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5月28日，我们的儿子罗伯特·乔治来到人间。婴儿带来的欢乐令人陶醉。他长得稍大一些后，我们外出活动，总是三个人，再加上一辆婴儿车和一根手杖。

    1967年7月我们有过一次难忘的旅行。在机场，航空公司为斯蒂芬及时提供了轮椅，服务人员让他坐在轮椅上，推着他直接通过海关和护照检查处，送到登机室。我抱着罗伯特，背着装满旅途用品的大包小包，紧紧跟在后边。刚到达登机室，广播里就宣布我们的航班推迟了。

    我们坐在闷热的登机室里等着，罗伯特急切地喝完了瓶子里稀释的蔷薇果浆，而那应当是让他在去西雅图的一路上喝的。我把罗伯特放在斯蒂芬的膝上，去排队领取免费的三明治。等我回来，看到眼前的情景，吓得目瞪口呆。罗伯特仍然安全地坐在父亲的膝上，身子舒适地靠在斯蒂芬胸前，甜蜜蜜地笑着，斯蒂芬用胳膊搂着他。可是斯蒂芬的脸上现出一种痛苦的表情。一大股黄水顺着他的新裤子流下来，犹如河水泛滥。黄水流进他的鞋里，他却呆在那里束手无策。我丢掉三明治尖叫起来，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尖叫。

    一个胖胖的护土，身穿绿色衣服，不知从何处冒了出来，开始进行处理。她立刻抓住轮椅，把轮椅连同上面的父子两人往回推，不顾通道上官员的询问，过了护照检查处和海关，来到一个幼儿室里。在那里，她为婴儿清洗，把为斯蒂芬擦洗的任务交给了我。这时，扩音器里发出我们那个航班的最后一次登机通知。护士沉着冷静，接通了中央控制台，告诉他们飞机必须等我们。就这样，罗伯特在刚刚七个星期大的时候，就得到了为他而延迟国际航班起飞的“殊荣”。斯蒂芬则不得不穿着那条裤子，经历了长达九小时的壮观旅行。

    1967年，斯蒂芬受聘于西雅图的巴特尔研究所。在西雅图，我独自照顾残疾的丈夫和幼小无助的儿子。秘书告诉我们，巴特尔研究所离我们住的房子很近，大约只有两英里。不管是两英里还是二十英里，对我们都没有多大差别：必须开车把斯蒂芬送到那里去，而要送斯蒂芬也就必须带着罗伯特。这意味着一大早就要帮助斯蒂芬穿衣吃饭，接着给罗伯特喂奶和洗澡——是按这个顺序还是颠倒过来，就看谁的需要最急迫……

    罗伯特一周岁的那年夏天，我和斯蒂芬带他去海边度假，第一次让他用提桶和铁铲玩沙子。在那里，我遭遇了没有预料到的两难困境：需要同时照顾两处。斯蒂芬的行动速度减慢了，而罗伯特的速度加快了。斯蒂芬发现在松软的沙子上行走困难，我也是一样，因为我一只胳膊扶着他，另一只胳膊挎着提包、铁铲、毛巾和折叠椅。此时，罗伯特却跑开了，一直冲向大海。幸好海岸上退潮的速度不快，因此我们避免了不幸的事故。

    后来，又发生过罗伯特误喝药水中毒的事件。在医院里，当护士宣布罗伯特虽然仍未摆脱危险，但情况不会再进一步恶化时，我惊恐地想起我把斯蒂芬独自留在家里了，而他几乎不能自己照顾自己！哪里最需要我？是在医院里和昏迷不醒的儿子在一起，还是和肢体残疾的丈夫在一起？没有我的帮助，斯蒂芬有可能摔倒，有可能摔伤，也有可能噎住而窒息！我把孩子交给护士，冒着蒙蒙细雨一路跑回去找斯蒂芬。谢天谢地，有朋友来帮助斯蒂芬起了床，带他去上班了。

    以后，我们又有了两个孩子。斯蒂芬经常问我是不是可以陪他去某个遥远的地方开会，但我无法忍受把孩子放在一边。斯蒂芬以极其坚强的意志追求他的事业，并且获得了巨大的成功。通过出席各种会议，他感到他在扩展自己的生命，宣示了自己在国际舞台上的存在。但是我成了他的孩子的母亲，对孩子们同样负有责任。

    那种情景常常造成一场严峻的竞争。斯蒂芬问我是不是愿意和他一道去纽约、普林斯顿；我深表歉意，婉言拒绝。斯蒂芬仍然每个星期非常耐心地重复同样的问题，直到我开始发狂。我内心充满愧疚感，觉得是我使他受到压抑，使他因缺乏理解而悲伤。

    我们成了自己巨大成功的无辜牺牲品，这简直是一个莫大的讽刺。公众形象和家庭现实之间不仅存在巨大差异，而且二者实际上正相互冲突。运动神经疾病并没有被征服，它仍然迈着缓慢而无情的步伐向我们走来。尽管我们竭尽全力维持我们的自尊所依赖的一切正常的虚假外表，那种疾病却支配着我们和孩子们的生活。

    在智力方面，斯蒂芬是一个巨人，总是认为自己绝对正确，而我也一直顺从他；在身体上，他则是那么无能为力，处处依赖别人，和任何一个新生婴儿一样。对于他，我扮演的完全是母亲的而非爱人的角色：我为他喂饭、洗衣、洗澡、穿衣服、梳头和刷牙。我已经承担起他生活中的所有方面，我渐渐地变为一个全能的母亲，只是不承担护士的任务——由于我没有受过那方面的训练。人们可能仰慕这样一位天才，但是这个天才没有可以拥抱我的有力臂膀，没有可以满足我的渴望的力量。

    我准备尽力压抑我的本能，发展以志同道合为基础的比较平静、可爱的关系，希望我们可以重建和谐与平静的心态。有朋友提出我可以通过参加某些消遣活动而获益，如参加当地教堂的唱诗班。我听从了这个建议。

    斯蒂芬真诚地鼓励我对音乐的新兴趣。每星期都有一次，他提前回家照看孩子，以便给我一个小时的时间，去上一个晚间发声技巧学习班。

    在一个黑暗的冬夜，唱诗班指挥乔纳森·赫利尔·琼斯同我一起走在大街上。我们开始交谈起来，我很多年没有那样与人交谈了。我有一种怪异的感觉，好像遇到了一个相识已久的朋友；那个陌生人使我的一些模糊的回忆清晰明朗起来。我们谈论唱歌、音乐、几个都认识的熟人以及旅行，我得知，他刚结婚一年的妻子因患白血病去世了。

    1978年1月，在斯蒂芬去美国的三个星期里，我和声乐班的一伙熟人参加了一个音乐晚会。在那里与乔纳森偶然相遇。这次相逢之后，乔纳森便在每星期六或星期天的下午来我家教我女儿弹钢琴。最初，他严格控制上课的时间，后来便多呆一会儿，帮我练习舒伯特的歌曲。此时，斯蒂芬在罗伯特的卧室里指导他操纵玩具火车，并且成为我们自己的舒伯特歌曲演唱会的听众。过了几个星期以后，乔纳森开始提前来我家吃午餐或者教完课以后留下来吃晚饭，并且帮着照顾斯蒂芬。

    以后，我们经常会偶然相遇，并且对那种非同寻常的巧遇感到奇怪。我们常常站在路边谈话，不在意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不在意我们正要去的地方。我遇到了一个理解面对死亡时的紧张和艰辛生活的人。1978年5月，我们同到伦敦看展览。他那时宣布，他准备承担起照顾我和我家庭的义务，不论将来发生什么事情。那时，我们坐在教堂的一个安静的礼拜室里，远离游人的嘈杂声，他的那番无私而又感人的承诺，把我从黑暗生活的真空中拉了出来。

    斯蒂芬最初对乔纳森表现出一种男性的敌视。他尽力表示出在智力方面对乔纳森的优势，但是他不久就沮丧地发现这个办法既没有必要也没有效果，因为乔纳森根本就没有和他竞争。乔纳森是个无私的人，很注意别人的需要，随时准备对斯蒂芬的无助、微笑和眼神作出反应，而不在意他的鼎鼎大名和超人智力。在乔纳森的影响下，斯蒂芬变得更温和，更平静，也更善解人意了，好像他也觉得自己可以松一松在同命运的斗争中所穿的盔甲了。

    我们三人齐心协力，开始了一个异乎寻常的时期。

    音乐成为我精神复生和成长的途径。在乔纳森的陪伴下，我又热心于演唱舒伯特、舒曼、勃拉姆斯和莫扎特的歌曲。

    在上世纪80年代，斯蒂芬沉浸在国际社会对他的欢呼声中，我的生活发生了巨大变化：一方面，护理小组来到我们家，给了我急需的帮助，把我从极度紧张和劳累中解脱出来；另一方面，乔纳森一直任劳任怨地支持我，给了我精神上的鼓励，并且献身于我们全家，使我长期受压抑而休眠的各个方面开始重见光明。

    多亏了乔纳森，我可以指望有一群现成的观众。无论我在哪个教堂或音乐厅演出，他都会安排我的家人，包括斯蒂芬、我父母和孩子们，一同前往。在剑桥，大多数音乐会的举办地点离我们家很近，步行就可以到达。只要音乐厅入口处是平地，不要上一溜台阶就行。在远离我们家的乡下，要参加音乐会就比较困难了。在那种情况下，如果其他人不去，乔纳森会自愿开车沿着漆黑的蜿蜒小道走数英里，带斯蒂芬一人参加。不止一次，我们的指挥斯蒂芬·阿姆斯特朗已经举起指挥棒，正准备落下去时，教堂的大门敞开了，一阵寒风呼啸而入，轮椅的吱吱声宣布“宇宙之王”到达。斯蒂芬·阿姆斯特朗总是泰然自若，松弛一下举起的手，放低胳膊，对包括我在内的合唱队温和地笑一笑，似乎这样打断演出没有什么关系。对于他的宽厚，我总是非常感激。

    斯蒂芬到国外去的时候，或者我们驾车去欧洲大陆某个地方接他的时候，我和乔纳森才偶尔犹犹豫豫地让那可怜而又柔弱的爱情小草显露出来吹吹风，开一会儿花。甚至在那时，它也常常是用紧张而负疚的泪水浇灌的。有一些人，固守着绝对的道德标准，对我们的显然不合常规的生活方式侧目而视。我们的生活方式给传统道德带来的挑战远远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能力。他们不相信，我和乔纳森也清楚地意识到那种生活违背常规，并在实际上一直经受着良心的折磨。

    斯蒂芬开始只是英美科学界的知名人物，由于他的《时间简史》一书取得成功，他开始誉满全球，成了全世界崇拜的人。1988年10月，我陪同斯蒂芬去巴塞罗那，出席西班牙文版《时间简史》的发行仪式，在那里，我们初次感受到那种崇拜的氛围。无论斯蒂芬到哪里，都能被认出来，只要他出现在大街上，总是吸引大批行人驻足，向他鼓掌致意。在众人注目之下，我感到有些不自在，无论是走路、抬头还是微笑都感到别扭。我本人也应邀接受了一家妇女杂志的采访。作为斯蒂芬的知识伴侣，我们又一次夫唱妇随，进行了令人满意的合作。

    这种生活也许注定会发生改变：一个叫伊莱恩·梅森的护士渐渐成为斯蒂芬生活中的重要人物，她所具有的专业训练，使她能注意到斯蒂芬的每一个怪念头。当我收到斯蒂芬的一封信，说他打算和伊莱恩·梅森生活在一起时，我知道一个时期行将结束了。1995年5月，在斯蒂芬和我办了离婚手续的四个月后，斯蒂芬结婚了。1997年7月4日，我和乔纳森也成了眷属。

    摘自《音乐移动群星——霍金传》简·霍金著赵伯英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年3月版

    《文汇报》2002年2月22日