，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张秀琴：个别情况是有的，但是他肯定要讲他要在国外发展一段时间，最后再回来，但是我们讲，你是回来了，但是没有按期回来，一定要把违约金和罚金都必须交回来。

主持人：你爽约了，你必须得支付这笔钱。对于他们的约束只有钱吗？比如说对他们来说我就不回来了，只有130％的罚款吗？

张秀琴：我们目前的协议里只有这一条，但是我也听到很多人跟我们讲，你们干吗不把这些人的名字公布？他们不诚信，但是据我们分析，我们所遇到的爽约的人是情况很复杂，有些人确实是过了半年、一年、两年有回来的，所以我觉得还要给他们留一条后路。

主持人：你不公布他们的名字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是鼓励他们回来的。

张秀琴：对。

主持人：你如果公布他们的名字等于断了他们后路了，想回来也回不来了。

张秀琴：对。这个担心其实也不是说少数人，可能有不少人都有这样的担心，但是我可以给你两个比例，你就会发现我们现在的留学人员回国在我们基金委从事这样工作的人心目中已经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在1978年到2005年，整个国家公派留学的回国比例是70％以上，但是1996年到2005年，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国率是97.02％，也就是说这个比例在逐渐上升。

主持人：这能约束住更多的公派留学生吗？

章新胜：我觉得公派留学生的返回，第一条，还是在选派这一关，我们选派是公开、公平、公正的，而且有单位的推荐，他们一般都是单位的业务骨干，这一点是我们基本的政治判断。第二条，根本一点，也是祖国综合国力的增强，现在不光留学人员，全世界各方面，在座的有很多外国来的留学生，他们都把中国看成是发展机遇最好的地方之一。第三条，我们支持留学，鼓励回国的各项政策措施，创造留学生能回来的大环境和小环境。第四条，还要解决留学人员回国以后实事求是的后顾之忧，比如说他们的子女，国外的教学的体制、课程、标准和这儿就是差别很大，如何能实事求是地使他们的子女就学，家属的就业等方面能够提供方便。

主持人：今天现场有一位北京邮电大学的校长林金桐先生，我想您的经历可能更有说服力，就是公派留学生怎么面对出国学习，然后再回来这样一个过程。

林金桐：我是1985年到英国留学。第一年是公派，从第二年开始，我们后来叫做自费公派，也就是英国的学校有奖学金，自费公派。后来又有三年在别的大学工作的经验，一共在英国待了八年。

主持人：1993年您回的国？

林金桐：1993年回国。

主持人：我看到了您的一些报道，知道您在英国的经历，应该说到1993年面临选择的时候是留还是回，当时您的选择应该说太多了，比如说您在英国，用我们老百姓的话说混得很好，有很多大公司、大的学术机构都争相在留您，1993年应该说经济发展可能没有现在物质上的这种条件，在我们国家物质上可能没有今天这么琳琅满目，但为什么您还是选择回来？是因为自己是公派学生，必须回来，不回来就要交违约金，还是什么其它原因？

林金桐：并没有人强制我回来，那时候对留学生的管理也是相当开放和自由的，但是一种事业上的追求，还有文化的归属感，还有民族的归属感驱使自己下决心回来。

主持人：这是一种道德上的追求，但是我觉得人是生活在很现实的生活中的，有一些利益上的考虑，不能回避，比如说回来以后，我会面对一种什么样的生活和工作情况，我留在那儿生活工作情况又是什么样的，刚才章部长提到了很多大政策、环境，小政策环境，当时您回来的时候，教育系统也好，包括您出发之前的北邮也好，给您一种什么样的期许，让您真的能够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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